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难之所以能够兴邦，原因之一就在于，在灾难之前，国人可以更深入地认识到，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各类部门之间，如何协调合作才能在此次抗炎的人民“战争”中获取胜利，从而为以后的改革留下可利用的宝贵资源。其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各类部门之间在重大突发性事件中如何保持良好的协调互动关系，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
此次危机处理中暴露出公共管理的两个弊端，一是以前“条条块块”的管理模式在部分地区一度协调失当，妨碍了防疫工作的顺利进行。二是一些地方政府只顾一己之利，剑走偏锋，或谎报瞒报疫情，或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属地变为“孤岛”。
《传染病防治法》对发生传染病后的监管模式做了明确规定。该法第五条规定，我国法定传染病防治的统一监督管理机构是“各级政府卫生部门”。具体又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各级各类“医疗防疫机构”；二是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三是“解放军卫生主管部门”。这种分类是按照“条条”(行业系统)来规定的。这种模式能否适应严重疫情的处理？
从目前SARS防治工作情况来看，完全按照“条条”来分类管理，工作起来较难适应SARS病毒的挑战。“条条”分割的情况在北京最为突出，其医疗单位的管理系统多达五六个，各个医院都有自己的上级主管部门，而这些部门谁也“管”不了谁。于是，在“条条”与“块块”管理平时不衔接的情况下，在SARS疫情发生时，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第五条的规定，难以各系统发挥统一的监督管理。仅在疫情信息收集与报告方面，没有机构能够掌握在京医疗单位的所有SARS病人与疑似患者数量的准确信息，更谈不到及时掌握与公布这些信息了。事实证明，这种按“条条”统一监督管理体制，对于北京地区疫情信息的迅速收集与及时发布并不适应。
而且，在防治SARS的特殊时期，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第五条授予卫生部的统一监督管理权，是否卫生部是否可能担当起这个职责呢？这也有困难。困难之一就是北京市虽然在行政级别上与卫生部属于省部级，但是在辖区范围内北京市更容易协调本辖区的各种资源。
实践证明按照块块管理的体制行之有效。由于SARS在大多数省市是输入型传染，因此在防治措施上就要采用符合区域管辖特点的方法，使防治工作更加有效。地方辖区有明显边界，因此在防治SARS的工作中，以属地性为主的防治管理模式就可以充分发挥其最大优势，即地方政府对于本地辖区内掌握最有效的调控资源能力。同样，既然防治管理是分地区(块块)的，不是完全按照“条条”的，在信息收集方面也必须采取一元化领导、一元化信息渠道和一元化信息管理。因此，将中央各部门的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使其能够统一管理、随机应变，就有相当的必要。
而块块之间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各自为政。如果说，在中央展开雷霆行动之前，各自为政是隐瞒疫情，而不顾及整个国家的得失；在中央展开雷霆行动之后，各自为政则走向另一个极端，毫无必要地自我孤立，搞一种近乎坚壁清野的消耗型防治战。像挖断国道以截断传染源、中止与相关疫区的一切人员往来等等草木皆兵的极端过度举措，个中逻辑其实与隐瞒疫情的措施异曲同工。
无庸讳言，这个极端或那个极端的各自为政，核心出发点都是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个“自己”，不是本地区的公民，也不是自己的上级，而是自己的官位。在疫情冲击和中央明令防治的情况下，官本位的逻辑之一就是为保证绝对的安全，而可以不惜任何可能的代价。其实，即使SARS大敌当前，有不染病毒的安全要求，也还有不患神经错乱症的安全要求；有地区零纪录的安全要求，也还有保证正常生活的安全要求。很难想象，如果无法尽量保持工作特别是政府部门工作的正常运转，这种自我孤立能够持续多久，需要付出多少不必要的代价，又如何能够一手抓经济发展，一手抓防治SARS？
因此，对防治政策的“度”的选择，不仅需要有政治家的决断，更需要对各种利益的平衡考虑。在防治SARS工作中，各地政府采取的一项有效管理制度是要求“一把手”负责，并且强调要将防治“非典”工作成为当前各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在我国，从执法效果来看，程序落实到人头，与不落实到人头的效果不一样，因为程序之中包含着责任，不仅仅是权利。危难当头，这种一把手制度有其效率上的优势。然而，这种一把手负责制的决策要有科学性和效率，这种负责制要真正对人民负责，最后还是得通过民主的制约和科学化决策来保证。
于是可以理解温家宝总理在五月四日视察清华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时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重要强调。他说，“伟大的‘五四＇精神，就是民主与科学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要发扬这种精神，依靠科学，依靠群众，团结一致，同舟共济，战胜非典型肺炎这场严重的疾病灾害。”的确，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各类部门之间的良好协调关系的形成，各级政府抗炎措施的效率，要靠科学，也要靠民主；要战胜本世纪中华民族遭遇的第一场大灾害，上世纪初的“五四”精神正可倚重。
新浪精彩短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