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粮国税”牵动农业兴衰

　　王东京 李莉

　　皇粮国税，古已有之。直到今天，“交公粮”一词，仍是中国农民的口头禅。其实，公粮就是农业税。解放后，农业税曾长期征收实物(公粮)，1985年改为缴纳现金，尝试由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可是，农民卖粮交税，多了一重交易，平添许多麻烦。如果碰到谷贱伤农，出现卖粮难，农民负担更重。考虑到国情和农业的特殊性，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财政 部又明确规定，农业税征收采取两种方式：既可以货币缴纳、货币结算；也可以实行“实物征收，货币结算”，即按规定品种中等质量的公粮数量、计税价格，折算农业税金额，农民以粮纳税，依质论价，以完成金额任务为准。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税作为一个独立税种，充分考虑了我国农业发展水平、生产特点以及自然条件、历史传统等因素，有自身鲜明的特点。按税法规定，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益的单位和个人，都要缴纳农业税，征税对象是农业总收益。照理说，就总收益课税，有点像所得税，但是所得税的征税对象是净所得，而农业税指的总收益，并不扣除成本费用，从这一点上看，它的课征方法又类似商品税。

　　我们知道，工商税收按月收取，长流不断。农业税却不能照方抓药，月收月缴。道理很简单，中国地域辽阔，自然条件不同，种植习惯各异，生产周期较长，因此，农业税只能在作物收获时节进行，一般分夏秋两季集中征收。但各地的具体缴税时间，也不可能齐头并进，税务部门要根据当地的自然情况，灵活掌握，及时收缴。

　　民谚云：白露早，寒露迟，秋风麦子正当时。农业生产受自然因素影响大，丰年稻谷满仓，荒年颗粒无收，都是时有发生的事。不过，虽然丰歉难测，可从较长时间看，农产品产量、价格还是相对稳定的。也正因如此，农业税的计税依据，不是当年的产量，而是常年产量，即根据土地的自然条件、当地的一般经营条件和种植习惯，在正常年景下所能收获的产量。常年产量一般按主粮(北方为小麦，南方为稻谷)评定，其他非主粮产品，要按一定标准，折算为主粮作为计税依据。

　　我们常说，农业不兴，无谈百业之兴，农业不稳，则诸业不稳。体现在税收负担上，农业税保持长期稳定。1958年农业税条例颁布，全国平均税率规定为常年产量的15.5%，这一税率长期保持不变。与其他按比例征取的税种相比，农业税有一明显不同，即实行地方差别比例税率。在实际操作中，农业税税率呈现两种形式，平均税率和适用税率。平均税率自上而下，依次为全国平均税率、各省平均税率，直到县平均税率。以国家规定的平均税率作参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各自的平均税率。譬如，黑龙江高居榜首，为19%，北京15%，新疆13%等等。到这里，中央就彻底放权了，各省再顺流而下，敲定地、州、县、市的平均税率，直至落实到基层。至于纳税人的适用税率，指的就是每个纳税人的税率。一般来讲，县级政府根据平均税率，结合纳税人情况，予以确定。

　　应该说，单从农业税的角度来看，农民的负担并不算重。国家规定15.5%的平均税率，只是个名义税率，现实中很少突破，目前全国实际平均负担率不到3%。农业税在财政收入中比重也是一路走低，以2000年为例，农业税为165.9亿元，仅占当年税收总额的1.3%。但近些年来，为什么农民负担不轻反重呢？听一听老百姓口传的谚语，个中原因便昭然若揭。“头税(农业税)轻，二税(提留统筹)重，三税(集资摊派)是个无底洞”。乱集资、乱摊派和乱收费，才是加重农民负担的罪魁祸首。农业部对100个县监测调查显示，2000年，农民上交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集资和摊派同比增长竟达21%。

　　为解决农村税费混乱问题，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从2000年起，我国推出税费改革试点，调整农业税政策。到2002年，试点范围继续扩大，涵盖了2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所谓农村税费改革，是通过税收形式，规范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分配关系。它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就是三取消、两调整和一改革，即取消乡统筹、教育集资等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其中农业税政策调整大刀阔斧，涉及计税面积、常年产量、税率等。在计税土地上，一改“一锅煮”的习惯做法，只对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征税；对于常年产量，固定在1998年前5年农作物的平均产量，并宣布保持长期稳定，这无异于给农民一颗定心丸。至于税率，更是使出大手笔，仍实行地区差别比例税率，但最高不超过7%，远在全国平均税率之下。农村税费改革，的确给试点地区的多数农民松了绑，一些农民夏季一次性缴清全年税款，便是对税费改革的肯定。

　　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农业税政策是否需要调整，还需仔细斟酌。西方许多农产品生产国，政府对农民不征反补，即不仅不向农民收税，反而给予直接补贴。譬如，2000年，美国对耕地的补贴为每公顷100-150美元；而欧盟诸国，对农业的补贴达到300-350美元。在我国，情况正好相反，不补反征，也就是说，国家不仅没有补贴，反而征收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计算下来，我国农业税费大约在每公顷100-150美元之间。这一正一反，相当于同等条件下，中国农民比美国农民每公顷多交纳200-300美元。再从农业经营规模上看，我国仅是欧盟国家的四十分之一，美国的四百分之一。经营规模小，但负担重，与外国农业同台竞技，我国农业自然没有优势可言。入世后，我国农业面临的状况更令人担忧。

　　综观全球，有三类税收与农业、农产品和农民有关。第一类，把农民作为一般国民的税收；第二类，对农产品流通的征税，如消费税、营业税、增值税等；最后一类，是我国采用的农业税等，针对农业生产的税收。前面说过，农业税不仅在总量上，而且在整个税收中所占的比例，都比较低。即便取消农业税，对总税收的影响无足轻重，却能惠及亿万中国农民。由此产生的资金缺口，不妨借鉴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做法，即征收消费税，取代农业税。有人算过一笔账，以2000年为例，我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34152亿元，假如按1%征收消费税，可征300多亿元，仍远远高出当年165.9亿元的农业税收入。当然，瓜熟才能蒂落，对农业税进行根本改革，还需左右权衡，周密论证，待时机成熟，才能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