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坚毅共同意志 打赢非典战争

　　本报特约记者 康宣 北京报道

　　坚毅、勇敢、团结地面对非典

　　《21世纪》：目前，非典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许多人把这场防治非典的行动称作是一场战争，您作为政治学者，是否可以从危机处理的角度谈谈看法。

　　李强：把防治非典称作战争是对的，这确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且就目前的形势看，是一场大战、恶战。如何预防非典、治疗非典，这是一个医学问题，需要医学专家回答，我没有丝毫说话的资格。我只想从危机处理的角度谈一些见解。我们国家为什么会出现大规模的非典，我们从中应该记取哪些教训？

　　现在应该关注的是，既然已经出现了，对我们来讲就是重大的突发事件，就是我们民族面临的一场战争，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怎么应对？怎么打赢这场战争？我想从三个角度谈这个问题，第一是从精神的角度，第二是从体制的角度，第三，我会少量提到一些相关政策问题。

　　《21世纪》：您把精神问题放在首位？为什么精神问题如此重要？

　　李强：任何一场战争，首先考验的是一个民族的意志力。我们现在面临的非典也是对中华民族意志力的巨大考验。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民族。我最近读的一本书，书里有一个统计，公元前1500年，地球上有大约60万个自主政体。经过无数次合并与征服之后，今天地球上有193个自主政体。从另一个角度看，根据英国史学家汤因比的分析，人类曾出现过二十多个文明，中国文明是迄今存活的少数几个大文明之一。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必定有其原因。我们这个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曾经遇到过无数的灾难和不幸，但都挺过来了。

　　一个民族在面对灾难时的精神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显示这个民族有没有希望，有没有前途。其实，世界上所有强大的国家、民族，在其强大后面都有精神的因素。比如，二战结束时的德国，经过长期的战争，再加上盟军的轰炸，整个国家变得满目疮痍，很多城市的建筑被夷为平地；并且，战争使得德国男子死伤无数。战事结束之后，这个国家一时没有政府，没有组织，但几乎没有出现抢劫事件，幸存的妇女和老人们默默地从废墟中拣残砖断瓦来重建家园。我们还可以看看9·１1事件时的美国人。突如其来的9·１1事件发生后，美国人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地去抢救和安排遇难的人们。

　　这些实例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一个民族是强大还是弱小，是胜利还是失败，背后都有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想到了甲午战争之后严复写的《原强》。“原强”就是“探讨强的本源”。在严复看来，一个民族强弱的原因可归结为“德”、“智”、“力”这三点。“德”就是一个民族的道德、精神、凝聚力。

　　《21世纪》：那您认为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去应对这次的非典挑战呢？

　　李强：我想，首先要做到“卒然临之而不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乐观、坚毅。许多专家都讲，要理解非典，理解了以后就不会恐惧。这固然有道理，但我想还应该补充一点，理解了，知道有危险，仍然有必要直面危险，乐观应战，而不应被恐惧压倒。一个民族能不能直面困难、直面危险、直面牺牲，这是衡量一个民族有没有“危机处理”能力的关键。

　　从最近几天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部门、行业都在坚毅地、默默地工作。比如说医务人员、护士，他们讲得很简单，说“我是做这个工作的，就应该做好”。这话讲得好，不夸夸其谈，不矫揉造作，在简单质朴中透露出刚毅之气。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些问题，有人过度恐慌，有人抢购，有人甚至临阵脱逃，有人对与非典接触的医生及其子女避之不及，甚至歧视，唯恐传染上自己。这种不和谐的音调尽管不构成主流，但相当令人恐怖，其恐怖程度远远超过非典。

　　我们面临的是战争。不论事态如何发展，一个民族的精神不能垮，士气不能倒，我们必须集中力量、资源、智慧与非典作战，有些人必须冲在前线，不能当逃兵，其他人也有义务冷静地应对危机，尽全力支持。说到底，打赢这场战争，我们需要坚毅、冷静的精神和科学认真的态度。

　　除了勇敢，还要团结。在危难时期，要众志成城、同舟共济。最近，我读了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赖特的《非零年代》，这本书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道理：任何一个社会群体，小到生物群，大到人类社会，有没有竞争力，其关键在于该社会内非零和游戏的深度和广度。大家都知道，在博弈论中，最常见的是零和游戏，一方之得必为另一方之失。但还有另一种游戏，即非零和游戏中，一方之得不是另一方所失，而是所谓的“双赢”。罗伯特·赖特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一个民族在非零和游戏方面的深度和广度，决定它的竞争力。这种“非零和游戏”在本质上就是中国文化中“公”的观念，也就是严复在《原强》中所说的“群”的能力。

　　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战胜非典的非常时期，一定要支持那些在前面冲锋陷阵的人，一定要同心同德，有难共当。战胜了非典，大家都是受益者。在这场战争中，企图采取一种独善其身的态度来保护自己，就是在社会行动中搭便车，实质是当逃兵。在电视上看到，南方一座美丽的城市，一个在挂号室工作的护士曾接触过非典病人，护士住宿的楼房便采取了“果断”措施，将该楼的几十位住户隔离起来。有些地方为保护自己，不惜对其他人，包括那些在前线抗击的人采取过分的歧视性行为。我们如果以这种方式对待那些冲锋在第一线的人，谁还会在第一线战斗、牺牲？

　　以非典激活我们文化因子中的力量

　　《21世纪》：您刚才谈到了不同国家面对危机时在民族精神上的差异，您认为中华民族有应对重大历史挑战的精神能力吗？

　　李强：我刚才就谈到我们国家的历史。我认为，传统中国文化中蕴藏着深厚的精神资源，支撑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应对无数的挑战与不幸，我们当然应该有能力对抗非典的挑战。不过我感觉，这些年来有很多人过分注重物质方面的追求，整个民族弥漫着一种庸俗唯物主义的气氛。一些人，尤其是一些居于社会精英地位的人，过分娇贵、娇嫩，甚至骄奢淫逸，作风上矫揉造作，精神上十分脆弱。这次的突发事件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让我们看到一个民族在发展中会面对危机，看到人生与社会并不是处处充满阳光与鲜花。其实，我觉得，这次的危机相对而言还是小的。在今天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一个政治上缺乏智慧、面对危险缺乏牺牲精神的民族可能会突然遇到更大的危机，甚至面临灭顶之灾。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深刻体会多难兴邦的道理，理解“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道理。危机有时会成为动力，成为激发一个民族凝聚力与活力的契机。我刚才提到的《非零年代》中有一个观点，一个群体内部非零和游戏的深度和广度，往往是在面临危机，尤其是战争的情况下产生的。当然，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文化因子，有些文化本身具有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因子。但这种文化因子有时会丧失活力，会处于休眠状态，危机和战争可以激活这些因子，因为危机和战争迫使人们寻求非零和合作，迫使人们在合作中做出制度创新。

　　从这个意义上讲，面对目前非典这个既成事实，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是，将它视为激活我们民族团结互助、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直面挑战的精神的契机。根据赖特的分析，有的国家发展比较快，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遇到很多外部挑战，包括战争。这一次，我们遇到的是不宣而战、不期而遇的战争。国家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激活我们文化因子中的力量，弘扬民族精神，鼓舞士气，应对危机。我认为，我们最终能够战胜危机。

　　所以，我们在面对非典时不应过分考虑一时一事的得失，要看到精神，看到长远的发展。

　　“走向共和”

　　《21世纪》：如何才能激活我们民族的精神，是否可以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做一些努力？

　　李强：现在，许多人关注凝聚力问题。从非典以及伊拉克战争中，我们能够学到许多东西。

　　最近有一个电视剧叫《走向共和》，1911年推翻帝制，实现共和；1949年也宣布我们是共和国。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讲，共和国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一个具有非常实质性含义的概念。其最深层的含义就是，在这个国家里的人们，不管是精英还是大众，富人还是穷人，都是共同体的成员，大家有某种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纽带，共同的认同，是共同体的主人。

　　我感觉，经过这场非典，经过最近的伊拉克战争，共同体感觉会使我们有条件在新的水平上实现稳定，即不仅仅是消极的稳定，而是在共同体的意义上将社会融为一个整体，使人民大众得以参与国家事务，将自己认同为国家的成员，从而实现更高水平、更持久的稳定。

　　具体而言，我觉得，应该在几方面有所作为。第一，通过这次非典和伊拉克战争，我们应该认真考虑将每一位公民，特别是农民，更紧密地纳入共同体中。一旦国家遇到挑战，我们会马上感觉到，所有人的命运都联系在一起，密不可分。这次非典，冲在前面的是医生、护士；假如有了抗洪，冲在前面的就是解放军与农民；将来一旦发生战争，为国捐躯的大都是农民的子弟。如果农民在社会中不但收入低，而且处处受歧视，他怎么会有强烈的爱国心？第二，我们应该认真探索推动民主进步的问题，使公民更好地参与国家事务，并通过参与培育共同体成员的意识。

　　建立统一的公共卫生机构

　　《21世纪》：对于迎战非典，对于改善危机应对机制，您有哪些政策建议？

　　李强：就目前这场战争而言，我想提两点具体的建议，这都与上面所说的共同体概念有关。

　　第一，我希望社会善待那些非典患者，其中当然也包括那些战斗在第一线而感染了疾病的医护人员。当然，我并不意味着不采取措施来防止传染。但是，我们必须以一种高度关爱的态度去为他们的康复创造良好的条件，为他们的生活与家庭提供一切方便。千万不要把他们仅仅看作是“传染源”，他们是前面冲锋的战士。我甚至觉得，应该运用行政与法律手段，防止对患者或疑似患者的歧视，杜绝一切过分的歧视性措施，让所有患者感到共同体的温暖。

　　第二，我觉得，是否可以让那些经济与科技比较发达但目前非典状况较轻的省份在人才、技术甚至财力方面支援西部落后省份？在电视上看到有的西部省份遭遇严重的疫情，但其技术与人才力量似乎不足，很为他们担心，一些先进的省份是否可以伸出援助之手来帮他们渡过难关？德国统一时，一些原西德的邦和东德的邦结成姐妹关系，一帮一，在人才、技术甚至财政方面给予东部必要的帮助，效果很好。这种做法也符合我国的传统。

　　就更长远的角度而言，这次非典将建立全国范围的公共卫生医疗体制的问题提了出来。这实际上与我们经常讲的关注弱势群体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与实现共同体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最近二十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但农民生活改善的速度相对比较慢。在这次危机中，许多人担心非典流入农村。为什么？因为广大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很差。是不是以这次非典危机为契机，认真考虑在中国广大农村建立公共卫生体制。其实，不仅公共卫生体制，农村的基层政权建设(state building)也是十分迫切的问题。尤其是在西部落后农村，农村政权建设的难度很大，需要国家财政拿出一些钱来，解决在落后农村建立公共财政的问题。

　　此外，这次非典危机也进一步凸现了建立高效、统一的公共权力的重要性。我国在从全能主义向后全能主义政治转化的过程中，随着社会行为、经济行为主体的多元化，需要建设一个统一的公共权力机构，如卫生机构，把原来分散在单位、各种各样组织、各种层次的公共管理职能统一起来，解决公共权力分散化的问题，这样，才能使我们在面对危机时有快速、有效反应的能力。

　　这次非典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与我们的公共卫生体制有关系。我国原来的单位制，造成了许多条块分割。某项具体事务，该由地方负责还是某个职能部门负责，配合得不够好。类似的问题以后在其它不同的危机中还有可能出现。我们应该以这次灾难为契机，认真考虑公共权力建设问题，争取建立一套从上到下具有明确职能分工，并具有相应权力和资源配置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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