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亟待改进

　　访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胡永华教授

　　本报记者 段文 北京报道

　　非典型肺炎在全国一些省市，特别是在北京地区的爆发，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到目前为止，对该病的病因、发病规律以及有效的防治手段尚不十分清楚。因此，综合利 用全社会力量进行研究是SARS攻关整体工作的重要一环。北京大学为此也特意成立了多学科专家组成的SARS攻关研究领导小组。日前，本报记者专访了该领导小组成员、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流行病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胡永华，他就相关的公共卫生政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卫生体系不够健全是非典猖獗的原因之一

　　《21世纪》：目前北京的非典疫情比较严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卫生防疫部门在刚开始处理时存在失误，对此社会上也颇有批评之声，你是怎么看的？

　　胡永华：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公正的评价。这次“非典”是建国以来我们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在国外，即便一些发达国家也很难应付。最主要是因为这个疾病本身的特殊性，病原体、传染途径和易感人群三个方面我们一开始一无所知，所以要判断起来确实比较困难。

　　一般来说，一个医学上的事件只有被确定为公共卫生事件，才会向社会公开。这需要把握一个平衡点，如果过早，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如果过晚，又会失去控制。但这个平衡点其实是不太好把握的。因为要确定是不是公共卫生事件，需要进行多方面的评估，不仅仅是卫生部门一家能决定的，而且一旦确定为公共卫生事件，就需要启动应急系统，但这一系列问题我们过去都没有碰到过，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应该说我们这次在把握平衡点的时机上缺乏一些经验，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的卫生体系不够健全，信息沟通不充分，这是主观的原因；另一个也确实因为这个病是突如其来，它是前所未遇的。

　　现在疫病尚在流行，我认为需要的不是批评和指责，而且很多情况大家并不真正了解。我觉得最关键是要团结一心，战胜眼前的困难。我们应该看到广大医务工作者所做出的巨大奉献，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敬。

　　从北京的情况看，行动可能晚了一些，但已经开始采取措施，而且这些措施都是行之有效的；从全国来看，也及时进行了全社会总动员，应该说我们在全局上还是主动的。

　　《21世纪》：其实，不仅仅是这一次非典，包括以前的艾滋病，感觉我们的卫生防疫体系确实十分脆弱？

　　胡永华：这问题说起来比较复杂。我可以向你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卫生防疫体系。

　　建国后，我们在1950年代形成了现在这个卫生防疫体系，主要是引进苏联的模式。我们建立了从县一级到省一级的各级防疫站，到中央是卫生部防疫司。防疫部门早期的作用就是针对各种各样的传染病进行控制，通过防疫站的防治工作同临床医院收治工作相配合来进行疫病防治工作。这个模式一直沿续到上个世纪末。我们的防疫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效。很多过去危害我们生活的传染病都被消除或得到有效控制。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的体系明显落后了，面临调整。另一方面，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成为群众生命健康最主要的威胁。现在来看，占死亡率最高的疾病都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像心脑血管疾病等等。传染性疾病尽管发病率很高，但因为威胁已经不大，像感冒、痢疾等等，不会造成很大危害，所以就不为人们所重视。这样的话，我们的防病策略也有所转移。卫生投入更多要考虑一种病对人体有多大的威胁，对社会经济有无重大影响。

　　近年来，我们的卫生防疫部门做了一些调整，总的来说，体系没有改动，只是一些部门、机构有所调整。1990年代后期，卫生部防疫司补充其他一些机构，组成了卫生部法律监督司和疾病控制司，地方上的防疫站逐渐也分成了卫生检验监督所和卫生防疫站两个部门。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从法律角度考虑，强调执法和决策的分立。在去年7月份，我们又以原来的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为基础成立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由它来对地方防疫部门进行业务指导，而卫生部更多承担政策性的宏观管理。应该说，这些调整都是有意义的，我们在朝着国际化管理迈进。像美国的卫生部，它英文全名叫“公众健康与卫生福利部”，承担的责任不像我们的卫生部那样大而全，而美国的CDC权力却很大，这是业务专门化的需要。

　　但是，我们的调整才刚刚开始。非典去年底就在广东出现，我们的CDC成立还不到一年，各种关系还没理顺，卫生部也面临调整，这就是我说我们的体系不健全的原因。

　　建立未雨绸缪的常态机制

　　《21世纪》：您能介绍一下国际上卫生防疫体系的情况吗？

　　胡永华：最典型的可能是在美国。刚才我提到，美国的CDC权力是很大的，美国是联邦制度，但它却是完全垂直领导，而且是半军事化管理，所以效率非常高。如果出现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它可以任意调动国内一切资源，像出动直升飞机等等；必要的时候它甚至可以关闭一些重要的部门和机构。当然，这些都是以法律授权为前提的，必须严格依法行事。

　　这在我们国家实行起来很难，目前CDC对下面还只是业务指导，根本没有发令权。当然，你给它过多权力它也担不起，它毕竟是从一个研究机构演变来的。唯一的办法是加强卫生部的权力，但这又会带来很多问题，同简化行政权的改革趋势不相符。

　　总的来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比如美国的卫生信息采集系统，每个城市的医院对收治的病人，特别是急诊病人都要做详细的记录并要求及时上报到一个统一的电脑系统里。这种情况下，如果短时间内某一种病例非正常增加，系统就会自动发出不同级别的警告，根本不需要再经过人为的判断从而导致拖延，就能在最快时间里防止疫病的大规模流行。目前我们国家也正在建立这样的系统，但还需要一定时间。

　　《21世纪》：您觉得我们的卫生防疫体系从这次非典事件中有哪些经验可以吸取？

　　胡永华：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一个概念必须澄清，就是“公共卫生”绝不是卫生部门一家的事。很多时候大家往往把“公共卫生”等同于“医疗卫生”，所以平常不出事谁也不去关心，嘴上都说卫生重要，关系千家万户的生命健康，但实际上呢，卫生总是最后才考虑的，所谓“科、教、文、卫”，卫生排最后。

　　我们的传统毛病是缺乏一种未雨绸缪的常态机制。以前卫生部门要一点资金是很困难的，但现在看吧，需要多少都能投入了。其实预防的时候多一点投入，总比损失一大片好吧。道理大家都懂，但落实起来很困难。

　　现在我们已经是全国都在行动了，交通部门、教育部门、商业部门等等全都投入到这场反击非典的工作，这是好事，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但关键是，今后能不能形成一种机制？如果这次疫情结束后又恢复原来的作风，那才是真的无可救药。

　　新浪编者注：《天佑华夏》专题系《21世纪经济报道》与新浪财经联袂制作。本文为《21世纪经济报道》抗击SARS特刊（1－28版）系列文章之一，该特刊（完全版）为《21世纪经济报道》授权新浪网独家刊登之作品，所有媒体及网站不得转载，除非获得《21世纪经济报道》书面授权并注明出处。欲转载本专题相关内容、或对本专题有任何建议，请来信[e-mail]， 或致电：[phone] 转5151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