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典罢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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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10日 22:25 21世纪经济报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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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夏晓柏蒋培宇何忠平长沙、青岛、成都报道 4月，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被免去党政职务，这是因非典型肺炎而“丢官”的两名官员，也是目前职别最高的官员。 此前，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果断的措施，要求各地要以对人民 随后，各地加大了防治疫情扩大力度，并对防治疫情不力的相关人员进行了处分，一批官员纷纷因非典型肺炎而“落马”。 长沙两官员被免职始末 4月25日上午，国务院督查组一行来到长沙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疾控中心”检查防治非典工作。 这已是督查组对长沙市防治非典工作的第二个全面检查日了。据跟随考察组采访的长沙当地媒体记者透露，实际上在4月24日上午检查长沙市传染病医院时，就已经暴露出防护措施不到位尤其是对医护人员保护不得力的问题。这样的防护条件如果长沙出现例非典病人那很有可能有医生或护士要倒下.当时陪同考察的湖南省代省长周伯华，长沙市市长谭仲池也对此提出批评。 而就在这个匆忙的上午，长沙市疾控中心的主任刘和平和林旗偏偏又出差错了。“对国务院督查组提出的问题，回答不上，对一些应该掌握的情况没有掌握。”长沙市卫生局一位负责人后来如是评价二位疾控中心的领导。 自从2002年2月长沙市疾控中心成立以来，1995-2000年曾任长沙市卫生局副局长的林旗“下放”到长沙市疾控中心做一把手，和他搭班子的是同为50年代出生的刘和平主任。“疾控中心平时表现不错，能够达到卫生局的要求。”长沙市卫生局党群处王处长说。 “疾控中心领导可能有侥幸心理，没有按我们的部署办。像我们卫生局从4月20日晚就进入紧急状态，集中局里所有力量防非典。但疾控中心没有集中全中心的人，210个人投入到防治非典的不到1／3，经过我们多次督查始终不满意。国务院督查组来了，防非典的资料都没印好，只好我们帮着印。”王处长说。 而就在5月6日上午，湖南省副省长甘霖还在防治非典专家座谈会上谈起长沙市疾控中心的失职。国务院督查组到长沙市疾控中心检查工作的头一天，湖南省下达了关于防治非典新的症断标准，但到了督查组检查的那一天4月25日，长沙市疾控中心执行的还是旧标准。 经过国务院督查组的盘查洗礼，长沙市疾控中心的问题逐渐浮出了水面。4月25日下午，也就是国务院督查组检查完长沙市疾控中心之后，长沙市电信局三楼大会议室，“深入开展爱国卫生活动推动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湖南省代省长即席发言，对长沙市防治非典工作中的不足提出了严厉批评：其中就包括长沙卫生系统负责热线电话接听的工作人员工作不力。 这个会议刚一结束，长沙市迅速在长沙市电信局一楼一个会议室里，召开了特别紧急会议。面对着临时被召来的长沙市各有关单位负责人，谭仲池市长抛出了“杀手锏”：防治非典期间工作不到位，撤了职不要怪人，有什么委屈以后再说。 事情往往来得比预想的还要快。 “局里主动组织材料，报到市委组织部。”为了组织免除长沙市疾控中心两位主要领导的材料，长沙市卫生局的相关工作人员从4月25日晚上一直忙到了26日凌晨四点半。 “我们正在开中层干部会议的时候，他们被喊走了。”长沙市疾控中心办公室孙主任对4月26日上午的情形历历在目。 长沙市疾控中心主任刘和平与党委书记林旗上午1030来到了长沙市卫生局等待他们的是长沙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宪政和长沙市卫生局党委书记邓长云的谈话。 半小时之后，在李宪政副部长和邓长云书记的陪同下，刘和平和林旗再次返回长沙市疾控中心的会议室。 “鉴于前段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领导班子对防治‘非典’工作抓得不力市委于4月26日决定对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免去林旗同志党委书记职务免去刘和平同志中心主任职务任命谢小惠同志主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全面工作。”这是长沙市卫生局党委书记邓长云的当场指示。 “将近中午12点宣布的，我们没有预感，很突然。”面对两位领导双双免职的决定，长沙市疾控中心工会罗主席感到很震惊。 就在刘和平和林旗同时落马的前一天，也就是4月25日晚上，两人还将“工作不力”的业务骨干疾控中心消杀灭科主任李平非就地免职。 刘和平被免职后，已经来到长沙市城郊新组建的非典防治定点医院协助处理疫情。而李平非也到了抗击非典的第一线。“我们有12个机动大队，他是其中一个队的队长。” 在来自长沙市公共卫生监督所的谢小惠女士领导下长沙市疾控中心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调整。“现在全中心平均工作时间是12小时，而领导是16到17个小时。”疾控中心工会罗主席对记者说.当记者5月6日上午赶到长沙市疾控中心时，谢小惠正在召集工作人员开会。 防治工作依然存在漏洞 同样在湖南，被摘“官帽”的官员还有不少。 4月28日，湖南省常德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免去其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党组副书记、市政府办公室正处级督查员彭孟雄官职，调离市政府办公室，并通报全市。 彭孟雄“官帽”被摘的原因是，在当前6600万湖南人民奋力防治非典形势严峻的情况下，身为常德市政府副秘书长、常德市防治非典指挥部综合信息组负责人的彭孟雄，却擅自外出饮酒作乐，离开工作岗位长达5个小时，并造成工作严重失职。 4月26日上午，常德市防治非典指挥部决定，在4月28日全市开通“常德抗击非典”专门网站，这一任务交由彭孟雄具体负责。当天下午，彭孟雄主持召开了有关部门相关人员会议后，未按要求及时将会议情况反馈给指挥部，便应约与一个体老板等在华都大酒店吃饭、喝酒，随后又到歌厅唱歌。在此时间内，市防治非典指挥部多次电话与其联系，都没有联系上，直到晚上9点多钟，彭孟雄才回到指挥部，致使防非典信息网络培训会议通知整整推迟6个小时才发出。 截至27日，长沙共有七名干部因为防范非典不力被免职，其中包括长沙市疾病控制中心主任等两位副处级干部。这七名干部包括卫生部门5人，物价部门2人。 据长沙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虽然到目前为止，长沙还没有发现一例非典病人，但长沙对防治工作高度重视。在检查中，发现防治工作依然存在漏洞。 “擅闯疫区”副镇长被撤职 类似事件同时也在山东等地“上演”。 5月3日，山东省一主要媒体发布一条消息，称临沂市平邑县一名副镇长因不顾防治非典大局，擅自出入疫区、被要求隔离又不配合而被免去职务。 报道说：“在防治非典工作中，临沂市平邑县要求领导干部出入疫区要及时请示，获准后方可成行。该副镇长不顾县、镇党组织的多次劝阻，不顾防治非典大局，数次到疫区。4月26日，他从平邑出发，取道南京、郑州到了北京，直到4月29日下午才返回平邑，对其隔离观察期间，他又不配合医务人员工作。有关部门认为，在全国上下全力防治非典型肺炎的严峻形势下，这名领导干部不顾大局，擅自进出重点疫区，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丧失了一名领导干部应有的觉悟和素质。” 4月29日，平邑县按照有关程序，免去陆现军担任的科技副镇长职务。 公开的资料表明，山东省因非典被处分的干部目前有四人，除平邑县外，山东枣庄市台儿庄区泥沟镇、张山子镇、涧头镇3镇因5月1日没有按时上报辖区内返乡人数及监控措施落实情况，分管此项工作的3镇的副镇长，被做出停止工作、深刻检查、视其表现再作处理的处分。而平邑县这名副镇长则是山东省目前首名因非典被撤职的政府官员。 记者和平邑县非典防治办公室联系，一陈姓工作人员证实，确有一副镇长被撤职，因为“平邑对防治非典抓得很紧，平邑不是疫区，但是有4500多口子(人)外出打工，而且多数在疫区，所以我们确定的方针是‘严防死守’，防止疫情传入。”这位工作人员介绍，县里采用了签定目标责任书的方式，实行“连户连保”，“县里的领导和镇里的领导签定目标责任书，镇里的领导则和村里的有关负责人签定目标责任书，内容主要是确定不漏掉一名外出打工人员接受查体，防止一人检测不到，将疫情带入。”责任书规定，对违反的要对主要责任人作出免职处分。 平邑县纪律检查委员会证实确有流峪镇一副镇长因非典被撤职一事，但称决定在县委办公室。平邑县委办公室有关官员则回答：“这事不好评价。” 平邑县委组织部有关官员说，流峪镇这名副镇长主要是组织纪律问题，违反了规定，“为自己的企业跑项目，不听招呼，到处跑！”至于违反何条具体规定，这位官员拒绝回答。 记者和流峪镇党委取得联系，有关工作人员证实，镇里分管科技的陆现军副镇长确已被撤职，“现在还没有办理交接手续，副镇长的职位现在还空缺。”流峪镇有关工作人员介绍，陆现军和别的镇长不同，“别的镇长是由最基层的干部一步一步提拔上来，是纯粹的干部，陆镇长是先干企业，后来才当镇长，当官的同时还经营自己的企业。” 陆现军经营的企业是平邑展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展望)，专营金银花和石材的进出口业务。展望提供的资料表明，陆现军最早由贩卖金银花发迹。平邑县地处沂蒙山革命老区腹地，山上除金银花外几乎寸草不生，1985年的人均收入不足300元，被国务院定为贫苦县。 1988年，陆现军从部队转业之后，开始贩卖金银花，1990年挂牌成立中药材收购站，这时由于金银花贩卖在平邑蔚然成风，平邑因此被国家命名为“金银花之乡”。1991年，陆现军被评为平邑县纳税大户，成为平邑县数一数二的人物，地位和影响扶摇直上。1992年底，陆现军被平邑县委、县政府任命为流峪镇副镇长，分管科技。此后，陆现军过着既商且仕的生活，事业一路发达，成立平邑展望实业有限公司后，建立了占地十几亩的金银花茶厂，并依托北京优龙集团公司和香港霍英东集团，在国内外成立8家子公司，近期又和新加坡皇剑集团合作成立山东皇剑展望建材有限公司，专营石材。现在，陆现军的企业是平邑第一批拥有独立自营出口权的私营企业。 在十余年的时间里，陆现军从个体户到私营企业主再到政府公务员，用陆现军的话说是“非常不容易”。 陆现军介绍，今年4月他到广州参加广交会，从广州回来之后，陆现军随即去南京谈合作项目，到郑州谈药材基地，赴北京办理出国签证，三天跑了三个城市，4月29日回到平邑，5月2日一个消息让他大吃一惊：《沂蒙晚报》报道陆现军因非典被撤职。 平邑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有官员说，对陆现军免职一事，是经过党委讨论的，而且发了正式通告和公开的报道。 行长拒绝非典防治检查“下课” 因疫情丢官的除了政府官员，银行的官员也没幸免。 4月30日，成都交通银行盐道街支行行长陶毅素成为蓉城第一个因拒绝非典防治检查而“下课”的官员。 分管金融行业的成都市委常委高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防治非典这么一个重大政治任务面前，对办事不力的官员一定严格执行纪律绝不姑息，“金融行业也不例外”。 4月28日上午，成都督院街街办东府社区工作人员余光明按照锦江区非典办的要求给驻辖区的所有单位都送去了防治非典情况的报表，“一切都很顺利，很多单位也积极配合”，督院街街办副主任伍勇告诉记者。 当日上午，因负责人陶毅素没有在单位，所以社区工作人员就把防治非典情况报表交给了负责接待的保安并进行了签收。 4月29日下午下午4点多，该社区工作人员见交通银行盐道街支行并没有按照要求在下午4点前将该报表送到社区办公室，便再次来到了该支行，找到了行长陶毅素。陶毅素以“工作忙，我们在搞”为由搪塞。无论工作人员如何解释，陶毅素都不予理会。 伍勇只有自己出马了。下午5点多，他和工作人员共4人第三次来到支行向陶毅素宣传防治非典的重要性，并明确表明非典防治工作实行属地化管理的原则。 盐道街支行隶属交通银行锦城中心支行，锦城中心支行办公室杨主任告诉记者，盐道街支行连陶毅素在内总共7人。 “报表的填写内容也就是员工有无发烧、最近出差情况等”，伍勇到现在也不理解身为银行行长的陶毅素为什么会犯错误，“填这个表格也就10来分钟的事情，而且押送运钞车的员工也一一都回到了办公室。” 成都锦江区非典防治办公室随后将此事报告市非典防治办公室。4月30日8：40，市委常委高勇了解到情况后当即作出批示，并由秘书向交通银行分行行长蒋志浦传达了成都市领导关于盐道街支行拒绝接受“防非”检查一事的重要指示：检查情况，严肃处理，并举一反三，深刻反思。 随后，蒋志浦行长立即向分行班子成员及分行“防非”领导小组传达了市委的重要精神，并责成王志强副行长率分行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盐道街支行进行现场调查。 分行党委决定：一旦调查情况属实，分行将对此事进行严肃处理，就地免去陶毅素盐道街支行行长职务。同时，党委决定立即召开各支行行长紧急会议，向全行通报情况及处理决定，并按照非典防治工作实行属地化管理的原则，提出了″绝对服从、主动配合、积极支持、狠抓落实″的工作方针。 上午9点半，分行纪委书记、副行长、非典防治领导小组副组长王志强同志率“防非”领导小组成员到支行宣布分行党委的处理决定。同日上午11点，蒋志浦行长主持召开各支行行长紧急会议并再次强调：分行要求各级领导要反复强调、坚决贯彻非典防治和卫生工作属地化管理的原则，要不讲理由、不讲条件，加强与省、市、区(县)、街道和社区各级政府、“防非”办和卫生防疫部门的横向联系，主动配合、积极支持“防非”工作的指导和检查，并指定专人加强与各级“防非”工作部门的协调、联系和工作汇报。凡是“防非”措施不力，落实不到位的，一经查实，就地免职。 在四川，因执行不力撞在防治非典工作枪口上的官员还不只陶毅素一个。在抗击非典命令下达后，4月30日下午，四川三台县委召开紧急常委会议，同意对玩忽职守、防非典不力的下新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李禄林免去党委副书记职务。 在防治非典的非常时期，四川新津县要求其所有机关干部必须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然而，新津县国土局的三位中层干部在考验中也开了小差。 5月2日晚，该县国土局的三位中干违反规定，通讯不畅通，致使在防治非典的关键时刻，单位无法与其取得联系。5月5日，新津县给予三位中干每人罚款300元现金，并向局党组织作书面检查的处罚。 为加大非典防治力度，成都市近日建立了以全市各区、县党委目标督办，市委、市政府目标督办和市委、市政府领导为主的督查组的“防治非典三级督查网络”。 成都市政府目督办机关处常晓阳处长告诉记者，成都市各区市县目督办和市级部门目督机构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对本地区、本系统的非典防治工作进行督查。市委、市政府目督办负责全市非典防治督查方案的制定、部署，并收集、通报全市非典防治督查情况，对重点问题、重点部位开展专题督查；以市委、市政府领导为主的20个督查组，在关键时期对非典防治工作开展全面督查。 三级督查的重点有3项：一是督查各区市县的车站、机场等关口的人口疫情检查；二是督查人群集中区域学校、商场、娱乐场所预防措施落实情况；三是对专门的隔离治疗点以及保障医务人员的防护措施进行督查。TSARS改变了政府 “非典罢官”已经将人们的视线引向了上层建筑领域的变化，一些学者开始将这场疫情看作政府职能转变的一次契机——“这是第一次公共卫生领域的事件造成了这么大的经济损失，这至少说明我们的社会的各个领域已经高度关联。”经济学家茅于轼说。 “没有什么东西比疫情更公平地面对公众，不管是强势群体或是弱势群体。甚至，在疫情面前，传统的弱势群体变为强势群体，他们有更强的免疫力，有更少的恐惧心理。这对中国强弱失衡的现实社会有很好的纠错作用。”在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眼中，疫情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中国政治的一次大冲击。 他认为，对政治体制来说，借助于全民对疫情的防卫，尤其是借助于强势地位的人群对疫情的关注，最高决策层成功地推动着体制的转型。 全民的心态凝聚是另一个意外收获。市场经济的发展让各个职业各个阶层有了很深的鸿沟，让全民的道德文化法律意识心态不一，让民众对自身、对政府、对民族缺乏信心。但在巨大的疫情冲击面前，全社会表现出平常不可能做到的高度团结。更加可喜的是，通过防疫斗争，民众对自身、对政府、对民族重新建立起信心，并对未来的社会发展方向建立起高度的认同。 “疫情也是一次大的战争演习，演习固然有大的牺牲，但演习的成功能够使我们的系统更加有效，尤其重要的是使我们对未来可能的真正战争有足够充分的准备，从而防止战争真正的到来。”毛寿龙教授说。 从长远来看，此次非典，也许可以顺势解决中国许多固有问题的“冲关”。 “要看国家减灾的决心”，清华大学秦晖教授告诉记者，“政府要承担起非典防治中的底线与责任伦理。” 秦晖进一步说，北京已经开始征用多家“高档宾馆”，供相关人员使用，“这个办法，应该一直实施下去，直到病情传播受到控制，疫情也有相当的减弱与好转之后，才会停止，下一步，国家还有可能征用航班、专列、各种物资，闲置的国有资产。” “非常时期的中国公民与社会，有特殊义务服从政府的非常权力，配合政府的非常管制。”秦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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