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面对SARS我们如何控制惊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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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01日 10:17 21世纪经济报道 | ||
方文 正如艾滋病是对特定生活方式的解构一样,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则是对人类日常社会生活的又一轮解构。SARS的反社会性 社会生活的本质和标志在于,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与他人肤浅或亲密的面对面的互动 SARS患者,暂时已成为现代社会中最为孤独的人群。但SARS患者,被包裹在层层隔离之中,甚至无法辨认为自己治疗的大夫的性别,更不用说目睹亲人关切的笑脸。他为自己的病况揪心,担忧亲友,可能还怀有内疚和自我谴责。而临终的SARS患者,他和其亲友,也失去了生死之际最后的温情和告别的机会。 SARS的反社会性,已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生活现实。它严厉地禁止我们的日常社会生活。 不理性的风险判断 我们被包围在与SARS有关的信息情景中,也力图对它们进行甄别。我们已熟知每天新增的病例和死亡人数,也在计算我们可能发病的几率。或者说,我们都在进行风险判断或风险认知。我们已知晓它绝对是小概率事件,且死亡率极低——只有4.8%左右。但在估计我们自身或亲友的患病风险时,我们并不基于这些事实进行推断。这种社会认知过程从几方面展开。 其一,质疑既定的事实或对事实重新解释。 我们所接触的大量信息,都是通过媒体间接得来。我们会怀疑它们已经过人工剪裁和包装。我们不会完全信任它们。即使这些信息是如实的,我们也会重新解释。就北京总人口而言,SARS患者是小概率的;但如果考虑到与SARS患者接触而患病的几率,那绝对是大概率的。这是我们风险判断的理性逻辑。基于风险判断的理性逻辑,我们也会忧心忡忡。 其二,风险判断的启发式。 在更多情况下,我们并不遵循理性逻辑,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基于我们已有的常识或经验,进行理性——经济的和快速——的判断。 我们往往并不是基于概率原则来推断我们遭遇风险的可能性,而是基于我们容易想到或碰到的刺激线索,来进行推断,如媒体上不断出现的SARS信息、街上随处可见的口罩等。由此,我们感到自己正经历越来越高的感染风险。即使发病人数每天在递减,但在完全根除之前,我们会一直为之困扰。而这种风险判断的直接情感后果,就是担忧甚至是惊恐。 其三,惊恐和惊恐管理。 我们的惊恐因此无法剔除。它有两种可能的行为后果,其一是危害公共秩序的集体行动;其二是行动者对自身的更多关注。 就SARS而言,可以确定不会诱发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它只能导向行动者对自身的更多关注。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个体层面,这种惊恐,作为消极的情感体验,只会促使个人更多地关注相关信息,更好地保持个人卫生。进一步,个体所拥有的自我情感调节或管理的潜能,远远出乎心理学家的想象。没有证据表明,在SARS面前,心理学家等专家,比常人有更强的应对能力。我们要担心的不是惊恐,而是惊恐、无助和怨恨的集合。 化解怨恨 在社会中处在不同阶层的群体,偏见和怨恨,相伴相随。所谓偏见,是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人格特征及其行为的共识性的消极评价,而怨恨则是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无言而无助的抗争。如果一个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人感染了SARS,他和其亲友没有任何资源让他得到及时的治疗,那么,怀有怨恨,他可能会到处游荡,把他所经历的苦痛,播撒给任何其他人。这才是最严重的潜在危险和公共灾难。艾滋病患者中已经出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不得不重视。 为了应对这种怨恨,对于同样的国家公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保障,应该覆盖所有人。我们会为公共政策中的差别对待,承当难以承受的恶果。而这正是公共政策决策者、媒体和公众,目前应该首要关注的问题。 据说,SARS病毒,在显微镜下有美丽的外形,一如自由女神像上的皇冠。它正在挑战我们的智慧、勇气和承受力。我们必然在应对中走向健全。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新浪编者注:《天佑华夏》专题系《21世纪经济报道》与新浪财经联袂制作。本文为《21世纪经济报道》抗击SARS特刊(1-28版)系列文章之一,该特刊(完全版)为《21世纪经济报道》授权新浪网独家刊登之作品,所有媒体及网站不得转载,除非获得《21世纪经济报道》书面授权并注明出处。欲转载本专题相关内容、或对本专题有任何建议,请来信finance@staff.sina.com.cn, 或致电:(010)62630930 转5151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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