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封锁下的情感生活

　　

摄影姜晓明

　　本报驻京记者

　　李海鹏

　　在SARS的阴影下，我们更多地体味着自己的内心———平静、恐惧、孤独、忧伤……脱离了纷繁的日常生活，这些情绪来得如此清晰而强烈。或者，是多种情绪的混杂。无可否 认的，爱情、友情、家庭，我们也感受了更多的人情温暖。

　　也许，是对生命本身的留恋，使得我们褪去了张扬的欲望，关注手边凡俗的幸福。正如张爱玲笔下的《倾城之恋》，那对勾心斗角的情侣，因为香港的陷落而得到了成全。

　　“……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这个专题所记录的，是灾难中人类心灵的一瞬间。

　　在潜伏着危险的空气中，手绘卡片被挂在北京人民医院门口轻轻摇晃的槐树枝上，这是SARS时期人们的情感生活的一个象征。它意味着尽管灾难当前，人们仍可作出一些美好的选择：不是走向自私，而是走向互助。

　　谁也无法否认，由于疫病的烈性传染，人们之间的距离突然被恐惧大幅度地拉开，但同时，从问候电话、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中，人们也体验到了比平时更多的人情温暖。

　　即使只能对身边人群进行直接观察，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个危难时期正在制造一种“回到过去时”的情感生活方式，就像在逝去的农耕年代里一样，人们更懂得唇齿相依，更为彼此爱护，家庭关系变得紧密。

　　在北京电影学院读研究生的杨蕊给她的男朋友打电话，“王冲霄同志，让我看你一眼吧。”由于男友供职的中央电视台正在开会，他只能下楼5分钟，两人匆匆见了一面。在长达10年的相处中，他们还从没觉得有这种“仓促看一眼”的必要，而在非典时期，她却突然感到非如此不可。

　　也是由于SARS，杨蕊突然多了很多从未见面的朋友，她的妹妹在北京读大学，每天心情紧张，要给姐姐打十几通电话缓解压力，电话打到5月份，常常是妹妹说完，妹妹的同学再来说。“我觉得自己像个心理医生似的，或者像个姐姐，但是特有意思的是我不仅不烦，还觉得这个角色很好。”杨蕊笑着说，“我成了非典型时期里特有的非典型好人。”

　　很多人都曾经担心，正在经历的这段时间会在历史上被记述为“2003年春，北京瘟疫……”，但是也有一些戏剧化生活的爱好者，特别地期望着它是一个恋爱的季节。在网上，从《霍乱时期的爱情》到《屋顶上的轻骑兵》的一系列题材相关的文学作品被适时谈论，带有文艺风格的、疫病与爱情之间的关系，似乎格外值得幻想。

　　在北京的一个舞蹈爱好者团体举办的聚会上，在一家巧克力公司担任主管的吴丹手中捏着点燃的蜡烛，跟一个男演员喝酒。她已经暗恋这个男演员3个月，“我心里想，SARS也许能够成全我跟他的一段爱情故事。”

　　两个月来，北京的离婚率下降了50%，这大概是因为人们不愿意出门，因为结婚率在同样下降。不过呆在家里至少有个好处，让你意识到家人的确实存在。

　　在中信文化公司上班的储逸飞明白过来了，“以前真是意识不到，一周回父母家一趟，呆12个小时，没多大一会儿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他甚至说不清楚自己以前最在乎的是什么，是篮球还是自己的小胡子，但是现在意识到了，非常明确，就是亲人、女友。“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危险当中，要是比喻成大海上漂流着无数的木筏，那么我是跟亲人呆在同一个木筏上。”

　　与他类似的是，北京惠新里小区的张宇也醒悟到，不能让妻子独自承受恐惧。从2002年世界杯前开始，他与妻子分居，5月2日，他为妻子在居委会办了出入证，两人重新生活在同一套房子里，真正开始了生死与共。他的行动体现出中国人在危险迫近时的心理反应模式：什么矛盾也比不上情分。

　　要是死了就什么都没了———在疫病流行的城市中，在事实上，这句话成为了人们更愿意付出爱意的理由。

　　如果从常识角度揣摩，我们会认识到，当商业活动大幅度减少，人们的商业追求也受到了抑制。而从宽泛的层面说，是对生命本身的留恋，使得人们褪去了张扬的欲望，珍惜手边凡俗的幸福。

　　这个时期中真正值得庆幸的事实，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民间层面，也许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对生命的尊重和爱的本能，正在自觉起来。它没有演变成美国式的“9·11”之后的疯狂做爱，也没有激越地表现为“重压下的美质”，而是以带有中国文化特征的方式，表现为推己及人式的爱民、爱家、爱人。每个人都会期望，这个爱的潮流形成矢量，由此春夏两季，冲向无限深邃的未来。

　　当然亦应相信，疫情并未泛滥得不可控制，奠定了这一良性变化的基础。由惊慌自利到沉稳互助，人们经历了心理承受曲线的第一个转折点，但并不意味着在假设的更剧烈的危机面前，就不会经历第二个反向的转折。

　　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要是特别特别严重，我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还是这样。”

　　疫病是暂时的，平常生活才是基本形态。因此真正有意义的期望也许是，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城市对自己付出爱意的记忆，可以同对危机的记忆一样长久。对于物欲的再评价，对于异化的新审视，对于古老人情的再考量，应该属于建设的范畴，而不应止于偶然的“重现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