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难题

　　“重修”上海，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一个话题

　　文/本刊记者戚娟娟

　　难题一：上海风格在哪里？

　　记忆中，上个世纪90年代的浦东大开发仿佛是一场轰天动地的迷乱都市化运动。美国摄影师罗伯特·莱克曾在美国最权威的建筑杂志《Architect》上毫不客气地描述彼时的浦东：“模仿是表示谄媚的最亲近的方式。但不幸的是中国建筑设计机构在不甘心向美国摩天楼示弱的时候，却将上海的天际毁坏得太多。”

　　“的确不能再像当年浦东那样搞了。”陈伟恕参与过浦东早期设计开发，时隔数年，这位当时的复旦大学教授、今上海实业集团副董事长言辞间颇有悔意：“当时感觉要创造出新的香港、要比新加坡好，要向纽约学，外国人来了说真的比纽约还好啊！但这是怎么样的社会形态？—没有自我，人始终处于一种很紧张的状态。”

　　浦东新建的结果不知算不算上海一块时髦的伤疤。10年间，上海的开发重心由浦西移向浦东，又由浦东移向了浦江两岸。在拼命追逐了一番新的空间之后，上海似乎又回到了来时的地方。

　　“上海不像中国人的上海。浦西的外滩很漂亮，但那是英国人的建筑；浦东高楼林立，都说是曼哈顿，也不像上海。我去欧洲出差，任何一个小国家都有自己风格的建筑，荷兰有荷兰的建筑，德国有德国的建筑。什么是中国人的建筑，很少有人提。”证大集团董事长、“新上海人”戴志康对上海建筑的评价不可谓不中肯。

　　难题二：商业与文化的平衡

　　“新天地”被认为是开创了中国旧城改造的一个范本.“做完新天地后，我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了。对于一个城市的建设来说，建一栋楼，我现在觉得没大意思，没有像我现在做的这一块意义这么大。”罗康瑞不无自得，但瑞安集团由此背负了可能将近10年无法收回投资的重压。

　　单从商业算计上，重修远比新建所付出的代价要高昂得多。高度与容积率的限制，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平衡，使许多开放商心存疑虑，而使用功能的变更所隐藏的社会伦理问题，也不能不令人深思。

　　关于改造石库门修建“新天地”有这么两个版本：

　　某日，瑞安公司的一名高层管理人员步行到即将拆除的石库门前，遇到一位在石库门里生活了一世的老太。老太很高兴，终于可以离开旧地，住上新房了。为在石库门前最后留影，老太专门拿出漂亮的衣衫，还化了淡妆。

　　而同样古稀之年的何礼明老人可就不这么想了。他世代居住的石库门被瑞安公司改造后，租给了“新吉士酒楼。”一场关于石库门产权的纠纷，老人因“钉子户”出了名，还被搬上了电视，当然，也博得了众人的同情与支持。

　　难题三：城市功能的适时置换？

　　重修后城市功能的置换，对上海是个严峻的挑战。黄浦江两岸开发的另一个事关上海的宏观背景是：产业结构调整“退二进三”。第二产业向郊区化延伸，第三产业金融、贸易、旅游等跟进。那么，第二产业退出的同时，第三产业如何保证跟进的速度？因为，大量的房地产物业，如果没有第三产业的及时跟进，就可能空置，甚至产生泡沫。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学明提出，上海的未来无非有三种：其一，一个不发达的上海；其二，一个新加坡、纽约、香港式的上海、一个日益与西方发达大都市相接近的上海；其三，一个可以与纽约相媲美的上海、一个在世界上不可替代的上海、一个作为现代文明另一种标志的上海。

　　—上海正欣欣然走着的是第二条道路。

　　这绝非上海重修与复兴的内涵所在。香港与上海，两座几乎同质的城市，总是作为彼此的“他者”而存在着。这似乎变为了一个“零和”游戏，上海的繁荣总是以香港的衰退为代价的。但是，上海终究不是香港。

　　对此，上海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