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客的煎熬

　　本报记者 黄茂军 北京报道

　　东五环外围的定福庄显然位于北京的边缘，在定福庄西街甚至至今还能看见通县的界碑，也就是说，现在属于朝阳区的定福庄在早年间还是通县的辖地——在通县更名为通州区后，定福庄成为不折不扣的“都市里的村庄”。隔着朝阳路，定福庄与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和第二外国语学院等著名学府比邻，这多少让它添了些许书卷气。据说定福庄曾经是诗人、流 浪歌手和现代艺术工作者盘桓的据点，至今还可见长发披肩的男人或者光头女士出没。

　　随着城市的蔓延，定福庄地面渐次出现一些物业楼盘，加上原有的几个企事业大院，这些门口有保安站岗或者居委会大妈打坐的院落，透着一种草木皆兵的矫情，倒是条条小巷通大街的定福庄，因为它的不设防而显出本色。张日辰

　　5月里正是槐花盛开的季节，风过后，有花瓣纷纷扬扬，偶尔的一树泡桐花用它艳俗的浓香搅扰了槐花的清香，这在今天的北京实在算得上是一种奢华与铺张。可空气中还是有着太多的消毒水的味道，就是定福庄也不例外。

　　张日辰认为现在消毒水的味道比花香更能让人放心呼吸。和这个村庄里众多的外来户一样，来自江苏常熟的张日辰其实也是一位租房者。“5·１”期间，与他住在定福庄北街同一院落里的23位房客只有一位回了老家。在不足150平米的空间里居住着包括房东一家在内的28口人，其间的逼仄可以想象。

　　据说因为他是最有文化的房客，他租住着这个院子里最好的一间房。房靠天井，采光很好，与房东一家门对门。所以，尽管那间10平方米左右的小屋里明显残存着不新鲜的空气，张日辰还是对自己的居住环境表现得心满意足。“防非典嘛！就是要保持空气的通畅，我们常通风的。”他指了指被封闭的天井上方，那扇由一根木棍支着的窗。

　　2001年，在完成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专业的三年进修后，张日辰滞留在了北京。两年里，他换了11家单位，搬了7次家。他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家杂志的摄影记者，据说这本杂志经营状况不是很理想，平时给员工支薪都显得捉襟见肘，“更别说什么医保、福利了。”

　　据张日辰自己说，在他现在的服务对象中，有一些是中国目前最具身价的名模。“我可不能感染SARS，不然谁还敢找我拍片呢？就算政府会支付全额的医疗费用，我也病不起。”话说到最后，张日辰目光漂浮，几近呢喃。唐倌儿

　　夜幕下的定福庄曾经有“鬼市”的封号，和所有高等院校周边地带一样，这里餐馆、酒吧、游戏机房和网吧林立。繁华、喧嚣、灯红、酒绿，处在城市边缘的定福庄一样都不缺。当然，在SARS的打压下，曾经的万丈红尘现在都毫无悬念地归于沉寂，绝望的食客能够从各式各样的门脸上，看见用各种字体写成的千篇一律8个大字——非典时期，暂停营业。

　　唐倌儿真正的名字是什么，即便是经常光顾“渝乡居”的熟客也没弄明白，大家都学着那些服务员的吆喝，用川音扯一嗓子：唐倌儿！一张似乎永远油汪汪的笑脸就立刻出现在你的桌边——然而，现在那张笑脸表现得有些气急败坏。

　　“渝乡居”的几位服务员吵着要回老家，她们冲唐倌儿要自己的工钱，为此唐倌儿正在做思想工作，试图让这几个女孩打消回家的念头。他不知从哪儿找来一张报纸，逐字逐句念给那几个员工：从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传出的信息，来京务工的劳工、东南沿海和中部来京经商者、外籍商人和学生正成为近期北京出城客流的主体。这个非常时期的流动潜藏着对全国各地的巨大威胁。念完报纸，唐倌儿又添油加醋地渲染：就算你们上得了回家的火车，政府也会派人在火车站等着你们，先关你半个月的禁闭再说！

　　那几个女孩毫不理会老板的这套言辞，还是坚持要工钱走人。唐倌儿就火了，扬着手中的报纸冲那些女孩喊了起来，旁观的人听不懂唐倌儿嚷嚷的是什么，隐约听出“负责任”被重复了好几遍。

　　这场争执发生前唐倌儿和女孩们正在“斗地主”，一场原本是为了排遣非典时期无聊的游戏就这样给搅了，的确是件扫兴的事。唐倌儿问：“钟南山说北京的疫情会在这个月中旬得到控制，这话有没有谱？”这位经营者显然有些熬不下去了，他借着数落那几个丫头，向旁观的人大吐苦水：“房租占了大头，这是不能少的，水、电、气的开支能少一点，厨下的油盐酱醋可以少一点，但不是还有十几个人要吃要喝吗？卫生费该交的已经交了，多出的消毒、劳保费用一点也不能少……”

　　5月4日晚上，还应该算是青年的唐倌儿突然老气横秋地变得宿命起来，“这场瘟疫是我注定难过的一道坎，我不该从拉萨下来，唐倌儿不属于北京。”陈可

　　定福庄最大的超市是二外对面的天客隆，天客隆的一楼有间麦当劳，这让陈可和她的“同事们”喜出望外。5月初某个阳光灿烂的下午，陈可在这间麦当劳一个临窗的位置上不管不顾地和谁通着电话，“这哪儿是乡下呀？有麦当劳，还有啊呀呀。”陈可说的“啊呀呀”是间连锁性质的时尚精品店。据她自己说，从上月底搬到定福庄，她们几乎每天都会上“啊呀呀”逛逛。

　　“我以后要开一间这样的店。”陈可很肯定地说。

　　这位从小兴安岭一个叫铁力的地方来的女孩是典型的“话痨”，说一件事絮絮叨叨而且手舞足蹈：

　　“我们原来住在东直门外一栋居民楼的地下室。上月底，居委会的人来通知说，市里有文件，地下室不让住人了，怕我们染上非典。话说得还很急，今天通知的，明天就不让住。五叔说：‘我在定福庄还有个院子空着，你们就搬那儿住一段时间吧！等非典过了再搬回来’。大家一听这定福庄都出五环了，小脸都绿了。五叔又说：‘你们看报纸了吗？感染非典的都是四环以内的人，城里有钱人都住到城外去了’。五叔这么一说让我们都很舒服，感觉自己很有钱似的。”

　　“可等我们搬来一看又都傻眼了，有钱人能住这样的地方吗？门前那小胡同简直就是个‘一线天’，幸亏我们个个窈窕淑女，只要来个肥肥就得造成交通阻塞；后面是条臭水沟，全村人的污水都打我们窗下淌，旁边还有间茅房……房间里的味儿实在是太大了，消毒水也不好使，盖不住……我们现在就是在扛着，熬着，等着这阵子非典过去。”

　　追问陈可她们的职业似乎是件困难的事，好在陈可出人意料地坦然：她们是小姐，我不是，我是公主。所谓“公主”，就是KTV包房的服务生。陈可承认，这的确不是份体面的工作，但丢人也丢不到哪儿去——在北京我实在找不到一份比这更能来钱的活儿。

　　现在SARS闹得这么厉害，害怕吗？陈可回答说不怕。想家吗？陈可摇头。她的眼圈开始发红。她有意掩饰，扭脸看窗外，似乎对某处街景发生了兴趣，最后转回来很肯定地说：“不想家！铁力除了木头啥也没有，吃个麦当劳得上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