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累了

　　本报记者邓瑾(执笔)戴佩良黄继新北京报道

　　“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们医院的第一个病例应该是3月下旬。”北京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治医师褚松龄说。按照官方数据，截止到3月31日，北京共报告了12例非典病人，其中有1人治愈出院。4月6日，原卫生部长张文康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专门针对非典的记者招待会通报了上述数字。

　　4月13日，已经收治了四五个SARS病人的北大附属第一医院开始筹备SARS专用病房。在筹备阶段的那一周里，这些病人由医院里的十几位医护人员专门负责。

　　虽然当时吸取了广东的经验，医院陡然增加了很多消毒措施，提供了各种洗手液、消毒液、口罩和防护服，但这第一批上前线的医护人员以及院方当时都没有意识到非典的传染性有多么烈。在“当时消毒、隔离措施还不到位”的病房里，这十几位医护人员白班10个小时夜班14个小时，两班倒持续工作了两周。“当时领导觉得可能就是我们这一批人盯到底了。”褚医生说。接着，就有二十多个医护人员相继被传染。医疗资源全线告急

　　4月23号，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公开中国的感染人数比以前公布的多10倍之后的第三天，一直暗自庆幸的普仁医院收治了该院的第一例非典病人。当时北京市已经安排了6家专门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

　　面对不断攀升的确诊病例，北京按规定能够收治非典病人的二级以上的医院，包括那6家定点医院的医务人员、床位、药品、医疗设备等各种医疗资源顿时告急。

　　4月26日，褚医生随着北大医院本部的七、八十名医护人员一起转入北京首批确定的定点医院北京胸科医院。那一天，北京累积收治非典病人2305例，其中确诊1114例，疑似1191例。北大医院分管胸科医院500张病床中的120张床，他们负责收治的医务病人比较多，估计有70人左右。现在褚松龄他们实行的是4小时轮班制。

　　就在北京市一线医务人员全线告急的时候，1200名军队医务人员被火速抽调到一线。

　　同样短缺的还有符合要求的SARS病房。继4月中旬北京市公布6家定点医院，4月27日晚，北京防治“非典”联合工作小组召开工作会议，决定次日紧急启用中日友好医院和宣武医院两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集中收治“非典”危重病人，并全力降低死亡率。截止到当日，北京累积收治的1114名确诊非典病人中死亡人数达到了56人。

　　中日友好医院的副院长刘晓勤说，医院最初按照上级要求准备了一层共20间的重症病房，但后来又接到通知，要求增加数量。于是医院赶紧着手改造部分普通病房，重症病房因此增加到60间。

　　据刘晓勤介绍，重症病房每人一间，床边监护仪专人专用。而为了保证如此大量的医疗设备正常运转，医院临时增加线路，并启用临时发电机。也正是因为增加了大量的改造工程，所以该院接收非典病人的时间推迟至5月8日。

　　宣武医院也是超常规运行。该院副院长王香平说，医院从接到上级命令到改造完成，前后只用了8天的时间。“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一所大型综合性的三甲医院改造为传染病专科医院，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他说。5月6日夜11时15分，首批22名“非典”患者被转送到宣武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预计该院将接纳700个病人。

　　但定点医院的增加并没有就此止步。截止到5月8日，北京共有非典定点医院16家。另外，全市其他二级以上医院几乎都收治了数量不等的非典病人，而且都是自筹资金，和时间赛跑，改建了SARS病房。当天北京确诊病例为2136人，疑似病例1486人。

　　除了医务人员和床位外，同样全线告急的还有防治非典的各类医疗设备和药品。北京市采购各类非典物资的公告最近一周来天天出现在各媒体的显著位置，海关开始对进口的防治非典物资实行绿色通道制度。

　　另外，由于非典病情的发展远远超出常规，即使是以治疗呼吸道疾病见长的北京胸科医院，其诸如呼吸机等设备都极其短缺。该院的曹医生说：“胸科医院最初只有很少的几台呼吸机，而紧急成立的呼吸支持组只有三个人，根本无法满足需要。现在经过紧急购置，呼吸机的数量已经增加到40台，不久将达到100台，可以基本满足需求。”

　　现在，褚医生所在的病区有四、五十张床，十几台新近购置的呼吸机，十几个重症病人。“我们都给(重症病人)上了呼吸机，上机越早恢复得越好。”褚医生说。

　　而在所有定点医院中收治重病患者最多的地坛医院甚至还希望通过本报的采访来呼吁一下：“我们太需要呼吸机了。”目前地坛医院有50余名重病患者，按道理是每人都需要呼吸机，但目前医院只有22台。5月8日又收到了他处支援的3台，但却是80年代的老旧产品，“非常不好用”。

　　北京市急救中心120指挥调度中心自非典爆发以来也处于忙乱状态，它负责确诊SARS病人转院任务。尽管3月12日就接到了任务，但是真正的非典转运高峰出现在4月19日之后。4月19日之前，急救中心每天出车200-300车次，接到电话2000个。4月19日北京电视台的北京新闻播出了市民可以拨打120寻求非典救助的消息后，急救中心接到的电话突增，4月底最高峰时一天就接到了1.7万个电话。

　　由于SARS病毒能在体外生存几个小时，所以导致病区的所有废物都需要二次焚烧，废水需要消毒处理，这又对医院、特别是众多的非传染性医院提出了难题。

　　考虑到这种需求，北京市决定在丰台区建立一个全市规模最大的医疗垃圾封闭式焚烧场。4月28日开始选址并施工，5月6日正式启动，日焚烧处理垃圾可达7吨以上。治疗方案和技术

　　当北京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4月中旬开始筹建SARS病房的时候，医护人员都没有太多经验，而且当时关于关于病原体的争论还没有结束。褚医生说：“我们最初上岗的时候经验还比较少，主要是按照广东的经验，用药主要是利巴韦林、阿齐梅素和激素，最初治疗还不十分规范，对这个疗程也不是很清楚。”

　　“随着病毒学比较清楚了，(我们知道)抗生素不是很必要，主要是防止一些并发感染。”褚医生说，“现在的治疗主要是用利巴韦林和激素疗法。最初主张利巴韦林长期应用，现在的看法是一般应用两周左右。激素的使用是个体化方案，产生的也是个体化效果，每个人不一样。”

　　本月13号，来自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另一拨医护人员将接替褚医生们在胸科医院的工作。“这需要一个落实和交接班的过程，因为新的医护人员对现有的病人情况不熟悉，也可能从来没有干过传染病治疗，有一个现场熟悉的过程，包括消毒隔离的各种措施，进隔离区的程序，对SARS的诊疗过程，还有对仪器的使用，都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褚松龄说。

　　4月下旬，北京把降低死亡率作为防治非典的一个重中之重，所以决定把危重病人集中到医疗条件较好的三等甲级医院。据专家介绍，降低死亡率又和能否正确使用呼吸机密切相关。“呼吸机用得好就救命，用不好就要命。”售价3万到40万的呼吸机有好几种，最复杂的是给重病患者插管的那种。平日即使像北京胸科医院这样的专业医院的呼吸机也只有几台，能为切开气管的病人用好呼吸机技术的医护人员并不很多。

　　褚医生说：“一个病例的死亡牵扯到的因素太多，并不是只和病毒有关，或者只和治疗有关。比如说，患者年龄，60岁以上的人能救过来的可能性变小，年龄大了以后，整个机体状态全部下降。再有一个方面就是医疗条件。不是说医务工作者没有尽力，但是医务工作者只是整个医疗环节中的一部分，其次是药，第三是医疗设备。北京几千个病例不是都能享受到北大医院这样的医疗条件的。我们目前的病死率很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可能也就是四、五个人，其中还有一半是属于心脏病。我们各个环节的投入都非常够，有的医院可能就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