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文
几个月来更确切地说在有的地方仅仅是十几天甚至是几天来SARS已经在强有力地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生活。这种改变的强有力，也许是在于它对人类生命的直接挑战。在人类自身生存面临威胁的情况下，种种在过去为荒谬进行辩护的理由显得更加苍白和无力；过去种种得过且过、觉得可以混过去的生存方式，现在意识到了改变的必要；许多过去被忽略
了的东西，在生死攸关的关头，人们意识到了它的存在；而许多过去念念不忘的东西，人们则在这样的特殊情境中发现了它的无意义。
SARS在改变着我们的社会。尽管我们是多么不愿意用这种方式来改变。
勿须说，疫病是一种自然现象。无论国度如何、人种如何、意识形态如何、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程度如何，想完全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是没有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追究是谁、是什么因素应该对这种疫情的发生承担责任，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疫情正在蔓延的今天，恐怕这也不是当务之急。但是，当疫情发生之后，一个社会做如何反应，则不是自然的事情，而是人为的事情了。
屈指算来，从疫情最初的发生，到今天已经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可以说，在这半年的时间里，通过疫情的扩散和传播，把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积弊暴露出来了。有人说，这说明在我们的社会中缺少一种有效处理灾难的机制，这大体是不错的。但这种机制的“缺少”是与我们社会生活中某些积习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技术的问题。最近看到山西学者谢泳先生对80年前山西处理疫情情况的介绍。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尽管当时包括通讯在内的许多技术条件和行政组织系统都远不如今天发达，但对疫情的抑制是非常有效的。而在这半年时间里，我们处理疫情的失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为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4月20日的记者招待会，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许多人说，正是从这个记者招待会上看出了希望。希望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还不仅仅在于它打破了妨碍一个社会对灾难进行有效反应的“不应该是障碍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新的社会运行逻辑的出现，而不仅仅是一种对灾难的反应机制。不可否认，“4·２0”举措的出台，是与内外压力有直接关系的。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逻辑的改变。以前，凡是一说到压力，我们首先将它定义为是“敌意”的。事实上，一个有效率的现代政府，恰恰是能够对各种压力具有敏感的感知能力和反应能力的政府。“4·２0”之后民心的变化表明，对民众的要求做出敏感的反应，不但不会降低政府的威信，反倒会在民众中产生普遍的信任感。
当然，信任感本身抑制不住疫情的蔓延，但它却会为整个社会更有效地抑制疫情的蔓延创造条件。信息的公开也是同样的道理。一段时间以来，上上下下对此前的信息封锁有着诸多的批评，这种信息封锁也属于前面所说的“不应该是障碍的障碍”之一，这也是多少年体制的积习所致，或者说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社会运作逻辑的一部分。即使我们不从原则上的民众知情权而仅仅从抑制疫情的功利层面来说，封锁消息也无异于掩耳盗铃。然而，多少年来，不知怎么就形成了一个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如果将消极的事情公开出来就会造成恐慌，就会危害到社会稳定。于是报喜不报忧、粉饰太平就成为一种官场默契。但问题是，这个道理或逻辑是从来没有得到论证和证明的。事实上，正如我们从“4·２0”前后的对比中可以看到的，反倒是一味地封锁消息，才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有人说，在信息如此发达的社会中要想完全封锁消息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即使是在信息不发达、人们靠口口相授传递信息的社会中，要想完全封锁类似疫情这样的消息也是不可能的。在今天就更是如此。有两点是需要说明和探讨的，第一，信息公开和透明的作用不表现在能够彻底消除恐慌，而是为人们的理性判断提供权威的信息，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恐慌。也就是说，信息公开不能解决一切，但却是解决问题的前提；第二，如何形成一种有效的、互动性的信息沟通系统，是需要探讨的。应当说，从“4·２0”的记者招待会开始，政府的信息披露工作有了根本性的改善，但改进的余地仍然是很大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互动性的信息沟通渠道。我们现在的信息沟通渠道在很大程度上是单向的，我们更习惯的是开会、传达、媒体上单向的信息发布。这是必要的，但也是不够的。因为在这样一种由疫情引起的社会恐慌之中，普通老百姓有许多具体甚至很细致的担忧，他们需要就某个问题得到更加细致的信息和解释。双向的、互动式的信息沟通渠道则有利于对这些具体而细致的担忧进行解释和说明，或者是提供所需的权威性信息。比如，对于北京“封城”的谣言，有关部门进行了辟谣，这是完全必要的。但在北京的许多地方，仍然发生了抢购风潮。如果有有效的互动式沟通渠道，这个风潮完全是可以避免或是减轻的。其实，即使是“封城”了，政府完全可以做出有说服力的承诺：以中国政府调动资源的能力，是不可能在北京出现柴米油盐断档的现象的。
这次灾难性危机还使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应对社会危机的组织化机制问题。这次疫情的传播，从目前来看还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特别是广州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之中。在各种防疫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政府的作用之外，有三个组织系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是“单位”的组织系统。我们可以发现，凡是原来单位制色彩最强的地方，防疫工作往往就最有效。比如在大学区，人口密度是最高的，但防疫工作也是非常有效率的。这也是这些地方的疫情没有发生灾难性蔓延的重要原因；二是专业化的医疗系统。大城市的这个医疗系统，在各个方面都比其他地方先进和发达得多；三是社区组织系统。这三个组织系统是应对疫情这种社会灾难的重要的组织依托。但从这个角度来说，有两个问题是不能不引起我们注意的：第一，在这些大城市之外，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上述三个组织系统都是非常薄弱的。因此，可以想象，其对灾难做出反应和应对的能力要更弱。因此，现在的一个迫切问题，就是如何防止疫情向中小城市和农村蔓延；第二，在看到上述组织强有力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在这样一场对社会灾难的斗争中，我们这个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还是很弱的，在社会面临灾难的时候，民间的志愿组织可以发挥多方面的作用，比如传播防疫的知识，组织防疫措施的实施，传递可靠的信息以及稳定人心等等。如何形成这种组织机制，是我们在将来要面对的课题。
(作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电子邮箱：thslping＠263.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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