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台湾人？新上海人？——我是中国人

　　文/高希均

　　(一)新台湾人

　　台湾《远见》杂志曾在1994年9月制作了一个“新台湾人”的专题，在台湾引起热烈反响。次月我在《远见》上撰文说：“新台湾人：改写台湾生命力的新剧本”。在文章中，我 对“新台湾人”有这样的诠释：“新”台湾人不仅是务实的经济人(如王永庆)，也是理想的文化人(如林怀民)；不只是胸怀外国科技(如李远哲)，更要立足本土(如施振荣)；不再局限于小我的成就，更是在共创大爱(如证严)。

　　“新”台湾人的最大特征是，不再自怜于历史捉弄所带来的悲情与委屈。“新”台湾人的共同分母来自于教育普及所带来的自信。“新”台湾人正在逐渐摆脱“移民与流民”中蕴藏的狠、自私、机会主义的性格；代之而起的是要讲求一个民族得以绵延的“信”与“义”。“新”台湾人也正在由内向外地将岛屿性格提升为海洋性格——包容、宽大、扩张、开放。“新”台湾人的理念中，已释出了排他性，吸收了族群融合的包容性。

　　他们跳出了悲情的旧框框，看清了发展的舞台——不在过去，而在未来。

　　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理性、前瞻、有爱心；他们拥有新观念、新态度、新做法以及新视野。

　　他们不一定参与政治，但关心本土的公众事务；不一定有高所得，但富有理想色彩。

　　“新”台湾人深知：轰轰烈烈的一生，不是重演历史剧，而是要改写充满台湾生命力的新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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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台湾《远见》副总编辑成章瑜在上海的现场报导：近几年来已有为数50万左右的新台湾人涌入大上海，他们在寻找新的发展、新的梦想，台湾海峡隔绝不了他们，意识形态阻挡不了他们。这些新台湾人有些脱颖而出，有些铩羽而归。这是台湾的新移民潮，还是台湾短期的人才外流，就要看内地“吸”的诱因与台湾“推”的力量。

　　当新台湾人定居上海之后，是否要称他们为“新上海人”呢？

　　(二)新上海人

　　如果用这样的称呼，那么定居在上海的新台湾人也是“新上海人”。让我来记述自己的上海人经历。

　　鲁迅曾经写过：“凡是我住过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这样说来，我有三个家乡：上海、台北及河城(位于美国威斯康辛州)。

　　童年在上海，青少年在台北，成年以后在河城。我对这三个家乡有着同样的偏爱。河城拥有生活的品质，台北拥有奉献的空间，上海拥有寻根的幽思。引申来说，家在美国、心在台湾、情在江南。

　　我生在南京，长在江南。13年在大陆的童年中，有8年在上海。1949年3月，我从上海吴淞江口搭海轮来台时，还是复旦中学初二的学生。

　　此后的半世纪里，10年在台湾，由初中到大学；另外的40年，主要在美国读书、教书。

　　再回到大陆竟是39年后的1988年。回到童年时代中，最熟悉的上海，不仅一切依旧，并且更显得苍老，那是一种沉痛的失望。

　　可是自1992年后，上海的持续开放及各种建设，居然使“旧”上海脱胎换骨变成“新”上海。今天的上海已经拥有了一个国际都市的架势，放射出庞大的吸引力。当我在上海交通大学演讲时，被问及上海可以在21世纪扮演什么角色，我的答复是：“在经济、贸易、金融、高科技等方面，上海当然要扮演不仅是中国，更是亚太地区的枢纽角色。这是一条漫长的路——要做更大的投资，要做更大的开放，要吸引更多的人才。”经过一阵迟疑，我还是直说：“近十年来上海的进步，快过上海人的进步。”

　　提到“上海人”的进步不够快，自然就会想到余秋雨先生笔下的“上海人”：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全国都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上海人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会媚外；上海人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最后，他归结：“上海人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

　　如果大力改建一个衰落的城市需要20年，那么全力提升一个城市居民本身的品质又需要多少年？

　　我的观察是：惟有个人的不断进步，才能带动社会的持久进步。

　　今天的上海，正是因为几十万来自台湾的“新上海人”的日夜打拼，加快了上海的进步，也加快了上海人品质的提升。

　　(三)中国人

　　我生在南京，是南京人。父亲生在江阴，又是江阴人。住在台北很多年，又是台北人；但是我来自大陆，又是大陆人；当然我也是台湾人。当上世纪90年代“新台湾人”一词出现时，我当然就是理直气壮的新台湾人。

　　回到大陆，被称为台胞；在海外，被称为华人(或华裔知识分子)。不论是在台湾、大陆或海外，最得我心的称呼是“中国人”；我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有感情，对中国的传统与伦理有温情，对中国的山河与乡土有热情。近年来，这个中国人有“四常”：常留台湾，常回美国，常去大陆，和常常梦想：有一天大陆人与台湾人情如手足，再也不分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