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访：应对突发事态的机制：前提与核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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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01日 10:29 21世纪经济报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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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龙希成 广州-香港报道 有效的信息过程是应急机制的核心 《21世纪》：全国正在打一场防治非典疫情的硬仗。4月13日温总理讲，我们如果应对得当，措施有力，战胜疫情，就可以使坏事变成好事，增强我们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
丁学良：温总理的讲话在海外获得广泛赞同。像非典(国外通称SARS)这样一个突发事态，既是一个坏事，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1980年代中期，我在介绍新加坡发展经验时，特别强调他们的“危机”意识：中文“危机”把“危”与“机”连在一起，“危”是困难，来得很突然，给人以很大压力，同时这个压力又给人带来机会。“危机”(crisis)是个翻译词，其本义是十字路口、作出重大抉择的关头。这个含义非常好。这次我们只要战胜SARS，就可以在民族复兴的路上迈进一大步。 我特别想跟读者分享的一个认识是，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大国，她面对突发性事态的机会正在快速地增加。因为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大国，她国内的情况快速变化，并与国际上——甚至全球每一个地方——接触交往的机会在增加，利害关系在增加，所以她遇到突发事态挑战的机会也就愈益增加。 远的不说，就在最近七八年内，地球上发生的具有重大影响的突发性事态，跟中国密切相关的就有好几起。 首先是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风暴，这是突发性的事态。虽然此前有极少数经济学家分析亚洲经济有一些严重的隐患，发出过一些警告性的声音，但冲击什么时候来，以什么方式来，破坏的幅度有多大，人们不得而知。那场金融风暴是很严重的突发性事态，就发生在我们的周边，给中国造成很大压力。当然，中国比较好地应对了这场挑战，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称许。 接着是9.11突发性事态，虽然它打击的是美国，但对全球政治、经济和国家间战略关系的影响至巨。与此密切相关的还有两起，一起是美国打阿富汗，一起是伊拉克战争。国内读者千万不要忘记，前几天在北京举行的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会谈，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国际事态，全世界异常关注。 像这些国际性的突发事态，都同中国有着直接的重大关系。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并且越来越深度地介入世界的大国，她的利益相关幅面在急速延伸。所以这是一个大趋势：她面临突发事态挑战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多。 《21世纪》：你认为要战胜非典疫情，发展应对突发事态的机制，当前最重要的是做什么？ 丁学良：我们先讲一个背景。WHO(世界卫生组织)在2002年的一项报告说，仅1995-2002年间，全球就有过至少30起突发性疫情的爆发，只不过大部分离我们比较远，我们是旁观者而已。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000年的统计显示，截止到该年10月份，在非洲乌干达爆发的埃波拉病，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厉害的传染病病毒，人一经染上，死亡率高达50%～70%，迄今还没有找到疫苗来医治它，只不过埃波拉病的传染性并不很强而已。美国专家还说，1999年在纽约爆发的西尼罗河病毒脑炎也是厉害得很，死亡率相当高，只不过它的传染性也不那么强而已。 这次因为中国经历了SARS，我们对传染病的关注度就提高了。既然1995～2002年间全世界有过30起突发性疫情，不在这里就在那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政府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发展出应对突发事态的机制和能力，乃是当务之急。 《21世纪》：你对此有什么具体建议呢？ 丁学良：首先要有态度上的正确导向。大社会学家韦伯称现代化的过程为“理性化的过程”，以前人们总是把突发事态尤其是严重的突发性自然灾害，诉诸神秘主义的解释。而在现代社会，人们应对和处理突发事态的方式应该是一个理性的过程，因为理性的过程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较小的成本、用不怎么引起动荡的途径找到正确的技术方法来应对它。所以，应付突发事态，采取理性的态度，争取国内各方面和国际社会的支援，才能使正确措施较快地到位。 这里要强调，任何机构，包括政府在内，都不应该有“替天行道”、全面承包的心态。这种心态就是把什么事情都自己“包”下来，不让别人知道，不让别人参与，这就不理性。因为你的能力有限，你的资源有限，这时候如果你承包的事情越多，并且不让全社会知情和参与的话，就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更多困难，可能引起国内百姓和国际社会的抱怨。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把跟自然界相关的突发事态向国际社会公开，是很重要的进步，这样就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像这次香港就邀请国际社会来帮忙。淘大花园是香港最重要的SARS社区传染点，香港把调查报告递给WHO，从别的国家邀请专家来调查人口密集的城市建筑同传染病之间的关系。 公开疫情是联合国际上的科研力量来攻克难关的前提。像防治SARS的药品和疫苗，如果关起门来搞，只有本国的局部的技术力量，就会成本高、进展慢。而这次公开疫情后，方方面面的高手都来参战了。像何大一——他是发明“鸡尾酒”疗法治疗爱滋病的世界头号权威——就表示他正在把十多年来研究爱滋病的丰富经验，来帮助香港寻找对付SARS的药品。他说，SARS病毒同爱滋病病毒相比，要简单得多，因此找到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法和药品，时间不会太长——他估计在几个星期到几个月内，会有重要进展。 不仅华人何大一带领他的顶尖爱滋病科研力量介入进来，而且美国陆军医学研究院——他们专门研究生化武器的防范手段——里的一个专家，Peter Jahrling，他是世界上研究天花病毒和埃波拉病毒的名医，也介入来研究SARS病毒和防治药品，他正在猴子身上进行这种病毒实验。 现在香港方面发现SARS病毒至少有6个变体。这就要比较不同地方的该类病毒之间的衍生关系，才能找到更加有效的测定技术和防治方案。这些都建立在一个很基本的前提上，就是疫情信息的公开和透明，这样才能把本国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力量尽快地动员起来，减少人员的伤亡，减少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这是特别需要强调的一点。 《21世纪》：那么，我们怎么样做，才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呢？ 丁学良：我们先来看看影响巨大的突发事态的基本特点是什么，不论具体的突发事态属于何种领域。它之所以“突发”，事先在大自然或社会里已经存在，只是迹象还不明显而已。因此，人们对于它以前发出的那些讯号没怎么注意到。等它一下子引起人们注意的时候，就已经造成相当程度的伤害了。这正是突发事态的基本特点，具有不确定性。 4月22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预防中心主任Stephen Morse说，这次SARS病毒与当年爱滋病病毒显现时的情形有一点相似。在1970年代以前，爱滋病病毒就已经在一些地方存在了，之所以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因为它还没有显现它巨大的杀伤力。它的杀伤力什么时候才显现的呢？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Donald Burke教授说，1985年他负责给美国新兵体检、采集新兵血样时发现，爱滋病病毒正在悄悄感染着很多表面看来完全健康的年轻人——60万个取样中间已有相当数目的人感染了HIV病毒。因此，自然界中间长期就存在这些东西，在某一个时候才突然找到了爆发的机会，感染了众多的人。 据Stephen Morse推断——最后结果尚待验证——这次SARS病毒是呼吸道感染病毒大家族中一个新成员。根据以往案例，这类病毒最有可能在禽类身上存活，其中又数鸭子身上存活的病毒最多。但鸭子身上的病毒要经过一个中介物，并在这活的物体身上发生变异，然后才能感染到人。猪最容易成为这个中介物，病毒到了猪身上，离传染到人就很近了。Morse推断，像SARS这类的病毒肆虐，以后还会出现多起，但每一起会在什么时候爆发，会打击到多少人，则不甚清楚。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要发展出应对比较大的伤害性突发事态的机制，首要的是政府和社会的信息系统或信息过程是否有效，这是应对机制的核心部分。 信息扭曲的严重后果 《21世纪》：给定中国现在的国情，要发展应对突发事态的机制，一个好的信息系统或信息过程应该是怎样的？ 丁学良：在应对和处理突发事态方面，中国过去的计划体制有它的长处，也有短处。计划体制是高度权力集中的、动员型的体制，它平时就处于“准动员”的状态。这种体制有两点非常适合于应付突发事态，一是它对社会的组织能力很强，对社会角落的渗透力很强；二是这个组织本身有点类似于军事组织，自上而下传递命令。只要指挥中心得到了正确的信息，作出正确的决策，就能马上使整个社会运作起来，把力量集中到要害点上，对付突发的难题。 但问题在于，计划体制的指挥中心，往往很难及时地得到正确的信息，这样就难以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当然也就难以把整个组织系统直至社会里的资源动员起来对付突发事态。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关系密切。George Akerlof，Michael Spence和Joseph Stiglitz三人获奖，都是因为他们对信息经济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信息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就“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不独经济领域为然，它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状况。从社会学角度细分起来，信息不对称至少有三种情形。一种是A与B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同，A给B的信息是不完整的。第二种是A给B的信息是完全虚假的。第三种是在一个大的系统里，下层的人对于上层的人，或者一个部门对于其他部门的人而言，一方发出的信息基本正确，但接受方对信息缺乏很好的分析和判断能力，不能理解信息的含义。 在一个大的系统里，这三种情况都会有，而且经常发生，任何人或任何部门都可能以这三种方式来对待信息。中国有13亿人口，是个超级系统。从横断面看，有那么多不同的区域、部门；从纵断面看，又有那么多的层次。每一个区域、部门或层次又都有自己的系统，不同系统里又有不同的层次。在这样一个超巨型的复杂系统内，发生信息扭曲的机会实在是太频繁了。 信息扭曲对于上层或其他部门来讲，后果至少有两种。第一种是他得到信息太晚了或根本就得不到信息；第二种是他得到信息不晚，但得到的这个信息不准确，不足以使他适时地作出正确的决策。不到的信息、迟到的信息和不准确的信息都会使上层或其他部门无法正确地决策。这正是应付突发事态的机制中最薄弱的部分。 《21世纪》：能否举几个因为信息扭曲而导致决策失误的例子？ 丁学良：为了说明这种情况的普遍性，我们来看三个例子，它们发生在不同的社会里，体系不一样，但在“信息”这一点上有共通的启迪。 1986年4月26日苏联发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这种规模的核事故在历史上是没有的，属突发事态。但早在1982年，就有一个事故，释放出相当能量的放射性毒素。不过这个报告没有被上层重视。四年后大爆炸灾难发生了，信息系统一开始时报告说问题不大，不用担心。这就使得莫斯科最高层以为这不过是一场中小型的事故，结果严重影响了中央政府的决策。 再说这次伊拉克战争。伊方指挥连连出现严重失误，我看到的资料说，主要原因之一是伊拉克的信息系统习惯于只向上层报告那些他愿意听的话，严重扭曲伊美双方的军事状况。在战争进程中，伊拉克高层“根据完全不可靠的信息和一个以讹传讹的过程”作出决定，以至于给那些已经不存在的部队下达作战命令。 第三个例子，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martya Sen对印度经济和1959～1962年间中国经济作比较，他发现中国那三年经济困难造成的后果超过了印度。主要原因就在于印度的信息过程是多元的，因此当印度某地发生歉收的时候，及时的真实的信息促成了纠错的机制，避免造成更大范围的歉收。 《21世纪》：跟40年前相比，中国的体制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20多年来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是体制改革的成果。 丁学良：20多年来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地方分权化的趋势也很突出。地方分权有一系列根本的长处；但也造成局部利益与国家的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更复杂。它使得在上述三种情形导致的信息扭曲过程中，局部利益动机的强化。在以前计划体制下，地方的经济利益在官员的考虑中不是那么重要，但现在则要强得多，信息扭曲的动因也相应地强得多。 确保多元信息系统的常规运作 《21世纪》：我国整体上要发展应对突发事态的机制，对此该如何调整关系？ 丁学良：首先要建立多元的信息系统，确保多元信息过程的常规运作。 因为突发事态本身带有基本的不确定性，很多迹象人们从未见过，至少大部分没有见过。像这次SARS，它跟普通流感有类似之处但不相同的部分更具杀伤力。由于突发事态的不确定性、崭新性，以及它的急速性，它不会给人留下很多时间慢慢找出对付的办法。如果某地发生突发事态的信息很透明的话，其他地方就会很警觉、就可以更好地应对。所以，社会的信息系统应该是多元的。只有多元的信息过程，才能把信息扭曲的情形大大减少。 为什么？因为只有多元的信息系统，才能使得事态发生的地方还没有被人加工过的原始资料以更真实和完整的形式，不断地呈现给社会的不同层面。如果是一个单元的信息系统，只要原始信息被人加工过以后，所有上层或其他部门和地区的人们，接触的便只能是那一个被扭曲的信息。原始资料最珍贵，它所包含的信息量最多。原始信息被加工得越多——不管动机如何——导致他方和上层决策的错误前提就可能越多。而在多元的信息系统常规运作的状况下，社会就不是抱一个封闭的管道，突发事态袭来的时候，警报就不至于拉不响。一个地方或部门不响，其他部位会响，总会叫醒一些神经中枢(即指挥部)。这样，不仅是中央政府可以作出迅速反应，而且整个社会都处于警觉和及时应对的状态。 《21世纪》：但人们担心，信息渠道多了，各种歪门邪道的谣传会肆飞。怎么建立一个谣传少、真信息多的多元系统呢？ 丁学良：既要保持信息传播得尽可能迅速和透明，又要把虚假信息传播的范围和造成的后果尽可能减少，就必须依赖严明的法治。就像搞市场经济，既要使经济活动放开，又要使假冒伪劣产品遭到打击，要靠法治。决不能因为担心有假冒伪劣产品上市，就把市场竞争完全取消掉，只让独家买卖。媒体也一样，如果它传播的伪劣信息，不是出于错误的理解，而是出于有意伪造的话，就要惩罚。 一个国家越大，政府官员的地位越高，负责的面越广，他所面对的信息量就越大，判断力就变得极重要。往往不是别人没有把信息送到你桌上，而是你面对的信息太多了，以至于最有价值的信息可能没有引起你足够的重视。这是常有的事。 多元的信息过程可以把一个国家里发生的忽略有价值的信息、作出重大错误判断的情况大大减少。因为一个信息部门误判了，还有其他的信息部门。政府误判了，还有社会。只有多元的信息系统，才有良性互补的素质。好机制的优越性就在这里。如果你的信息系统只有一个管道，只要这个管道在任何环节上发生不应该筛选的信息被筛选、不应该忽视的信息被忽视的、不应该误判的信息被误判的情形，那么整个国家和社会就无法正确决策和行动起来。遏止突发事态造成大面积的危害，多元信息过程是前提。 总结一下：多元的信息系统有助于信息本身尽量不被扭曲，有助于最多的信息量能够被社会各方面吸收和利用，有助于弥补某一个部门、地方因为误判信息而导致的错误决策。多元的信息系统还有助于保持组织机构的上层所面对的信息高素质。因为当信息过程是多元的，信息传播的过程就伴随着多元的辨识和检验，公开的讨论就把那些有价值的部分呈示出来，有助于信息素质的提升。这样越接近上层，他们所面对的越是优质的信息，假冒伪劣信息在此过程中得到多方面的辨别、排除。 《21世纪》：多元的信息系统信息量大，如何帮助决策者正确地判断信息？ 丁学良：任何国家应对突发事态，政府总是主要的组织力量，但却不是惟一的力量；政府不可能靠单打独斗就能战胜一场影响巨大的突发事态。 应对任何一种大的突发事态，政府当然要依赖已经建立起来的常规部门。常规的对口部门处理类似的事情经验多一些，有某些现成的资源，这些是优势。但它也有严重的弊病。一个是认识问题，就是“思维定势”；一个是利益问题。利益问题好解释，任何部门都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考虑，一般情形下，这种利益考虑可以理解甚至原谅，但如果遇到了大的突发事态，影响到整个社会、国家、民族利益的时候，这种部门利益就不能够让它成为主导的力量。这个危机关头，全社会、全民族、全国家的利益必须是第一位的。 认识问题就是，他长期在一个部门或系统做事，就慢慢形成思维、认识上的定势，使得他对于新的突发事态或者认识不清楚，或者无法在智慧上有新反应。“路径依赖”、已经建立起来的“根深蒂固的偏见”，是人的通病，在政府、公司和一切机构里都免除不了。 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值得借鉴。美国总统处理重要的国家事务，大多数时候当然是依赖已经建立起来的对口部门，像行政部门、情报系统等。但自二战以来，美国总统非常重视国家安全顾问。这些顾问不是来自常规的政府部门，其中最有名的几个人都是来自学界，像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就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为什么要请这种人，不从国务院请人？因为对口部门的人已经做了十年二十年了，已经有了自己的思维定势，习惯于用一套固定的思路、逻辑、办法来看待或对付问题，不大可能有什么新意。创造性的思维和创新的对策，不能指望他们来提供。 这时候总统必须拓展他的战略、对策等等方面的智慧源泉、专家意见的源头。英文中idea指想法、观念、视野，甚至就那么一个闪光的认识上的启发。他们很重视新的idea，藉此发展出一套具体的策略方法，用于实施。发展应对突发事态的体制，要有新的观念源，激活决策层的思维。已经建立起来的常规部门只适于处理常规问题，应对突发事态的智力是枯竭的。 美国每一次应对大的突发事态，国会、行政班子都会请来外部的专家顾问，他们来自不同的思想库、大学、研究机构，这样新观念、新思路、新视野、新对策就会跟着涌来。突发事态如此地叫人措手不及，你必须有新的脑筋，才能降低找到对付危机的好办法的代价。想当年，基辛格如果是来自对口的官僚系统的话，就不可能鼓动尼克松冒着那么大的政治风险，打开与中国交往的大门。布热津斯基当卡特总统顾问的时候，也是因为不出身于对口系统，才能力排众议，坚持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中国有13亿人，整个社会里潜在的智慧源、观念源多得很。政府如果重视这些资源的话，新的应急机制就可以很快发展。智慧、观念要激活，得要有观念市场，也就是观念的竞争。 建立全国协调、垂直领导的良性应急机制 《21世纪》：这次卫生部门每天向社会发布疫情消息。请问哪些信息应该公布？ 丁学良：公布疫情信息，除了一些基本的数字，还要公布治疗方案和用药，这些方案和用药对于患者的健康状况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要有本社会不同专家和国际同行的评价和意见。因为SARS是一个新的传染病，很多治疗办法和用药还处于摸索、实验状态，只有公布出来，才能得到更多同行的帮助与指导，扬长避短。 有些治疗方案和用药也许马上有益于患者，但长期看来有可能是副作用太大。这类事情在历史上都是有教训的。不说远了，像最早发明666农药杀害虫——这曾获诺贝尔奖，但经过几十年的使用，发现它对环境造成的破坏简直不得了。这类信息，只有公布出来，才能建立迅速纠错的机制。 也应该公布出院人员的跟踪调查。香港就发生这个情况，有少数病人住院后，症状基本上没了，被认为是康复了，但后来发现他出院后又有新的症状，还是这个病没有完全根除。像这些信息对于社会防治传染病至关重要，公布出来，才能起到全社会警觉和采取更好应对措施的作用。 还应该讲清楚患者是通过什么媒介受到感染的。有的是坐火车、飞机感染的，有的是在单位或医院或其他公共场合感染的，有的是按摩时感染的。像这些媒介，越早越详细地公布信息，就能尽快地减少传染源和传染途径的影响，越早发现有漏洞之处。这一点人人有责。当然要处理好隐私权和公共信息之间的矛盾，以免造成对一些人的歧视。这应该参考海外好的做法，因为人家已经先走几步，有了应对这些事态的经验，我们不必再从头找方法。 《21世纪》对于现在每天在公布的疫情数字，有什么看法？ 丁学良：对于这些数字的真实含义，媒体应该请各方面的专家来评论，把专家们的不同意见公布出来。对于如此新的疾病，听到不同意见很重要，很难讲那种意见是惟一正确的，谁也不应该说他讲的话最权威。战胜SARS是一场新的全民战争，要发挥方方面面的专家的智慧。 《21世纪》：现在已经建立20亿元的基金，对困难病人给予救助，但原则上应先由自己或单位出钱。你似乎建议医治非典病人应该“完全免费”？ 丁学良：这正是要政府下大决心的地方。医疗费用可以由政府承担一部分，民间和社会也承担一部分。因为SARS流行，受害者不仅是个人，而且是整个社会。现在中国大部分的医院是公立医院，公立医院为影响面很大的流行病患者提供免费治疗其实是公共卫生系统最基本的含义。另外，像工商界的捐款，居民的捐款，慈善机构和宗教团体的捐款等，都应该接收，也可以向国外适当地伸手。 这里有一个案例。1994年印度发生一场范围不大的鼠疫，由于当地政府处理得不够好，虽然死亡也不过百多人，但因为是鼠疫，国际上的反应就很恐慌，对印度的商业、外来投资打击很大，全印度的经济损失高达20亿美元，这就是全国受损害。 《21世纪》：考虑到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花大钱搞础设施工程，似乎花钱医治非典病人也是应该的？ 丁学良：就严重的传染病来讲，一个国家国民的健康素质比物质的基础设施更重要。其实，英文Infrastructure(基础设施)不仅指“物体”，在现代社会，它更指国民素质，包括健康素质和教育素质，这才是所有基础设施中最重要的基础，是真正的国家工程。 《21世纪》：国务院已经派出四批督查组到各地检查工作，由有关部委负责人带队，医学专家等组成。在应对非典这样的突发事态中，对于这种中央-地方监管模式，有什么建议？ 丁学良：督查组应有几方面的组成人员，卫生系统的占1／3，2／3应来自系统外部，这样才能起到良性制衡的作用。各类严肃的媒体都应该参与，并对于各部门各地区做得好与不好，给予及时的信息披露，也可以邀请WHO专家参与。对于防炎基金的使用，透明化的公众监督很重要，防止挪用和错用。 防治传染病流行的监管机制，应该参考中央银行改革的经验。以前，央行老是不能有力地贯彻执行中央的金融政策，因为央行是按省市地县等行政区划设置的，银行行为受到地方政府方方面面的牵制。经过改革，央行分支机构按照经济大区设置，从地方行政机构角色中独立出来，受总行的垂直领导。中国刚建立不久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系统，也应该进行类似的改革。 它的组织架构应该跟央行的组织架构类似，保持垂直领导的系统。它应该相对独立于地方政府，以避免受到地方官员的政绩、偏见的影响和牵制。因为传染病属于潜在地具有全局影响的突发事态，传染的速度极快，必须进行全国范围的统一协调。所以我们要呼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应像央行的分支机构一样，不受地方控制，全国“条条”领导。 结论是：这次对付SARS是对中国一次重大的考验。中国在这方面越是信息透明，就越能获得本国社会和国际社会的信任和帮助。中央政府已经采取了正确步骤，正面地无畏地面对这次巨大的突发事态。这是一次大危机，有“危”更有“机”！ 作为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大国，中国以后遇到突发事态的机会将会越来越多。中国这次处理得好，就会从中发展出一套具有弹性反应能力的应对机制。越早地发展出这样的良性机制，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华民族复兴的路子，就会走得越来越宽敞，越来越稳健。 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还很漫长，途中形形色色的突发事态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我们端正态度，理性地处置，发展好应对广义的具有大范围影响的突发事态的机制，把它的软件和硬件的水平不断改进提升，就为民族复兴的大业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 ●丁学良博士系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新浪编者注：《天佑华夏》专题系《21世纪经济报道》与新浪财经联袂制作。本文为《21世纪经济报道》抗击SARS特刊（1－28版）系列文章之一，该特刊（完全版）为《21世纪经济报道》授权新浪网独家刊登之作品，所有媒体及网站不得转载，除非获得《21世纪经济报道》书面授权并注明出处。欲转载本专题相关内容、或对本专题有任何建议，请来信finance@staff.sina.com.cn， 或致电：(010)62630930 转5151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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