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非典谣言的典型路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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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10日 21:18 21世纪经济报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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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云帆 上海报道 谣言，近来随SARS幽灵在中国各地迅速蔓延。 据中央电视台5月9日新闻联播报道，近日，在山西、广东、福建、江西等地盛传这样一种谣言：喝绿豆汤、放鞭炮能预防“非典”。医学专家告诫说，此法纯属谣言。防治非典，要依靠科学。 会说话的婴儿 5月6日凌晨3点开始，湖南省衡阳县关市镇的镇政府里不断传出一阵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当晚留值的阳女士先后接到多个电话反映，是夜，关市镇下辖的40多个行政村突然口口相传起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故事，该故事有多个版本，其中最神乎其神，也是流传最广的一个是：源江村农民贺涤成家里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小孩生下来就会说话并告诉大家在当天，也就是农历立夏这天早晨6点之前熬一些绿豆汤，喝下去就可以防治“非典”。说完这几句话后，小孩死了。 阳女士迅速向镇党委书记作了报告。接到汇报后不到凌晨6点，镇里的党政班子、派出所、司法部门、卫生院等系统的一把手就已全部到齐，紧急碰头会。会上大家的一致意见是，此事太过离奇、绝不可信。镇上的盛副书记介绍，他们当时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一故事的流传范围“在一夜之间已超出了4万人的关市镇，现在全县100多万人口都在为此人心惶惶，所以不得不重视”。 与会干部当即决定，实地调查以弄清真相。当他们连同闻讯赶来的县电视台同志赶到6公里外的源江村，并摸到了农民贺涤成家后，发现事实的真相让人啼笑皆非——原来是贺的母亲在5日晚上12点左右接到了外嫁到隔壁金兰镇的孙女的电话，其孙女在电话里说，听说外地流传着一个神秘婴儿的故事，要家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闻听此事的贺涤成赶忙半夜上门告诉了自己的几个族亲。而这些族亲们又一传十，十传百地进一步将此事扩散开来。最终，以讹传讹地变为贺家生了一个神奇的女婴…… 镇上的盛副书记告诉记者，水落石出后他们一方面将调查结果上报，一方面立即组织各个村的村委会开会辟谣，并在村里张贴“相信政府、相信科学、不相信谣传、政府有能力治疗非典”的标语。而中午县里的电视台也已经播出了新闻，将此事正本清源，“一场风波算是顺利地平息下来了。” 记者了解到，尽管衡阳已重归平静，但此谣言仍在像瘟疫一样继续向更大的范围侵袭，而且版本越传越多、越传越邪。比如在湖北、江苏一带，这个“神童”所提供的解码方式是放鞭炮，结果这些地区农村的各个乡镇连日来都在彻夜彻夜地燃放鞭炮。 而进到安徽地域，更是谣言四起，当地流传甚广的一个版本中已经被添加了“神龙现身”等更为虚幻的元素。 谣言的乡村根基 长期行走于中国农村进行田野调查的著名学者曹锦清告诉记者，谣言在中国是一种村民文化，“通常其产生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密切关联，最近的这个谣言显然是由当前村民普遍的SARS恐慌心态引起的。” 截至5月7日10时，湖南全省累计病例已达6例，疑似14例，而且衡阳毗邻重疫区广东省。此外，由于当前迫近农忙时节，又正逢五一假期和外界非典肆虐，湖南省公报预计近期将有近30万民工返乡，由此带来的恐慌冲击不难理解。 对于为什么SRAS首先在城市爆发，而谣言却首先在农村流行的问题。国内社会心理学的权威、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教授有深刻认识。 周对谣言有专门的研究，目前他正在调研的两个课题就是《SARS危机与社会恐慌》和《关于流言传播中的激变》。他认为一个幼稚的谣言在农村经常能大行其道的原因，一是由于信息更不对称、更匮乏医疗知识，所以在微观上农民比市民更脆弱；二是宏观上中国农村比城市更为脆弱的体系，比如严重缺位的公共卫生保障体系，导致了眼下农民对SRAS的恐慌比市民已是有过之无不及的局面。 记者从衡阳县卫生局了解到，目前衡阳26个乡镇各有一个卫生院，有一名村医的自然村为80%～90%。 各乡镇卫生院的基本任务是，从县里接回本镇返乡人员后，对属于镇上的返乡人口进行隔离检查。 “我们是逐人过筛——在各个入口都设置里岗哨，所有返乡人员都要登记、检查，并进行一个礼拜的隔离观察。确认安全后发给检查证，才可以下到村里自由活动。”但很快乡镇卫生设备就跟不上了，随即改为直接下村观察。关市镇卫生院刘院长告诉记者他们的卫生院在当地属于中等偏上规模的，目前全部的18名医务人员都投入了第一线。但由于关市下辖的46个行政村中只有40个村医，所以18个人还得抽调7个到下面的村里。 而隔壁的长安乡情况更为紧张。其卫生院凌院长坦言，他们总共组织了16个医护人员在一线，但其中只有8个是在岗的医务人员，有5个是发动来的退休人员，其他的则是卫生院里的毫无专业技术的后勤人员。 除人手紧张外，经费和器材药品同样非常面临短缺。 “我们统计过，现在平均每天就要消耗20万左右。光是中转接人一项，县里三台车加上各个乡镇的26台车，一天就要吃掉5万元。我们承诺给医护人员的每天40元补助，到现在还没有发过，而干部的补贴都还没来得及考虑。”县卫生局仇局长介绍说，“现在还能撑一下，但这可能是一场持久战，而且现在是早期，疫情还没有发生。” 旧谣言的新元素 事实上，仅从该谣言在关市农村的传播特征，就已经可以看到现代科技的推波助澜作用的端倪。这次关市谣言的源头是在贺涤成家12点的电话，到第二天清晨6点，此谣言已经遍布了这个113万人的县城。而且在数日之内就传遍了大江南北。其中除了中国农村通过宗族血缘的口口相传起了主要作用外，电话、手机等现代通讯的推波助澜作用也不可小觑。 衡阳县电信局市场经营部的刘主任告诉记者，在当地20多万住户中，已有3万多门电话。而在6日凌晨，他们曾观测到衡阳县的电话流量出现异动，远远超出平常。 尽管周晓虹教授也观察到，电话、手机短信、网络正成为谣言传播过程的重要新元素，但这些毕竟只是为传播提供便利的技术性手段，一个谣言的广为传播必然有起深刻的社会根由——那么，那些大城市的市民，那些相对文化素质较高的网民，传谣的驱动动力又是什么？ 上海社科院社会调查中心主任杨雄认为，首先人类在灾难面前的恐慌是共通的，其次网络和短消息等现代科技手段打破了市民之前由于具有较大的私人空间、不易口口相传的天然壁垒，第三则是一些人缺乏终极宗教信仰的结果。 此外，杨雄主任特别提到了一些共有的外界环境的客观影响，比如政府对信息的处理方式问题。杨雄的意思是：有害的信息的社会传播基础是，一旦发布公开信息日。公信部门失去了公信，人们就会转而寻找其它相对而言比较可靠些的信息，而谣言就在这个缝隙里产生了。 治理困境 乡间的谣言本身已具有口口相传的特性，这通常使得排查源头的工作非常困难。据记者多方调查，目前似乎只有湖北省咸宁市警方采取了实质性措施，他们以“传播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罪”对3名传谣人员实行了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负责该案的咸宁市双溪桥派出所所长孙杰告诉记者。他们在5日晚6点发现各村都因为谣言而在大放鞭炮，于是立即展开了行动。孙杰说，他们当时共出动了80余警力，整个行动布控了33个村，5万多人。 直到晚上9点，孙杰们才抓住了一个传谣者殷美桂，她曾到该镇梅歧村和大屋李村散布谣言。然后顺藤摸瓜，咸宁警方又先后拘留了殷的妯娌戚兰英，以及最初从外市将这个谣言传播给戚兰英的大冶人秦四长。 但从他们抓捕的对象来看，大多是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而且仅是比较积极的传谣者，造谣者根本无从追究。 如果说乡间谣言还能通过抓捕传谣者，起到“杀一儆百”作用的话，当谣言披上了现代通讯的外衣，就变得越发不可捉摸了，而管理部门更是鲜有对策。 比如关市镇当时的处理方式，主要是召开村民大会，张贴标语。唯一的现代手段，就是通过电视，播放电视新闻和县委书记的电视讲话。 再比如，此前曾有媒体报道南京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但8日南京市公安局宣教处的一位冯先生却告诉记者，由于南京地区主要是短消息传谣，很难追查下家，他们已经暂时停止了侦查工作。 曹锦清表示，对现代谣言的控制乏术，正好反映了——“如果说，以前中央集权的、多层次的、条块分割的现行行政管理体制还有能力管理一个静态的、不流动的社会的话，那么现在它在管理一个动态的、高流动的、区域差异扩大的社会则多少有些吃力了。” 但一些更乐观的学者则对“多难兴邦”给予厚望。比如杨雄所在的上海社科院社会调查中心于2003年5月1日-5月5日对本市300户市民的随机调查发现：有39.2%的市民选择了“刚开始很恐慌，现在不恐慌了”——“这说明政府现在开明的处理方式措施是有效的，老百姓的信心正在增强。”杨雄说。记者截稿时从公安部获悉，4月以来，全国十七个省市依法查处借非典问题利用互联网、手机短信制传谣言案件107起，依法刑事拘留12人，治安拘留33人，罚款20人，行政警告25人，批评教育2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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