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不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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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01日 11:21 21世纪经济报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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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郑小伶 香港报道 “我们左边是大海，右边是坟场。” 这是一位年轻的胸肺科专业医生向记者介绍香港玛丽医院的地理环境时说的一句话。的确，从医院出来，暮色中迎面扑来的是海水的新鲜气息；而再走几分钟，嗅到的是邻近公
生命与死亡同在。从3月上旬开始，过去的50多天里，这样的险情在刚刚从SARS疫情中逃出生天的香港城中处处可见。度过了50多天的疫情高峰期，阳光和海水给这个城市的优待又回来了。 所有的人开始舒了一口气。 在繁华悄然而至的时候，我们会心平气和地想一想，那些最早给这个城市阻挡灾难的人——他们的职业是医生。从他们的临床报告中遗漏下的一些细节，或能给那些尚在疫情中煎熬的人一些示意。 感染从“防护衣”开始 几天来的采访，记者多次被毫不留情地挡在SARS隔离病房的大门之外。出来的是全套外科手术服武装的“SARS TEAM”的医护人员。 他们身上着绿色的、被洗得脱色的全棉质外科手术袍，脚上套了鞋套，脸上除了N95标准的医用口罩之外，还有一个挡住了1／3脸、外形似潜水镜的眼罩。手术袍没有衣袋，但在相近位置，每个人身上都挂上一个透明的小塑料袋，里面放着一台传呼机。一位医生对记者说，“如果传呼机一响，我们不用摘下手套找，抓起来就看，看完之后，离开隔离室时，再把它从塑料袋中倒出来。” 这样一个小细节，来自香港岛西区的玛丽医院脑肺／深切治疗科。这家有100多年历史的公立医院共收治过70多例已经确诊的SARS病人，幸而还没有一名医护人员受SARS感染。“一靠我们的小心，二靠运气吧”，说这话的医生，脸上虔诚的笑容令人感动。 而在香港沙田区的威尔斯亲王医院9楼的内科，记者看到SARS隔离病房的医护人员是另一副“武装”，他们身上是白色、化纤质的太空防护衣、防护裤，口罩、眼罩和发罩保护了大部分脸部面积，脚上同样有鞋套。与玛丽医院比较，威尔斯亲王医院的防护衣更先进，这也是全港其他收治SARS病人的医院普遍采用的防护衣。但是，截止到4月28日，威尔斯亲王医院已经有100多名医护人员受感染。 “问题偏偏出在衣服上。”玛丽医院微生物系主管司徒永康在一个北京、上海、台湾和香港四地医学界的联席会议上，提出了这样的质疑，香港医管局建议用一些保护力较高的全身相连袍的“Barrierman”防护服，它的设计是由前面正中间由拉链拉开全身的衣服，恰恰前面是最可能带有病毒的地方。反观一般的手术袍比较简陋，它从后面绑起来，脱出来的时候也是从后面解开带子，医护人员就可以避免接触前面的部分，直接把袍子卷起来扔到消毒处，简单、方便及安全。 司徒永康的危言引起医学界的关注。香港医护人员感染已经涉及广华医院、伊利莎伯医院、威尔斯亲王医院、玛嘉烈医院及东区尤德医院等五家公立医院。司徒永康认为，受SARS感染的医护人员可能没有做足传染病的基本预防措施，以致倒了下来；并不完全因为预防用具不足、医院结构上的通风系统或是病房过于挤拥等硬条件所限。 在防止传染病的基本预防措施中，有戴口罩、戴手套、戴袍(通常是手术袍)和勤洗手四条铁的纪律。行医逾20年的司徒永康医生做过一个相关的调查，结果显示，69名报称有做足四项预防措施的医护人员安然无恙，而调查里受感染的医护人员中，全都没有戴上口罩，或是有的只戴了纸造的口罩，湿了后便发挥不了作用，“而且，吃饭时更不可以随便把口罩拉到下巴去就算，又不可以放在饭桌上。这些细节看来很微小，但是已经成为传播的黄金机会”。 司徒永康说，“我们没有使用惊世新方法，反而我们在传统智慧中找出一般的防传染病的守则，这些在西方国家早已存在上百年，医院上上下下的医护人员就是彻底执行这些已有的守则，避开了‘倒下来’的情况。” 另有一位仅有12年执业经历的年轻医生对记者说，开始进入玛丽医院“SARS TEAM”时不太理解这里的清规戒律。有一次他弯下腰捡地上的东西也被主管说了一句，因为身上穿着手术袍，一蹲下，手术袍拖到地上就有可能被污染，而且，身后的衣服会露出来受污染。 威尔斯亲王医院是香港两大医学院的教学医院之一，其防护措施自成体系。“威院”的医生不愿意将自己与“玛丽”的医生相比，“因为我们收了300多SARS病人，他们仅收了几十例。”上周，威院的“Dirty Team”被美国一家著名的杂志评为亚洲“SARS英雄”——“这支前线医护队伍面对危险工作而不退缩，默默对抗病毒时表现出人类的可贵精神。” 但是，记者也看到一些不愿提及的细节。记者在四天的医院采访中，两次都未能通过玛丽医院隔离区值班门卫的把关；而在威尔斯亲王医院，记者误走入9楼的隔离区，没有受到任何阻拦。 记者还看到，在威尔斯亲王医院的9楼，在医生办公室与隔离区相连的走廊上，有一位穿着病员服的小伙子从隔离区出来，摘下着口罩坐在长凳上晒太阳、看报纸。这时候，进进出出的医生从他身边走过，似乎没有人想起这个尚未病愈的年轻人身上是否还会传播病毒。 “我们威院的医生不愿赶他进病房，只会提醒他戴上口罩。”事后，一位医生无奈地对记者说。 试用“应急方案” 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一场疫情诞生了一颗医学明星。这颇符合香港的造星文化。 这颗医学明星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主主任沈祖尧教授，他以其精湛的医术、在紧急状态下高超的团队凝聚力以及1.8米身高和翩然、谦和的风度，迅速在香港掀起一股“沈祖尧热潮”。 沈祖尧说过，“我们这个团队和我们的SARS病人是一篮子鸡蛋，我天天要平衡地拿好篮子，尽量不让一个蛋破，还要继续往前走。”沈虽然没有保护好每一只鸡蛋，但在他的医学面孔之后流露出来的人文关怀还是给疫情中的港岛注入了一脉温情。 沈祖尧向记者介绍，他每天要和深切治疗部(ICU)的几十位SARS重症病人一起“战斗”。威院的总床位是1400张，在高峰期的3月中、下旬，同一时间接受过170多位确诊SARS的患者，为香港收治SARS病人第二多的医院。 由于时间紧张，沈祖尧请他的同事、有着19年胸肺科临床经验的许树昌副教授向记者详尽介绍了威院在SARS临床方面的经验与难点。 从3月11日截止到记者采访的4月28日，威院收治的SARS病人中，不治的有26位，其中以长者和有多种综合症患者为主。在300多例患者中，威院的死亡率接近7%，这个难点让威院的医护人员心情沉重。但是，他们还是坚持把其他医院的危急病人转入本院深切治疗部。 国际医学界曾质疑香港医院普遍采用的“利巴韦林(Ribavirin，又称三氮唑核)加上类固醇”的治疗方案，许树昌医生介绍，这仍是威院采用的一线方案。 威院常规的疗法的第一步是：对刚入院有发烧症状的患者，会注射普通抗生素；在抗生素无效、确诊为SARS病人时，一般就每天注射400mg的利巴韦林，每日三次；或口服1200mg，每日三次；这适用于SARS的初期阶段——“病毒复制期”viral replicative phase，这个阶段的病人部分病情相当正常及稳定，服用药物后，部分会退烧，如果在第7-11日期间，高烧再现，同时肺片出现阴影，显示肺部受损害，部分患者须用呼吸器。第二周过后，病情仍未见好转者进入第二阶段，由于身体本身的免疫力导致肺部遭受严重破坏，肺片亦呈现受损程度加剧。沈祖尧医生说过：“这阶段是使用类固醇的黄金时期，否则患者有可能出现极严重的肺部损害。” 许树昌医生介绍，这个时期可每日注射500 mg／类固醇，累积注射3—6日，这时候，有90%左右的患者会有病情好转。但许医生同时提示医学界同仁，“要留意使用了利巴韦林加上类固醇后、病人发病第三周的反应”，由于利巴韦林的副作用是融解红血球，因此大部分患者的黄胆素升高，会出现贫血现象，而严重者还会出现口、鼻喷血，或排泄物带血，“这都是要警惕的。” 还有将近10%左右的患者对上述疗法是没有明显疗效的，他们将转入第三个阶段——侵肺性破坏期。病人的肺部已遭严重败坏，甚至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ARDS)。这时候转入深切治疗部(ICU)，进行人工插喉之后仍没有任何改善的话，威院将拿出最后的“应急方案”出来。 所谓的“应急方案”也是在这场疫情中香港几大医院自己摸索出来的。威院有三种方案：一是尝试用已经康复的SARS病人的血清输给“第三期病人”。其做法是，捐血者在肺片清晰、完全退烧，化验没有HIV(艾滋病)、肝炎等流行病后，每位捐出500—1000CC的血清，各分200CC一个单位。“第三期病人”在发病(主要是发烧症状)的16天之内最适用血清疗法。威院已经有血清疗法见效的病例。 第二个“应急方案”使用M(IgM)免疫球蛋白，有医院已开始提早使用，免病人恶化。但价钱昂贵，每支7000元，以三天为疗程。 第三个“应急方案”尚未启动，就是有香港联合医院和玛丽医院采用的抗爱滋病毒药物——蛋白酶抑制剂(Proterse in nibitor)。许树昌医生对记者说，“暂时没有数据支持说明这个药对抗SARS有效，而其最大副作用就是腹泻。” 香港其他医院在获得病人或其家属签署同意书后，已试用多种药力强、但副作用亦强的新药，如原作治疗血癌的干扰素(Interferon)、以及可致畸胎、早被全球禁用的、曾用于治疗关节炎药物(Thalidomide)。对此，沈祖尧等人表示“再谨慎一点。”他主张“利巴韦林胜在安全。” 利巴韦林能否成为SARS的主诊药，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在香港学术交流时提出质疑，称“不值得推广”。据玛丽医院胸肺专科医生林冰向记者介绍，钟南山在广州的疗法主要以类固醇(“皮质激素”)加上抗感冒病毒药德敏福(Tamiflu)为主。但是，有香港医生认为，在SARS临床中，Tamiflu疗效并不理想。 已是香港胸肺协会会长的许树如对记者说，行医这么多年，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大场面，“最大的压力是，要试验的地方太多了”。 “SARS TEAM”何时解散 “在这样的地方和他们谈电脑游戏和音乐，真是不可思议。” 在玛丽医院9楼一间小休息室，记者采访这个医院“SARS TEAM”(非典治疗小组)的三位医生时，在同一栋楼的4、5、6楼的隔离室，其他小组成员正在做例行的巡房医检。 香港医生向来以薪水优厚、生活时尚而著称。但记者在医院办公室见到的他们全是穿着难看的绿色的防护服、鞋子各异的装配。“平时我们都是打领带、衬衫整洁、皮鞋时尚。现在暂时不需要了。每天下班后在医院要洗一次澡、回家还要洗一次澡，幸好不用穿得那么烦琐。”玛丽医院胸肺专科医生林冰说，而且，他酷爱的电脑游戏也有一个多月没有触动了。 一场疫情改变了许多，生活节奏打乱了，深切治疗部的大手术做不了，肺癌的研究中断，回家后与孩子的亲密接触也“叫停”了。在全香港十几家公立和数十家私立医院的执业医生中，十几万医生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这场战争。 玛丽医院的“SARS TEAM”是在3月18日成立的，运作了50多天了。成员分别来自本院和葛亮洪医院的胸肺科、心脏科、肠胃科和肾科的顾问医生、高级医生、专科医生。由于他们是全港最早收治SARS患者的医院之一，也是第一家试用利巴韦林在SARS临床的医院之一。 有报道指医护人员可能被医院指导“预先”服用利巴韦林。但玛丽医院的“SARS TEAM”的组长、胸肺科曾华德医生表示反对。“利巴韦林对真正有病的人也未必有效约10—7%无效，何必吃一种有50种以上副作用(如令血小板降低及影响肝及肾功能)的药物。更甚者可能将病情抑制，出现部份发病，到将来更难诊断。” 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个可让市民放心的万全之策。在过去的50多天里，SARS留给医学界的悬案太多了。玛丽医院的“SARS TEAM”收治过一位40多岁的女性患者，入院后用了一点普通抗生素就退烧了，后做荧光试验，发现SARS抗体高了四倍。惟一的例外就是她曾做过骨髓移植手术，按医学的推论，“免疫反应不太好可能对SARS的治疗反而有利”。 同时，对SARS的早期诊断也是难点之一。虽然发烧、咳嗽、气喘等症状已成为SARS标志之一，但是，在香港几家医院中，已有好几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 此外，许树昌建议，不单是一种病可以引至SARS临床症状出现，有时，有可能会有二种以上的病并发，造成了一些疫情人群的误诊。按照香港“SARS TEAM”或““Dirty Team”的专家建议，在发病症状(以发烧为主)出现的7—10天内为临床治疗的最佳时期，一旦贻误，则后果难测。 现在，在香港各大医院的深切治疗部躺着的SARS重症者还有100多人。有一部份人的肺严重纤维化，只能以插喉帮助呼吸。这些人中，除了年长者居多之外，相当一些人是自己贻误了治病期。 据香港医疗部门的一位官员说，类似像“SARS TEAM”这样的治疗小组和“SARS隔离病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会继续存在，但规模会随着疫情的减缓而缩小。 国际劳动节快到了。记者问过一个医生，放假了会干些什么？他说，想和朋友聚一聚，“过去那种在孤独中自己挣扎的感受实在不好受”。(感谢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的沈祖尧医生、许树昌医生和香港玛丽医院的曾德华医生和葛亮洪医院黄泮铨医生对本文的医学指导。本报见习记者彭少兰对本文亦有贡献。) 新浪编者注：《天佑华夏》专题系《21世纪经济报道》与新浪财经联袂制作。本文为《21世纪经济报道》抗击SARS特刊（1－28版）系列文章之一，该特刊（完全版）为《21世纪经济报道》授权新浪网独家刊登之作品，所有媒体及网站不得转载，除非获得《21世纪经济报道》书面授权并注明出处。欲转载本专题相关内容、或对本专题有任何建议，请来信finance@staff.sina.com.cn， 或致电：(010)62630930 转5151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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