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企业的继承：海鑫卅日

　　文/本刊记者房毅刘建强

　　创业者李海仓意外身亡，43亿资产的海鑫公司突然面临双重继承问题：李海仓在企业的90%以上的股权由谁/怎么继承？高度集中在能人李海仓手中的企业权力由谁/怎样接管？

　　民企的企业继承，是20多年的中国企业史中少数几个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儿子们可 能已经踏上了经营权接班的门槛，但老父犹在，真正的股权继承问题在中国企业界还没有大量出现。中国企业经营权的接班和股权的继承可不可能像西方商界那样分离？政府会不会同意庞大的民间财富的代际转移？法律有没有可供引用的程序性指引？家族内部有无遗嘱安排？企业股东和管理层在股权和经营权继承中起什么作用？

　　在围绕李海仓事件的种种疑云中，《中国企业家》杂志力图还原一个历时30天的基本完整的本土企业继承案例，让企业家们看到以上所有这些力量在海鑫的股权继承中发挥的作用。

　　我们看到：

　　李海仓没有立过遗嘱。据本刊调查，绝大多数私企老板也没有立过或者想过要立遗嘱。遗嘱是西方商界继承的核心，在中国它将会起到多大作用？

　　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是家族而不是政府，决定了海鑫股权的继承。老家长李春元认定“企业是老三(李海仓)的。请律师来安排继承”，李海仓的兄弟说，“我哥在世的时候很多股份已经给会会(李兆会)了，而且这个企业是会会爸爸办起来的，他来继承，就没有纠纷。争这个没意思。”

　　在海鑫，经过家族会议提议、政府考核认可、说服外部法人股东，财产继承人与企业接班人最后合二为一了。一个中国式的继承，“少主继位，老臣辅佐”。

　　政府自认是海鑫“总指挥”，但却没有喧宾夺主，没有持异议——“私企的接班人，政府只能认同不能任命，要尊重海仓家族的意见，尊重公司自己的选择。”一个偏僻小县城的县委书记有这样的眼光，是海鑫的幸运。

　　还有一个“看不见的角色”——工商联。全国工商联为它刚刚当选、还没来得及就任的副主席李海仓，做了许多看不见的护航工作，包括媒体公关危机。

　　除此之外，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在整个继承过程中，我们还感觉到，正是逝者李海仓人性的巨大“遗泽”，护佑着他身后这场继承的顺利进行。

　　惊变

　　2003年1月22日上午10时许，冯引亮持枪走进海鑫集团董事长李海仓的办公室。11时30分左右，冯开枪将李海仓打死，然后把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八十年代初期，冯曾是闻喜县东镇的首富，后因经营不善日渐潦倒。闻喜现任县委书记接受我们采访时说，“案子当天夜里就结了”，报纸上登出的结论是“冯因屡次欲将自己承包的土地转让给李海仓，未果，遂起杀心”。

　　“很多人都说这楼看上去像把手枪。”一个当地人指着刚启用不久的“海鑫大厦”说。

　　类似的联想在这个名为“东镇”的小镇上还有不少。时隔两个多月，那把结束李海仓生命的手枪还在人们眼前晃动。在这座当地惟一的标志性建筑内外，保安们忙碌的身影随处可见，我们的采访车被执着而坚决地阻挡在大门外，直到找到大楼里的人亲自下楼来接。

　　后来在采访中我们一再听说，海鑫原来的旧办公楼没有门卫，李海仓有助理，但职责不包括替他安排约见，无论是谁想见李海仓，都没任何问题，在城市里常见的写字楼门卫登记和企业老总办公室门口的秘书，在这里一概没有。李海仓出事的当天上午，在凶手到来前，李出生的川口村的年迈老村长，还曾拄着拐棍来看他。李海仓母亲说，“快过年了，他年纪大了，又有病，海仓给了一万块钱。”老人下楼，凶手上楼，楼梯上还碰了面。

　　3月25日下午，我们驾车从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出发，过黄河风陵渡，晚上8点钟赶到了400多公里外的山西闻喜县东镇，其时，夜幕中能看到的惟一醒目建筑，就是这座“海鑫大厦”。因招待所已住满，找住处的过程中，给我们带路的海鑫招待所服务员说：“本来计划正月初八搬家的，谁想老板腊月二十出了事”。

　　3月23日，李海仓出事两个月后的一个星期日，海鑫集团搬家了。新上任的公司董事长、李海仓长子李兆会和海鑫员工一起搬家。

　　“往这个大楼搬的那天，只搞了个简单的仪式，没有请外人。这本来是个喜事，进楼的时候大家眼睛都是红的。上楼时我心情沉重，这个企业是海仓一手创办的，15年了，我们才盖了这么一座大楼，他却最终也没能来看一眼。”与李海仓一起创业23年的辛存海说。辛是海鑫集团的创业四元老之一，现任集团副董事长兼党委书记。

　　“我们真没想到海仓会出什么事。这几年事业做大了以后，有的朋友也提醒过他，但是都没有在意。他不像有的企业为了自己发展就伤害别人，这么多年从没跟人结过怨。”辛存海说。

　　李海仓出事是在海鑫招待所对面的小办公楼里，出事后，那间注满了海鑫人伤痛的办公室除了极必要的时候，一直被封存着，里面摆满了李海仓的遗像和各种奖励证明。一位事后进过那间办公室的全国工商联的处长还记得，给他开门的服务员用钥匙一打开门就哭。

　　晋南风俗：无论多大事都要过年，只有家里没了老人才不贴春联。“海海(李海仓小名)为人太好了，去世以后就看出来了。光花圈就送来四千多个，好几个村过春节不贴对联，不放鞭炮。谁能动员成那样儿呢？人们感动成那样了。”老年丧子，人生大痛。儿子不在了，70多岁的父亲李春元仍为他感到骄傲。

　　事后不久，海鑫集团高层作出了两个与企业安全有关的决定，一是开始设定应急的预备金，以备发生重大事项后可能产生的资金问题；二是明确规定，公司高层外出，不乘同一辆车，不坐同一架飞机。

　　不管怎样，站在东镇，站在海鑫这个庞大的万人企业内部，会感到李海仓的死，就像一个玩笑：一只蚂蚁把一头大象轻轻绊倒了。

　　谁来继承？谁来接班？

　　李海仓的横死，不仅对他的妻子儿女是无法承受之痛，在小小的闻喜县，也不异于引发了一场地震。对海鑫人来说，李海仓没了，几乎等于“天塌了”。1月29号下午4时许，李海仓入土为安，用的是当地最高规格的48抬杠。

　　“处理李海仓的丧事不是一个简单的埋人”，闻喜县委书记董鹏翔说。李海仓出事后他只用了10分钟赶了13公里的路到现场。董深刻地了解，“谁来接班”，是李海仓走后，海鑫这个万人钢铁企业面临的最大难题。

　　在李海仓猝然离世后的30天内，若干人等的身影不无焦灼地周旋在海鑫内外、李海仓家族内外，其中五六个，是解决这场继承和接班变局的重要人物。

　　李海仓家中兄弟共6人，无姊妹。大哥李天仓是与他一起创业的四元老之一，曾经担任集团总经理，3年前退到二线，任集团副董事长，目前主管后勤。二哥是公司的大助理，主管海鑫的铁路运输和仓库，也属于公司的高级管理干部。李海仓排行老三。老四最早给李海仓开车，去年也被提为公司副总，现负责公司纪检处的工作。五弟李天虎是李家的另一个大学毕业生，毕业于华北电力学院，曾分配到电业局，1993年3月辞职进了海鑫，李海仓让他在基层干了几年，1996年10月，提上来当了集团副总经理，两年前开始担任总经理，一直到现在。比李海仓小很多的六弟李文杰，在国内读完大学后，去澳洲攻读市场营销专业，归国后先跟着三哥李海仓在国内跑了一个多月，回公司后管销售。很多人都证实过一个细节：很多次海鑫历尽艰辛完成一件大事，李海仓都会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李海仓的疲累，不仅随手写在一张他的儿子后来从服务员手里看到的纸条上，更刻在心里，因此他生前曾说过：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搞企业，不希望他们像自己一样累。但这似乎只能是一个心愿而已。

　　几年前，李海仓先后把一双儿女送出国，让他们从高中读起，儿子李兆会上大学，他也对选什么专业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李兆会说，自己原本想学国际贸易，是爸爸说贸易可以在实践中慢慢学，先把市场营销和企业管理学好，所以李兆会在澳洲的学业，就以这两门课程为主。

　　其实，从这些线条已不难看出，身在壮年的李海仓，一直是在有步骤地为企业安排着、培养着接班人。

　　对一个资产达40多亿、个人控股在90%以上的企业集团来说，家族在其中的地位自然无法忽视。但海鑫的另一个特色是，与李海仓一同创业的人，如今都已是公司元老，无论“桃园三结义”(最初和李海仓一起创业的分别为其大哥李天仓、辛存海及侯岚云。侯2000年和李天仓一起退二线，目前是集团副董事长，工会主席兼党委副书记。李海仓与大哥是自家兄弟，算一人，李、辛、侯曾有“结拜”之说。)的“哥们儿”，还是后来陆续加盟的伙伴，15年中，没有一人离开李海仓、离开海鑫。2000年，李天仓和侯岚云一起退居二线，而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党委书记辛存海，却是在海鑫上下和内外人的心目中举足轻重。辛与李海仓共事的时间，比李海仓儿女的年龄还长，李海仓突然离去之后，无论对公司还是李氏家族而言，见证了海鑫发展全过程、阅历深厚的辛，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依靠。

　　人物之一：辛存海

　　(海鑫集团副董事长兼党委书记)

　　如果老谋深算是一个褒义词，我们愿意把它用在辛存海身上。

　　他有党委书记特有的口才和讲话技巧。他能够自然地把你的问题转化成他想讲的话题。

　　据我们了解，辛曾是董事长候选人之一。但他认为说这个没意思。现在，他极力想表明的，是自己并非惟一辅佐李兆会的人。大概此类传闻已使这位创业元老感到一点不适。

　　《中国企业家》：李兆会是最初考虑的接班人吗？

　　辛：人选问题我们是十分慎重的。首先考虑主要是他。分歧不大。我们是民营企业，在这个公司里，从股权意义上来讲，(李海仓)占到90%以上。选择他对稳定具有重大意义。我找他谈话，觉得他挺有思想，遗传了海仓的一些优点，待人友善，比较大胆，看问题比较全面。法律意义上他是董事长，但是经验欠缺，经营管理亲政的能力还不够，需要有人辅佐。

　　《中国企业家》：目前外界把你看作是辅佐幼主的“摄政王”，你自己怎样理解你的角色？

　　辛：看来我应该尽可能把这个问题讲透。

　　对李兆会我有信心，他受过好的教育，接触到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学市场营销，也是专业对口。这方面比我们有优势。他的家庭教育也很好，海仓教他做人做事。可塑性很强。但他毕竟没有实际经验，也就是目前他还不十分具备管理企业的能力。要学习，提高。让他更多地参与。重要的事情首先在核心层做出决策。就是说集体领导的色彩要比以往浓。关于我辅佐他，也议过这个事，我认为在这种时候不宜确定某一个人或某两个人成为他的辅佐，一个人的认识难免有些偏颇，要大家一块儿讨论。

　　但是这也有一个问题，表面上看是群龙有首了，但他不具备亲政的能力，很可能会形成事实上的无首。长此以往，必定对企业有害。谁也不服谁，谁也管不了谁，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内部也会搞乱的。解决的办法是重大问题决策通过核心层集体决策。其二，决策层里也得有个主决策人，(这个工作我们做过了，包括李兆会和他的家人、公司领导层的干部)权力要向他集中，目前我们定的是以总经理(李天虎)为主。

　　我是这么给自己定位的：主要做一些对外的协调工作，同时辅导“幼主”尽快成长。

　　李海仓在世时，公司就有一个规定，创业的元老，除了正常待遇外，还有一笔高达300万的特殊配股权。而像辛的职位，目前的年薪，也可高达百万。在与辛存海和其他人的交谈中，我们断断续续解开了一个曾经困扰着我们的“谜团”：就是为什么4个人创业，现在公司的绝大部分股权却都集中在李海仓一人名下？原来，当初创业时，李海仓已经有过一段从商经历，还办过制肥皂的小工厂，有了一笔在当年看来很可观的积蓄，其他三人都是教师，没什么钱，所以投资40万办焦化厂，实际现金出资的只有李海仓一人，其余三位伙伴，是与李海仓一起，以4人的名义抵押了一部分贷款。其后发展过程中，据辛说，他们也并未再持续注入资金，是李海仓不断把自己的利润再投入。但公司壮大后，李海仓既未抛弃伙伴，也未与他们心生罅隙，反而在待遇上做到自己与其他几个元老一样。

　　本来，按照这种种的安排—当家族子弟渐渐长成，而元老们也心满意足地安享晚年的时候，中国山西省这个最大的民营企业，大可以按照李海仓的意愿，稳步地进入它的接班程序。

　　但是，突发的灾难把一切都提前了。

　　这个时候，一个重要人物以最快速度出场，虽然他并不是海鑫的人。

　　人物之二：董鹏翔

　　(闻喜县县委书记)

　　你很可能会把他当作海鑫集团的一员。他对这个企业的熟悉程度不亚于海鑫的任何一位高层。董在闻喜10年，当了6年县长，两年县委书记，他不讳言自己是“冒着政治风险”，把改变闻喜这个国定贫困县的希望寄托在不遗余力地发展非公经济上。他并不避讳和海鑫的“亲密关系”，反而一说起海鑫的事，就像在讲自家，很频繁地使用着“我们”这个词。

　　董眼睛很大，有神，笑声爽朗，说话直白,指间被香烟熏得有点焦黄,符合电视剧里描述的标准的县委书记形象。

　　《中国企业家》：来海鑫以前，我们从媒体上了解，您自出事后一直呆在海鑫？

　　董：事情发生后我接到电话，以最快的速度赶来，随后又通知四大班子各留一个副职在家，其余领导都到海鑫。一直到1月29日。老人、妻子、孩子的问题都要解决，我们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对来吊唁的人，股东单位，金融单位，全国各地的客户，来一拨我都陪着三鞠躬，然后说请他们放心，我们还要继续合作。”

　　《中国企业家》：对谁接班的问题，县里参与决定了吗？

　　董：私营企业的接班人，政府只能认同不能任命。但是认同之前还是要一块儿商量。《继承法》和《公司法》是两个重要依据，同时要充分尊重海仓家庭的意见，还要尊重公司自己的选择。还没有对外公布的时候我跟兆会谈过，觉得这个孩子素质非常高的。他有一个优于别人的全新理念：他曾经给我说过今后管理这个企业要让职工来参与。一个小孩子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不简单。兆会受过好的教育，这方面比海仓还有优势。

　　《中国企业家》：正月十八海鑫在北京召开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听说您也参加了，您是列席呢？还是股东？

　　董：(大笑)我不是股东，政府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入股的。不是股东我也得去，而且我不是去旁听，我去要左右他这个会哩。面对这样大的事，股东单位不能不有疑虑，不能不担心。我要介绍情况，统一股东单位的思想。

　　《中国企业家》：这次来闻喜，感觉海鑫与政府的关系处理得相当好。

　　董：海鑫是我在闻喜这10年期间发展起来的。县里对海鑫很支持，有关职能部门在海鑫现场办公不少于100次。我是海鑫建设指挥部的总指挥，副书记、常委也好，人大主任、政协主席也好，都是副总指挥。李海仓他是排在最后的副总指挥。

　　《中国企业家》：那海鑫重大投资立项的决策权在谁手里？

　　董：决策也不是李海仓一个人说了算，他有些想法，首先得给我汇报。一个企业的发展不可能靠一个人，企业在我这个地方，当然要跟我商量。商量这个事能不能干成，可不可以干。比如遇到电的问题，李海仓你不要管，县上有一个分管的副县长专门解决这样的问题。要到老百姓地里栽电线杆，架高线，如果海鑫去，老百姓就要敲他多少多少钱，政府一出面就好办了。土地的问题，我们的副总指挥，管土地的副县长去解决。山西省省长最大权力批300亩，我们就给海鑫争取批299.9亩(大笑)。

　　《中国企业家》：那你对其他的民营企业也一样态度吗？

　　董：一样啊。我是冒了一点政治风险的，闻喜只是全国一个小小的县，而且还是初级阶段的国家级贫困县，做不到公有制为主体又怎么了？浙江省全省非公有制企业占到近90%，我们就说它不是社会主义了？不是共产党领导了？山西省公有制经济占80%，比例越大就越先进？要为企业发展提供好的环境。比如柯受良飞黄河，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大家都说坚决不能飞，坚决不能跨越，过去死路一条，他绝对飞不过去。

　　董鹏翔回忆,还在李海仓下葬前,“就有人提起谁来接班的事”，但当时的情况下，“尸骨未寒，不能考虑”。李海仓29日下葬，之后到正月初五以前，李家连续召开了三次家庭会议，会议由李氏兄弟的老父李春元召集，先在家族中讨论谁来接班的问题，其间尽管也曾有过其他一些考虑和提议，但却是李春元一锤定音：让李海仓之子李兆会接班。

　　人物之三：李春元(李海仓之父)

　　3月27日，在海鑫采访时，我们提出到家中见一见这位在当地也算一个传奇的老人。李父的住宅是才盖了两年的中西结合的独栋小楼，可算当地豪宅。据老五李天虎说，此楼是他设计的，本是欧式风格，但老人硬是起了一座飞檐斗拱的门楼，由两个石狮子看守。到了东镇我们才知道，尽管有李海仓这么出色的儿子，但李春元在当地的名声,却是自己带来的。曾经做过大队书记的他，现在还经营着一家一年有上千万利润的工厂，主要招收残疾人。他本人曾到北京人民大会堂领过民政部颁发的全国助残模范奖章，客厅里到处摆着他的奖状、证书和外出开会的照片。丧子之痛在内心中可能并不曾远离，但老人面上流露出的，却只有那种极富感染力的乐观、坚强和自信。

　　“我们连续三个晚上研究。”老人语速很快，非常健谈。“先前大家总是哭，但是人活不了喽。他妈妈太难受，但是你的儿子活不了喽。我把娃娃们叫过来，把老三的媳妇叫来，把老三儿子叫来。一个一个表态，继承权，股份咋办？不是他们爸爸的股权，而是老三的。我请律师来，安排好继承的问题。最早的董事长人选不是李兆会。“先让老五(李天虎)干，我不同意。让老五搞执行董事，老六(李文杰)搞董事长。小六子想干老五不干，这就完了，不好搞的。所以我把兆会提起来，让小六帮助兆会，老五还干原来的工作。这样最好了，都没有意见。

　　“拍板当然是我拍板了，这个谁也做不了主。他们都懂道理。以理服人。我给李兆会讲了，两年不让他表态。至少要培养两年。两个叔叔、几个常委研究好了你再表态就好了。他父亲搞企业33岁，他是22岁。差10岁。我看以后比海仓低不了多少，海仓是高中生，他高中就在国外上(笑)。他愿意，他听爷爷的话。

　　“初六(2月6日)初七，开中层干部会，决定以后，初八，老人亲自把家里和公司的决定向县委汇报，县委又向市委汇报。市委市政府市农行、县委县政府县农行全部来到公司，都高兴的。当然要汇报，职能部门不管，你就干不成事。你再有本事也干不成事。我们的县委来现场办公，解决海鑫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好书记好县长。各个职能部门开绿灯，然后事情才能办成。

　　“我是监督员。监督儿子和主要的亲戚，公司管不了的，我有权力开除他们(笑)。”

　　正月十一，海鑫集团公司内部成立了一个特别机构——总调度室，李天虎解释说，“我哥不在了，我再不能天天呆在家里，经常需要往外跑，成立这个总调度室，就是把以前由我来协调的日常管理工作转过去。”而在辛存海的描述里，我们听到了这个机构的另一层含义：在特殊时期，海鑫公司的重要事务，将实行集体决策集体领导。

　　在这个集体决策层里，除了前面已有提及的辛存海外，李海仓的五弟李天虎，其实是李海仓之后海鑫的另一个主心骨。十年前进公司的他，事实上在李海仓去世前就已在日常管理中“执掌”了海鑫，是海鑫对内的“当家人”。

　　人物之四：李天虎(李海仓五弟)

　　李家人身材都不高，李天虎可能是其中最矮的一个，但这个人给你的感觉，却是能压千斤重担。

　　其实不管对内对外，在目前情势下，天虎是当然的当家人。家里讨论接班问题时，据说最初的人选是他。但他说，“过亿的企业，考虑的一定不是钱，而是企业的稳定发展，服务社会，如果(接班人)不是会会(李兆会)，不稳定的因素将会来自我的家族。”

　　“春节放假期间，我们召开了几次家庭会，讨论谁当董事长的前提是以稳定为主。提出李兆会当董事长，是为了稳定，别的人选不稳定，这应该能够理解。我哥在世的时候很多股份已经给了会会(李兆会的呢称)。因为我们这个企业，说白了，不存在钱够不够花的问题，是企业发展的问题。争这个没什么意思。

　　“这个企业是会会爸创办起来的，从中国传统来说，应该是他来继承，这样就没有纠纷。没有大的争议。我们的班子会全力辅助他。这两年重大决策董事长可能还没有能力，但是我们有这个班子。一个企业如果搞个几百万，可能会争，上了亿以后，是为社会服务的问题。

　　“当时政府的意见是个敏感的问题，它不会明确表态。所以主要由我们的家庭和班子来决定。

　　“不管多有经验的人，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不稳定也不行。现在看来效果很好。如果不是会会，不稳定的因素来自我的家族。

　　“李兆会的意见？他应该来接这个班，他也懂道理。”

　　人物之五：李文杰(李海仓六弟)

　　在海鑫，只有李文杰与李兆会一样，是“海归派”、新生代，更代表着海鑫的未来。

　　李海仓的意外离去，加速了这个家中老幺的成长速度，他被以五哥为首的公司管理层确定为“重点培养对象”。李海仓在时，曾有意考验他，他过了关，才开始让他管销售。但我们采访的前一个星期，他已被突击提拔为集团公司副总。

　　采访李兆会那个晚上，李文杰跟着一起来，我们想问李兆会接任董事长以后的一些感受，话刚出口，他仗着一点未了的酒劲，硬是拦着不让李兆会说话。

　　“我现在管海鑫所有进出的钱，我一天要喝几顿酒，你们可以知道。但我一定要干好这个企业，为了我哥，为了我这个侄子，为了我三嫂。我现在管原料，我已经保证要两个月内把这个搞好，管不好的话我辞职”。说出这一番话，他紧张的内心似乎得到了一点疏解，在李兆会和众人的“劝说”下，他才有点不情愿地离去。

　　一个热心、善良而又冲动的人。

　　正月十四，李天虎、辛存海、李兆会以及县委书记董鹏翔等人，踏上了离乡的路，正月十五到北京。此行两个目的：一，到北京召开股东会，通过选举，使兆会的接班完成必须的法律程序；二，由公司的核心决策层亲自带李兆会从北京到太原，拜访股东、客户以及各种关系人、关系部门，开始熟悉董事长的“业务”。

　　2月18日，在北京东三环的兆龙饭店(巧合，还是期盼吉利的选择？)，承接了父亲全部资产的22岁的李兆会，经股东会、董事会的先后程序，被全票选举为董事长。

　　李海仓去世后28天，李兆会正式接班。

　　接班人

　　点上一根烟，李兆会面对着从年龄上远远超出他的我们，平静地讲那段对他来说最艰难的经历。陪他进来的辛书记已经悄悄离开了，一直不希望他讲、怕他讲错什么的六叔李文杰，也在他的一句“这件事由我自己来处理，我是成人”之后，带着些担心离去。烟呛得他间歇地咳。讲话时他的头一直微微上扬着，传递出一种让人唏嘘的坚忍，一个刚刚成人的孩子的坚忍。

　　22岁的李兆会是身在澳洲时接到了家里的电话。几年前他来到澳洲，在这里读完了高中，目前在上大学，已经读了两年。家里的来电说奶奶病了，让他回来一趟。“我很难过。我打电话给母亲，问我奶奶病怎么样。但不知怎么回事，忽然想到父亲，就脱口而出地问了一句：‘妈，我爸在哪儿？’，我妈说他在办公室。”母亲的声音很沙哑，李兆会当时以为是为奶奶的病急的。

　　“我在澳洲这边有一个阿姨，父亲有一些生意给她做，她家跟我住在一个小区里。”接信的当天，她把李兆会从打工的网吧里叫到家，说：“其实你爸爸是很疼你的。最近回国我跟他说你喜欢车，他说你喜欢的话回来可以办一个汽车制造厂。”“我想我奶奶病了你不来安慰我，还不停地提起我爸。我就有一些不好的预感，问她是不是我爸出事了。我跟她讲如果我奶奶病了，我还能接受，如果父亲出事了，我是承受不了的。”阿姨当时很紧张。李兆会看着她的眼睛问是不是。她说没有没有，让李兆会收拾行李，自己则去给他买机票。李兆会提出上网去看看，她骗他说家里网坏了。“当时有个好朋友在身边，我说回我家去看。他说你不用看了，直接去机场吧。”李兆会急了，就打电话给母亲，问父亲在哪儿。母亲说还在公司。他又打给六叔，李文杰说你不要管，回来就行了。“我就想是我父亲出事了。当时想是车祸之类的，躺在医院里。尽量往好的地方想。我跟我朋友讲如果我父亲不在了的话，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我朋友也很害怕。在飞机上想了很多事情，就是不敢往最坏的事情上想，在香港转机的时候，我坐在最后一排，前面两个女孩在看报纸，头版一个大标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海仓被歹徒打死”一下跳进我眼里，当时脑子一片空白。觉得不可能。可那是香港《华商报》头版头条。空姐过来问我怎么了，我把报纸收起来，眼泪擦干，说“没事，给我一杯咖啡”。下了飞机，我问公司接我的人是不是我爸出事了？他们还说没有。我把报纸拿出来给他们看，当时车里没有一个人说话。我说既然已经出事了，我母亲怎么样？我妹妹(19岁，也在澳洲留学)还没回来，她知道没有？坐在车里时的那种感受，可能成人很难理解，突然父亲不在了，以后怎么办？没有一点主意了。车开回家，一大帮人围上来，把我衣服脱掉，给我换上孝服。我看到“悼念李海仓”的横幅，就真的傻了。我不知道怎么走到父亲灵前的。他们叫我哭我也哭不出来。我跪在那里只说了一句话：爸，我回来了。眼泪才流出来。我一直跪在那儿没起来。脑海里过电影一样想起父亲责骂我，还有一些快乐的事情。有一次我从国外回家，去父亲办公室玩，父亲出差了，服务员说给我看一样东西，我以为她在开玩笑，结果她拿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太累了。是父亲的字。我这一生跟我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太少太少。他太忙了。“……进家前我擦掉了最后一滴眼泪。我想家里现在就剩下我一个男人了，回家以后我应该安慰母亲，不能让母亲安慰我。我跟她说，你的孩子已经回来了，在你身边。看见她有了一点起色，我把话题转了转：我妹妹就要回来了，如果咱俩都禁不起这个打击，她怎么办？咱俩都不要哭，咱们去安慰她。”

　　面对记者，李兆会的言辞锋利会让人大吃一惊。他反问记者“你处在我这个位置该怎么想？”他或许讨厌媒体，但是孩子式的冲动和友好最终让他把记者当作了倾诉对象。你能感到这个22岁的年轻人身上的压力。

　　在澳大利亚上高中大学的经历使他具有了西方人的幽默。对摄影师的摆布无所适从时他向秘书招手：“你来替我。”

　　谈到父亲留下的财富他几乎喊出来：那对我是负担！

　　“很快就想到这些问题：父亲没了，我们这个家该怎么办？公司这么大，又怎么办？当时完全没有考虑作这个董事长，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有太多的人比我适合这个角色。当时我很软弱，不想受这份苦，想逃避。我五叔，六叔，辛总，他们虽然跟我父亲有差距，但至少跟我不在同一个层次。

　　“那天晚上，我在父亲的灵前跪了一夜，想了好多好多的事情，想我今后该对这个家庭尽什么样的责任，该对这个公司尽什么样的责任。那时感觉自己真正从一个男孩转变成一个男人了。之后，很多人都来跟我谈。我听说过分家这样的事情。现在我父亲不在了，我们这个家族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事。我说我不想做这个董事长，因为我觉得自己现在没有这个能力。不论是给我五叔、六叔还是辛书记，我都同意。而后我们开了三次家庭会议，最后我们当地政府，还有公司核心层，包括我的家里人，都说是不是还是你来扛这个事。我爷爷说，难道我们李家就只出了一个李海仓吗？就他一个人能办企业、能明白事理吗？难道我们就不能把这件事情看清楚吗？我爷爷是很明白事理的人，我跟我爷爷的思想不谋而合，开过几次家庭会议以后，我的几个叔叔他们都接受了，他们都跟我说一句话，我很感动，他们说：自家兄弟嘛，打断骨头还连着筋，我们目前的家产，谁都花不完，不必争这份家产，惟一的前提是怎么把海鑫公司做下去，我们一家人跟当地政府、跟公司的人以及和我父亲合作了半辈子的伙伴，一起把这个企业做下去，渡过这个难关。

　　“最后决定了由我出面来做。我在国外学习企业管理，但实践工作经验一点都没有，自己心里觉得没底。坦白说，我了解(最终决定让我来做)是为了稳定人心，无论对外界还是对公司员工啊，都有一股凝聚的力量，因为大家对你父亲都很敬佩的，你父亲以前是这个企业的精神领袖，大家都为企业考虑，如果你来做这个董事长，稳定人心是比较好一点，因为不管是谁，大家对你父亲的那份情义，转变到你身上，会跟转变到别人身上不同。李海仓以前是你生前好友，李海仓不在了，对李海仓的这份感情该怎么办？这也是我这两个月来跑北京、跑太原、跑运城，感觉外围环境很好的原因吧。这大概是我父亲的人格魅力吧。叔叔伯伯和阿姨们很帮我，教我怎么去思考问题。

　　“他们也不是逼我，非要我做这个董事长，他们也要我自己考虑来决定。(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燃起一根烟)，我想我作为我父亲的长子，既然这样做对这个企业有利的话，我自己22岁以前无忧无虑地生活，可以啦，人生也就60年，22岁就这样过去已经可以啦，我父亲还有很多未尽的心愿，要我们下一代来完成。我自己觉得我是我父亲生命的延续。既然我已经认定了我要扛起这份责任，就无怨无悔，这份苦你也该吃。”

　　“我要照顾我的家，我的母亲和妹妹。公司是我父亲的，不能让它败在我手里。企业目前的条件比我爸创业时好了不止一千倍，我再做不好，就是我无能。”

　　辛存海对他说：“也好，一个新人就跟一张白纸一样，我们就来重新描画。”

　　但是放在李兆会面前的海鑫可不是一张白纸，父亲的财富，对22岁的李兆会是不能承受之重。“我的理念是如果你想把企业做大的话，一定要把企业透明化，做正规。我现在有两个责任：一是尽家庭责任；一是延续父亲的事业。我从来没有思考过我父亲的财富。现在财富对我来说是种压力，我明白海鑫有9000多人等我开饭，我一个决策失误，会砸掉许多人饭碗。这个压力对我是太大了。”

　　在确定了李兆会为新任董事长之后，公司设立了监事会主席和副主席职位，分别由李春元及李海仓之妻担任。海鑫公司其他六方投资者的股权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李天虎继续做公司总经理。辛存海则在事实上承担起全面辅佐李兆会的工作。

　　海鑫悬念

　　接班人问题的圆满解决，虽然使海鑫在遭遇意外危机之后，排除了一个最大障碍，但如果真像辛存海所言：目前海鑫内部无一人能替代李海仓的角色，则无论李兆会，还是其他家族成员、公司高层、创业元老，都不得不面对持续到来的发展的挑战。目前的集体决策能维系多久？李兆会的成长需要多长时间？而李海仓生前正在进行的“外迁”项目，眼下看来，也势必成为海鑫未来发展路上一个极大的悬念。

　　辛存海承认，李海仓之死，对海鑫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虽然1、2月份的生产经营都没有受到明显影响，但是海鑫前途还是被投上了比较重的阴影。

　　“这一段，我们深深感到，没有海仓好多事情特别难办。公司可以说，现在还没有一个像海仓一样有一言九鼎的威信的人，在重大问题处理上，重大决策上，也没有一个人能像他一样洞察秋毫，尽快拍板。海仓这么多年来建立了一个非常广泛的公共网络关系，包括联营单位，业务单位，甚至包括销售，客户，原料供应商等方方面面。在办理具体事情上，大家对他的信任度和对我或者其他人是不一样的。还有，在政府职能部门办一些必要的手续，比如我们要上一个项目，要进行环境的评价，污染的治理，海仓在的时候，说没问题，我现在先干，什么时候把这个补充起来，大家信，信海仓有这个能力，信海仓是(说话)算数的。海仓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事情，我们可能就得跑几天。”辛存海说。

　　但是县委书记董鹏翔却有不同看法。

　　“当时有人说海仓走了，海鑫不行了，海鑫天塌了。遭受这样重大的变故，我们的基本思路是稳定与发展。年初八(2月8日)我带着四大班子到海仓现场办公，初步决定了李兆会当董事长。接班人的问题解决了，剩下就是海鑫怎么办？我们提出了‘精诚团结、稳定人心、内强管理、外固网络、完善本部、量力外扩’的工作思路。”

　　说起海鑫的事务，董鹏翔就像布置县里工作一样驾轻就熟。他所梳理出的海鑫危机时刻的24字治企对策，也极符合一个县委书记的能力特征—高度概括和总结。

　　“要把公共关系搞好。海仓不在了，外面的人还认海鑫的账吗？所以我带头去拜访股东单位、金融单位，去跟他们沟通。”

　　这24字方针的最后一条所指，就是海鑫集团目前已经开展的“宁德项目”—“海仓生前，在公司发展上我们定过一个大的目标，就是把(东镇)这一块搞到年产260万吨钢，260万吨铁以后，下一步的发展计划是走出去。基本上确定了在福建宁德搞一个规模更大的钢铁企业。宁德沿海，是天然良港。投资计划分三期，原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到2005年结束。首期准备投资150亿，大的盘子已经定了。”辛存海说。现在，他担心的是“海仓去世以后这个项目还能不能干，就成了问题。他在的时候，融资，项目确定，都是他一手抓的，有好多事情我们还不是太了解。方方面面都在问，你这还能不能干，能不能干好。这也是人之常情。昨天你们来的时候，宁德市委市政府也来了，他们也在担心。”从辛存海和其他公司高层隐约的话语中，我们听出了这些公司元老们看着公司走到这一步的不甘和无奈。

　　24字方针其实也预示了海鑫短期内的未来，必定是采取最为稳健甚至保守的态度，“我们公司在今后发展和管理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将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比如说宁德项目，如果海仓在，四、五月就能启动。现在仍然在想办法运作，把它变成现实。决心没有变，只是时间上要推后，但今年的重点不再放在这儿了。”辛说。

　　2月27日，李天虎与李兆会、李文杰一行曾千里迢迢赶到福建宁德，与当地政府谈了钢厂立项问题。而后李兆会又进行了短暂的香港之行，拜访了一些父亲的生意伙伴，可能也包括一些机构投资者，据说在寻找资金方面，颇有意外收获，一些香港投资人对李兆会热情很高，如果成功，此番可能获得数亿美金的投资。这对目前骑虎难下的宁德项目而言，不异于一针强心剂。

　　今年以来钢材价格走势的持续看好，似乎给了尚不能完全从重创中醒来的海鑫喘息和调整的机会。目前在建的发电厂项目，在闻喜县委县政府一如既往的支持下，还在推进。海鑫实业公司的上市工作，也在推进中。而对董书记们而言，外迁(董强调说应该叫“外扩”)项目的暂时停滞未尝不是好事，毕竟，海鑫在闻喜还有更多的事情可做。

　　“股权继承”问题的两个“0”

　　调查并执笔/本刊调查研究部 胡媛 施星辉

　　李海仓事件发生后，中国民企的“股权继承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最近，本刊就此对部分“中国民营500强企业”负责人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数据中的两个“0”颇为耐人寻味。

　　第一个“0”出现在“您是否已对自己在公司中的股权继承问题预作安排”这个问题上，所有参加调查的企业负责人异口同声地回答“没有”；而第二个“0”出现在“您认为公司股权继承问题是否重要”这个问题上，所有的企业负责人又不约而同地承认，股权继承问题“重要”，回答“很不重要”的人数也为“0”。既然“股权继承问题”在企业家心目中的重要性不低，那么为什么没有人未雨绸缪呢？

　　传统使然

　　两个“0”，其实很能说明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一向乐天知命，但如果真涉及“身后事”问题，还是比较忌讳的。就像一般的中国老百姓不愿过早谈及“遗嘱”问题一样，以魄力和胆识著称的民营企业家们在谈到自己的“股权继承”问题时也是讳莫如深。

　　正像这次调查结果显示的那样，有90.0%的被调查对象表示，在公司成立之初，发起人之间没有一起讨论过股权继承问题，而且有84.2%的公司负责人承认，在公司章程中没有涉及股权继承的条款，在接受调查的公司中，只有15.8%的公司在公司章程中涉及了一些股权继承的条款，内容主要涉及股权继承人的资格、股权继承的有效性以及股权继承的程序。

　　在关于股权继承人是否应该参与公司日后的管理和运作的问题上，“传统”的力量依然清晰可见，虽然有85.0%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应该根据继承人的能力来判断，但是直接回答“否”的被调查对象也只占到被调查人数的5%，与此相对照的是，当调查对象被问到“您认为由李海仓22岁的儿子继承其股权，并出任集团董事长是否合适”这个问题时，57.9%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合适，而只有10.5%的被调查对象认为不合适，这说明在理智地对待公司的股权继承问题的基础上，传统的子承父业思想还根深蒂固。

　　规模决定

　　民企的领导人不能过早对自己的股权继承问题进行安排的另一个原因是公司的经营情况。在这次调查中发现，当公司负责人被问到“哪一个因素最可能影响您对股权继承问题的安排”这个问题时，27.8%的企业负责人认为应该根据公司的经营状况来决定，22.2%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应该依据国家关于财产继承的法律规定，此外分别有16.7%的被调查对象回答应该依据法定继承人的情况或国家有关遗产税的政策和法律来决定。还有11.1%的被调查对象选择了企业合伙人或其他股东。只有5.6%的被调查对象选择了公司章程中有关股权继承的规定。

　　为什么公司的经营状况会影响到“股权继承问题的安排”，原因很简单。当这些民营企业家初创业时，很难预计到自己公司的规模有一天会达到几亿甚至几十亿。

　　亡羊补牢，犹未晚

　　虽然企业家们不愿过早探讨自己股权的继承问题，但大多数的公司负责人还是对这个问题表示了理智的关注。有57.1%的被调查对象表示在接受本次调查前，曾经关注过公司的股权继承问题，而且认为公司股权继承问题很重要和比较重要的分别占到调查总数的47.6%和42.9%，只有总和为9.6%的被调查对象认为这个问题一般重要或不太重要,而且有85.7%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有必要对股权继承问题加以提前约定。

　　与民企领导对于公司股权继承问题的关注程度成反比的是民企领导人对于股权继承相关法律知识的了解程度。在这次参加调查的民营企业中,表示对我国关于财产继承问题的相关法律规定很了解的和比较了解的只占到参加调查人数的9.5%,而回答不太了解和很不了解的占到总人数的47.6%,另外有42.9%的被调查对象表示“一般了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国目前没有系统和明确的关于“股权继承”的法律法规。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法律条文散落在《公司法》以及《继承法》若干部分，在审判实践中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也不一致。

　　另外一组数据则表明我国民营企业家法律意识的增强。在回答“您认为我国法律是否应该就公司股权继承问题做出明文规定”这个问题时，有90.5%的被调查对象做出了肯定回答。而且有47.6%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当企业发生股权继承争议，最有效的解决方法是“诉诸司法途径”，而表示要根据政府有关政策规定解决的只占到28.6%，当事人私下协商解决的只有19.0%。我国的民营企业家们已经意识到通过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重要性。

　　近年来在人民法院处理的遗产继承案件中，涉及到“股权继承”的案件有所增多，尤其是有限责任公司。在参加此次调查的民营企业中，57.1%的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而“股权继承问题”作为改革开放之后产生的中国民营企业不断涌现出的新问题之一，应该得到也必须得到社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