狙击北京疫情 广东专家北上

　　本报记者戴佩良北京报道

　　(身为北京防治非典专家顾问组成员，肖正伦在北京已经度过的一周工作是异常繁忙的，接受完本报记者的独家采访已经是5月8日凌晨2时)

　　问：北京防治非典专家顾问组每天的具体工作内容是什么？专家组都由哪些人员构成 ？

　　答：我是从广州那边过来的，本来我是来开会讲课，参加顾问组是卫生部临时给我的任务，所以就留下来了。主要是把广州的经验带过来，向北京的同行汇报一下，探讨一下在北京采取怎样的策略和方案。北京市很重视这个问题，市委、市政府把SARS看作头等大事，组织了很多老专家来出谋划策，制定统一的方案，好像打仗的指挥部一样。我现在在北京大概已经有一个礼拜了，我不是直接参与救治，只是来介绍一下广东方面的经验和体会，专家组具体有多少人我不清楚，但是人数应该是非常多的。

　　问：北京专家顾问组现在面临的最大的科研难题是什么？

　　答：科研方面的工作目前来讲不属于指挥部，而是属于另外一摊工作。现在专家组的主要工作是在防治上。应该说，难题肯定是有的，这么大的一个城市，这个疾病来得比较快，传播的面也比较广，怎么组织起北京所有的医院，进行很好的整合，如何做好防治，进行有效的治疗抢救，尽可能地减少死亡率，怎么做好宣传，解除百姓紧张心理，工作量肯定是很大的。大兵团作战怎么指挥，容易讲，但工作量是很大的。区别在于打仗可以做好准备，而SARS是一种新的、突然的传染病，我们确实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接触大规模的传染病了。从总体上讲，我们的(传染病防治)制度、(防治)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比较淡漠一点，突然有这么大的传染病来袭，我们无论从医疗系统，还是从心理上确实有些准备不够。怎么解决这个难题，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都是当务之急。

　　问：您对北京疫情的发展趋势有什么看法？因为按照5月7日北京公布的数字，97例患者中，疑似病例是57例，这就意味着新发病例有40例之多，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控制住传染源头的工作还是非常急迫的。现在北京的疫情和广东病情高峰时相比有何区别？

　　答：我觉得现在在政府的大力组织领导下，通过层层发动和广大群众的理解和配合，可以说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这个疾病我们是新认识的，它的发展还是有一定的规律性，它到一定的时候发病率会下降。现在这个时期要尽量减少这个疾病的扩散，这个就是我们的成效。按照这个疾病的发展规律，在不长的时间内，可能得到比较好的控制，发病率会降下去。

　　目前北京的疫情和广州发病高峰相比是稍微多了一点，这个和流行病学的特点是有关系的。北京的城市比广州大，人口的病例数目应该也比广州高一点。我们要找出源头堵截，这是现在需要大力去做的。

　　怎么堵住源头？从两个方面下手。广东一是找源头，堵截，对疾病进行预防，防止疾病迅速扩散；二是采取隔离治疗措施，并着重减少重病的发生，减少这个疾病的死亡率，这两头在整个疾病的防治上都有重要意义。

　　问：现在广东疫情的发展情况如何？

　　答：应该讲广东还是很有效地控制住了疫情。根据这个病的发展趋势，在扩散的期间，我们能有效地把发病率控制在最少。随着很有效的控制，发病总体的峰值就会缩短。广东的高峰期已经过去，现在这个发病势头下来了。目前的发展我们仍在密切关注，尽力防止反弹和出现第二个高峰。这个新的传染病的发展规律我们还是不完全清楚和了解，正因为这样，所以广东省的工作一直没放松。什么事总是有备无患。

　　问：在目前北京市的救治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是降低病死率，因为我们注意到前几日相对于治愈人数，病死的人数还是很高的。

　　答：死亡率的比较和治愈率的比较是两码事。现在更重要的是看到趋势。一开始在组织上和工作上没有做好准备，慢慢组织好了，死亡率也就会慢慢下来了，总要有一个过程。广东发病人数没有北京高，相比死亡人数就会少一点。广东和北京情况有点不一样，广东发现早，并做了部署，病死率好像低一些。北京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高一些，我们确实看到北京的疫情有一些新特点，有基础病史、年龄比较大的患者多一些，我们也在努力寻找规律。我们在考虑是否北京的病毒可能变得比较毒一点，(病死率高的)因素有很多，不能单纯说治疗上有问题，关键是我们要调动所有的医疗力量上去。

　　问：您前面说，从一般流行病学的角度来说，病毒会越来越弱，为什么北京的病毒会变得更毒呢？

　　答：这个是我们推论的东西，从流行病学本身的规律，在某一个地区病毒的传播是越来越弱的，症状越来越轻，慢慢就会消失。但是病毒是在不断变异的，只要有一株病毒在爆发的地方死不掉，它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力量存活下去，这也是一种生存的斗争。这种病毒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这个地方的人没有抗体就会导致新的流行爆发，现在已经证明这个病毒不断在变。

　　问：北京的治疗方案和广东、香港的治疗方案有何异同？

　　答：北京的治疗方案和广东、香港的治疗方案原则上没有不同之处。基本的概念和治疗原则，一开始由我们提出，现在基本上还是围绕这个来做。综合支持治疗方案还是一个很有效的、确实治愈很多病人的方案。现在的治疗方案以西药为主是肯定的。真正的结论还要靠今后的科学验证。现在只能讲经验，没有经过充分的、科学的临床验证，所以我们不能有一个很明确的结论说哪种药有效。

　　问：您个人对于北京疫情最大的担心是什么？

　　答：最担心的是病毒变异。我们还有很多规律不认识，有些是防不胜防的东西。比如我们最早提出短距离飞沫传染，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了，但是在香港淘大花园发现，排泄物可能也会传染。我们只能紧紧追踪、寻找规律的变化，要千方百计堵住这个漏洞，做好预防工作。总体上讲，不管怎么样，疾病的发生还是有它发展的规律的，我们还是初步抓住了这个规律的。

　　问：广东呼研所ICU病房(重症监护病房)据说死亡率只有3.8%，和美国处于同一数字水平，有哪些经验？

　　答：我们呼研所收治危重病人的任务还是很重的，其他医院解决不了的，都转到我们呼研所的ICU。我们建立ICU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在整体水平和技术力量上都是比较高的，并于去年12月18日刚刚改建。霍英东先是捐助1000万港币，上周又捐助了800万。整个ICU一共有16张病床、45位医护人员。我们采用的是中心ICU模式，可以处理多脏器功能衰竭。每张病床的建设费用都在100万人民币左右，完全依据国外最先进的理念。ICU在医院抢救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现代医学的发展方向。当然治疗费用是比较贵的，每天病人费用都在几千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