SARS阻击战需要澄清的重大科学问题

　　从诊断、药物到疫苗

　　——SARS阻击战需要澄清的重大科学问题

　　□本报驻京记者李虎军

　　面对SARS的突然袭击，科学家们临危受命。固然，SARS病毒本身还有很多个未解之谜，但不容忽视的是，在目前铺天盖地的报道中，同样有很多易于引起误解、需要澄清的问题。在这场悲壮惨烈的遭遇战中，全世界科学家的反应速度应该算是快的，但这个速度是不是足够快呢？抑或，当我们在急于求成时，会不会蓦然回首，发现自己已陷入欲速则不达的尴尬境地？

　　诊断：何时能确诊

　　每天下午4点，人们都会去关注卫生部的疫情通报：全国又有哪些地方新增了多少SARS临床诊断病例。

　　这些临床诊断病例果真都是SARS病例吗？并非如此。

　　按照卫生部公布的SARS临床诊断标准，一些感染上普通肺炎，但并非感染上SARS的病人，也完全有可能被误诊为SARS病人。实际上，如何准确诊断SARS病人，在其他国家同样是一件棘手的事情。而世界卫生组织(WHO)的SARS疫情通报中，对临床诊断病例的称谓是：可能病例(probableSARScases)。

　　之所以称其为“可能病例”，是因为如果不结合真正有效的实验检测手段，仅仅依据临床症状，以及“与SARS病人有过密切接触”这个比较模糊的标准，是无法真正确诊的。

　　这种不确定性，使得SARS的防治难上加难。开发出真正有效的SARS病毒检测方法，自然成了科学家孜孜以求的目标之一。

　　早在3月26日，位于德国汉堡的Bernhard-Nocht研究所，已率先公开推出一种检测SARS病毒核酸的方法：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据5月8日英国《自然》杂志报道，这种方法如今已在全球150多家实验室得到应用，检测所需的阳性对照RNA则可以从该所免费获得。

　　PCR方法可在发病早期(但不是如国内某些媒体宣称的潜伏期)进行诊断，但其检出率有待提高，而且，检出结果为阴性时也并不能排除病人感染SARS的可能性。因此，据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病毒研究所李德新研究员介绍，对那些被隔离观察的疑似病例(WHO称为suspectedSARScases)，仅凭一个PCR阴性的结果，是不敢解除隔离的。

　　4月19日，从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传来好消息，该所研制出了检测SARS病毒抗体的ELISA(酶联免疫吸附分析)检测试剂盒。这种方法目前也是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采用的主要检测手段。

　　在5月8日的一次记者会上，CDC主任朱莉·格伯尔丁称，已向美国各州和地方实验室推广ELISA方法。而采用这种方法，如果发病21天后检出阳性结果，即可确诊为SARS病人。

　　但是，ELISA方法依然存在重大缺陷：它不能用于早期诊断，以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研制的ELISA试剂盒为例，只有当发病时间超过10天-21天，阳性检出率才能达到90%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开发出切实有效的、又能用于早期诊断的检测方法，依然需要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

　　治疗：特效药难寻

　　5月7日，WHO给出了SARS病死率(指所有病人中死于某个疾病的比例)的最新估算：14%-15%。

　　这个数字大大超出了WHO先前的估计。寻找更为有效的疗法，降低SARS病死率，也因此显得更加迫切。

　　目前，在临床治疗上，国内主要采用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等人提出的大剂量糖皮质激素加无创或有创通气疗法等，取得较好效果，广州“非典”的病死率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解放军302医院姜素椿教授因抢救SARS患者被不幸感染以后，于3月22日亲身试验了恢复期血清疗法，即注射SARS恢复期患者的血清来进行治疗。在配合其它药物治疗后，这位72岁的老人康复了。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则从3月底对恢复期血清疗法开始进一步试验。到5月初，研究人员对外宣称，经过21天观察，20名患者暂时无人死亡，而对照组的20名患者则有3人死亡。不过，研究人员表示，恢复期血清能否作为治疗SARS的一线药物，仍需要更详细的研究评估。

　　与此同时，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各地的公立研究机构及私人制药公司还在积极寻找新的治疗药物，就连著名华裔科学家、纽约亚伦·戴蒙艾滋病研究中心的何大一教授也加入了抗击SARS的行列。5月11日，这位艾滋病“鸡尾酒疗法”的创始人与香港大学医学院科学家共同举行记者会，宣布正在联手寻找可阻止SARS病毒进入人体的抗病毒药物。

　　有报道称，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已经筛选出了两个可能的药物：β干扰素和半膀氨酸蛋白酶抑制剂，其中β干扰素更是被当作最有希望的候选。但是，该研究所目前仅得到β干扰素的体外试验结果(体外试验与体内试验结果可能会有很大差别)，而且所需剂量是正常剂量的10倍。正因为如此，格伯尔丁说，现在就对这两种药物的作用进行判断，实在为时过早。

　　在国内，由于SARS疫情十分严竣，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已经紧急批准了两种干扰素：军事医科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的重组人干扰素ω喷鼻剂和北京远策生物公司的重组人干扰素α-2b喷雾剂作为预防用药进入临床研究。

　　不过，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庄辉教授提醒说，“这两种干扰素仅仅是批准作临床试验。只有经临床试验证实有效后，才能用于人群预防，目前尚不能寄予过高的期望。”

　　在目前这种特殊情况下，SFDA既要为防治SARS的新药物提供方便，又要保证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而SFDA没有批准上述两种干扰素注射制品的治疗用途，而仅仅是批准其喷鼻剂(喷雾剂)的预防用途进行临床试验，大概也是一个折中的结果，因为注射制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更难保证。

　　实际上，寻找治疗SARS的特异性药物，是一个比寻找特异性诊断方法艰巨得多的任务。而找到这种药物后，要证明其有效性和安全性，乃至组织规模生产，也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5月8日，某新闻网称，北京几个大的接诊SARS病人的医院都在努力实现零死亡率。但是，专家指出，在没有生产出治疗SARS的特异性药物之前，实现这个良好的愿望难度极大。

　　疫苗：会那么快吗

　　4月底，上海某报称，上海科研人员保守估计，一种专门克制SARS的核酸疫苗一个月后可望研制成功，市民注射这种疫苗后，机体会主动产生全面免疫力，阻挡SARS侵入。

　　果真如此，这无疑是自抗击SARS以来“最大的好消息”。但这一报道很快遭到了专家的质疑和批评。一般说来，找到候选疫苗之后，只有通过严格的动物实验和三期人体临床试验之后，才能获准上市，而这一过程至少需要三到五年时间。当然，对SARS这个特殊的疾病，SFDA可能设立一些绿色通道，但证实疫苗有效性与安全性的程序绝不可少，否则的话，可能会带来另一场灾难。

　　“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种疫苗是在一个月内研制成功的。相反，许多传染病的病原体虽然在几十年前就已被发现，但至今其预防性疫苗仍未研制成功。”庄辉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也特别强调，即使在当前这种紧急情况下，也绝不能急躁，因为研究工作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

　　专家指出，至少在今年年内，是不可能有SARS疫苗推向市场的。既然如此，世界各国为什么还要投入那么大的力量研究SARS疫苗呢？这是因为，即使这一次人类幸运地遏制住了SARS，它今后还有可能卷土重来。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在SARS疫苗的研制中，也存在一些令人乐观的因素。例如，科学家此前已经开发出对预防动物冠状病毒感染有效的疫苗，这说明SARS疫苗也是完全有可能开发出来的。

　　其实，即使SARS疫苗能够在三五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研制成功，但由于疫苗接种率不高、病毒可能发生变异等各种原因，也并不意味着问题就彻底解决了。例如，乙肝疫苗1986年就研制成功，甲肝疫苗1991年就研制成功，但乙肝和甲肝仍在困扰着人类。

　　人类与SARS病毒这种自然界最卑微生物的战斗，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科学正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对科学寄予不切实际的期望，更不能采取不科学的做法(如大量人群长期大量服用所谓的SARS预防药物必然出现不良反应，同时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毕竟，科学研究有其自身的规律，种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和不科学的做法，都将使正处于灾难中的人们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