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从SARS爆发中学到什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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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10日 21:36 21世纪经济报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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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呼吸系统疾病一直是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2001年，它夺走了大约390万人的生命。 2年前荷兰发现了一种“新”的超级肺炎病毒，但是很快医学界就发现这种病毒并不是新兴的也不是什么舶来品，它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危害过人类，有了前因，就能防备，就能将危险降到最低。SARS在早期的大规模爆发是因为人们对SARS了解不够，公共卫生部门需要时 尽管SARS以“喷气式飞机”的速度在全球传播，但它的日发病率相对还是较低的。中国(包括香港)疫情发生以来的4个半月累计报告的死亡人数是80例，美国122个城市最近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周报报道的人数不到中国的十五分之一，而在这一周里死于肺炎和流感的人达到了890例。所以SARS并不可怕。 每个国家对疾病风险的界定都是不一样的，尽管世界卫生组织相信SARS不是通过空气传播，相信病毒可以控制住，但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仍然在他们的报告里提到了空气传播，并且大胆预测疾病将会迅速蔓延并造成全球恐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我们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只是在运行自己的国家安全模式，他们关于SARS的报告更多的是基于当前政治环境的考虑而不是科学考虑。 SARS危害了人类的健康，但对抗SARS却让全球的国际性组织团结起来，3月17日10个国家的11间实验室成立工作组并肩作战，从前他们是互不相让的竞争者，今天为了战胜SARS他们分享彼此的资源，共同研制征服新型冠状病毒的药物。这也许会成为一种新的趋势，由小范围的个体研究转向世界范围的共同合作，由“只扫自家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到扫天下，我想全人类精英的实力应该是不容小觑的，有了这样的组合，SARS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从SARS爆发中学到什么 Pam Das，英国医学权威期刊《柳叶刀(传染病)》the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编辑，于近日访问了香港大学教授裴伟士，他率领的研究队伍，是全球率先分离及辨别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的队伍之一。 约瑟·马力奇·裴伟士Jodeph Malik Peiris生于斯里兰卡，1972年于Ceylon大学毕业。接着他到英国，并在1981年于牛津大学完成他的博士学位；翌年完成英国皇家病理科医学院专业课程MRCPath。他回到斯里兰卡在Peradeniya大学建立该校第一所病毒研究室，至1988年返英，在泰茵河畔纽卡素Newcastleupon Tyne的皇家维多利亚疗养院Royal Victoria Infirmary担任病毒学顾问。 在1995年，他加入香港大学至今。他的研究兴趣广泛，包括节肢介病毒arboviruses、疟疾Malaria及疱疹六及七型human herpes viruses 6＆7。后来他对流行性感冒大感兴趣，并成为有关的权威学者，对临床诊断以及人类和动物流感病毒的病理学有深切入了解。他现时担任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教授，及香港玛丽医院荣誉微生物学顾问。 Pam Das(以下简称P)：什么原因令你投身传染病界？ 裴伟士(以下简称裴)：我生于斯里兰卡，一直都着迷于微生物。我未进大学已对Howard Walter Florey和Ernst Boris Chain的工作深感兴趣。我从小就想做研究，所以当我完成医学训练后，就投身学术医药。在我医学系里，有一位老师真的启发了我去作研究员。他是微生物学系的教授，名为Chubby Arsculeratne。当时他以微小的经费及有限设施进行优良的研究，让我们看见一个良好榜样。我加入他的学系，获邀请到微生物学系进行研究工作，及后我到牛津的SirWilliam Dunn School of Pathology继续深造。我最后所做的博士生研究，正是Florey和Chain那时所在的研究室完成。知名节肢介病毒学家James Porterfield是我的指导人。我又和Simon Gordon在学术上互相切磋，作为细胞生物学家的他，终生都深醉于对巨噬细胞Macrophage的研究。我很满意在二十年后，在最近有关巨噬细胞和流感的论作上，跟他再度携手合作。在英国深造完毕后，我回到斯里兰卡建立起一个细胞组织和病毒学的研究室。由于种种理由，我在1988年返英与纽卡素一位病毒学教授Dick Madeley合作，成为我在事业第二次重大转折点。我在那里担任病毒学顾问直至1995年我得到香港的聘用。我觉得香港是一个充满刺激的地方。 P：在香港，传染病学被视为一门专业吗？ 裴：传染病学方面的知识，主要由临床微生物学家提供，情况和英国差不多。 P：你的研究兴趣相当广泛，包括节肢介病毒arboviruses病毒的发病原理Pathogenesis。你可否简单介绍你在这几方面的工作？ 裴：传染病的发病原理一直让我着迷。我的博士生研究就是进一步讨论复制病毒引起的医疗性抗体增强的概念，在提出这个主张的时候，惹起不少争议，还有解释出血性登革热Dengue Haemorrhagic Fever。一般来说，抗体会杀死入侵的病毒，但是令人惊讶是在巨噬细胞(如节肢介病毒)中复制的病毒中，发现抗体实际上是促进病毒复制繁殖。往后在其他病毒亦再有类似发现，包括HIV病毒。我回到斯里兰卡后，亦继续进行有关节肢介病毒的传播学。但是当我到纽卡素后，节肢介病毒的研究告一段落。那里位于英国北部，节肢介病毒没有多大医学研究价值。因此，我走上另一条轨道，开始从事新近发现的疱疹病毒及疱疹六和七型，尝试了解这些病毒在进行过移植病人里起了怎样的作用。我们发现在进行过移植病人中，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CMV是主要问题。疱疹七型HHV7看来有助促进CMV的生长。所以我们相信这两种病毒有协同作用synergism。 P：你的事业里，至今重大的成就有哪些？ 裴：在我事业里，其中一项重点是于1982年，回到斯里兰卡建立一所病毒研究室。我们做了一些十分有用的研究，关于节肢介病毒，以及介定活泼疟原虫Plasmodiumvivax的抗原antigens，对发展疫苗有帮助。我想另一个难忘的时期是1997年对抗禽流感H5N1。当时的情况和现在对抗SARS确是十分相似：都是充满压力的研究调查，来对抗一个可能出现而且引起公众高度注视的爆发。之后，我继续有关流行性感冒的研究工作。开始着手研究可能对人类构成伤害的动物流行性感冒病毒，即动物和人类同样受感染的病毒。我最大惑不解的是，为什么这些H5N1病毒对人类如此致命，死亡率高达33%，比任何一种传统已知的人类禽流感病毒都要厉害。我们的研究队伍近期得出一些可能的解释，这些病毒是初炎性细胞激素proinflammatorycytokines有效的诱因，可能导致人类H5N1疾病的杀伤力大增。 在今年二月，我们听闻华南的广东爆发非典型肺炎。我们连同医院的同事及香港卫生署，合力密切注视香港非典型肺炎情况，因为我们担心它会蔓延至香港。我们二月份时曾接获H5N1病毒感染个案，是由内地到香港的。我们一度相信(在广东)肺炎的爆发由H5N1病毒引发。 某程度上，这变成了绊脚石，因为我们花了些许时间朝这方面调查。但是很快就表明明显不对头，同时一些非典个案已在香港出现。他们似乎是集体感染，影响和受感染病人有亲近接触的医务人员。在两名病人中的病毒显示，事情与H5N1病毒无关，而且和我们所认识的任何病毒或细菌都不一样，虽然我们已经将搜索(病毒源头)范围扩大了。随后我们独立地辨识出一种冠状病毒，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CDC也有相同发现。 P：你已开始着力研究在香港的流感压力，这是热带地区的首例，你有什么结论呢？ 裴：其实流感在香港并不被视为严重问题，在其他热带地区如新加坡和中国也一样。我相信究其原因是在世界这一部份，没有明显的流感发病季节。在英国，有一个十分显著的寒季，流感发病期大部分会在六周时间内，迫使你加倍注意。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病毒活动并不明显，所以医院的效力也不为察觉。事实上，人们不会为肺炎病患者，寻索流感的病征。我和一些儿科同事，就曾共同表明流感是儿童住院的主要元凶，并非一种小病。 P：香港运用什么监察系统和工具，来监察传染病？ 裴：香港监察系统相当好，流感的监察系统尤其全面，由卫生署的病毒研究室负责。还有，我们会协助对动物方面的监察，不过一有发现，人们却会以为香港是一个恐怖的地方。但是无论H5N1病毒或是SARS病毒都不是近期才出现，只不过在香港被发现。我为整个系统说句话，香港是既可看似严峻又可看好，套用我的前人Ken Shortridge的说话，香港是疫区内的哨兵。 P：你参与全球SARS的调查工作，现时相信冠状病毒是发病源头，但是在样本中同时发现其他微生物如间质肺病毒metapneumovirus、副黏液病毒paramyxovirus和衣原体Chlamydia。从你过往的经验里，分离及辨别发病源头有何挑战？你认为发病源头有可能由多个病毒组成吗？ 裴：引起SARS的源头并非生长于呼吸道传染病常见的细胞里。 因此，在最初的调查阶段中找不出来。但随著搜索范围扩大，我们终于辨别出冠状病毒。此外，在没有互相通讯的情况下，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CDC也得出相同发现。这看来是一种全新的冠状病毒，但是人类冠状病毒一般不会引发出如SARS的破坏力。在部分基因资料中，我们发现这不像是人类的冠状病毒，又不似任何一种已知的动物冠状病毒。虽然我们相信这种冠状病毒，是引致SARS的源头，可是不排除有其他副病因，需要进一步调查。 P：就SARS爆发的原因，外间有诸多揣测？有没有直接证据显示今年二月在广东省发生的非典型肺炎和香港疫症有关？ 裴：在临床而言，广东非典型肺炎和之后香港发生的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P：从SARS的爆发，我们可从中学到什么？ 裴：事实是这些微生物不断给我们惊讶，尤其在世界这角落。我们有马来西亚的立百病毒Nipah、台湾的肠病毒71型enterovirus71和香港的H5N1。我们已有这三个难题，然后SARS是第四个。若你看美国，他们有西尼罗病毒West Nile，而英国有牛只海绵样脑病毒(即疯牛症)。我们距离克服微生物还有很远，现时我们已经成功控制天花、小儿麻痹及其他疾病。可是同时我们的生活方式不断改变，又有新的病毒侵害到人类。我深信这种生物在历史一开始就已经出现，过去只在其他地方掠过，引起村落的零星发病及死亡，有可能只是那样就被控制下来。现在，一旦在城市开始爆发，城市生活有助它扩散，SARS便是最佳例子。 P：在你众多研究兴趣中，你觉得哪些方向最有机会使事情水落石出？ 裴：我最感兴趣的是疾病发病原理，甚至在我早期有关节肢介病毒的抗体促进病毒生长的研究课题上，我也在竭力弄明白到底微生物怎样引起疾病。虽然那看来是一个直接得很的问题，但其实并不是；那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远比一个微生物杀死细胞困难的问题，涉及到宿主host免疫系统和病毒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反应。当然H5N1使我着迷，我们还在进行有关工作。现在又有新的SARS病毒，看似不单是病毒对宿主造成伤害，很有可能是宿主的免疫系统和病毒之间有相互影响，以及疾病的免疫能力immunological components。换言之，宿主免疫系统有助提高疾病的严重性。 本文经Elsevier授权转载(The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2003，Vol3，No5，pp 309-311)，Michelle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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