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不需要石油期货？

　　文/本刊主笔 黄河

　　2003年3月20日，美国终于在自己宣布的“最后期限”前几个小时向伊拉克开战。

　　战事消息传出，世界石油价格一度急跌至每桶28美元，与一个月前接近40美元的高点相比，价格波幅之大为近年来所罕见。

　　中国作为世界重要的石油进口国，首先感受到了来自石油价格变化的压力——据统计数据表示，2003年1月份，我国进出口当月出现12.5亿美元贸易逆差，为1996年以来所从未有过。而海关的统计数据则表明，今年1月中国进口石油836万吨，同比增长77.7%，平均进口价格上升了51%，净增11.1亿美元。换句话说，中国外贸逆差的“罪魁祸首”正是国际油价上涨。

　　中国的石油安全乃至石油对中国的经济安全的影响问题由此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有专家指出，从能源结构的调整到采储比例的确定、从资源储备的建立到市场风险的分解等等，石油安全战略本身包含很多层次。

　　本刊认为，这些不同层次的安全结构大概可分为“供给安全”及“价格安全”两类。前者对于国家战略来说无疑是重要的，但它毕竟属于战时经济或“非常态经济”的范畴，而对于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来说，“价格安全”才是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中国建国以来所实施的一系列计划经济模式带有某种战时经济的性质，即首先考虑供给安全的保证。但随着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的加大，以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体系的日趋融合，石油安全从本质上已经从“生产—供应”型的“供给安全”模式转变成“贸易—金融”型的“价格安全”。而对于这一层次的石油安全和能源战略来说，可以说中国刚刚迈出第一步。

　　所谓价格安全包括两个层面：首先是中国作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石油进口国，如何通过自身需求的控制参与国际石油定价。有数据表明，目前中国石油的进口量占世界石油供应的2%，但在影响石油定价的权重上却不到0.1%，甚至不如印尼、韩国；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上以“高买低卖”而著称，中国的石油进口本身已经成为影响世界油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个层面则是通过石油及石油产品价格的稳定，维护国内相关产业的均衡发展与整体稳定。在航空业、石化工业及汽车工业等产业中，我们已经看到由于油价的突然上涨和缺乏有效的价格避险机制，已经直接影响到了整个行业的发展。在这方面，恰恰应该是石油期货市场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地方。

　　由于国内目前石油产业体系的垄断性，对于建立石油期货市场能否发挥作用，以及目前是否是设立石油期货的适当时机等问题，国内的学术界也有着许多不同看法。本刊认为，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在产生许多新的、以前所没有的市场需求，而这种需求的产生本身就是时机——倘若这些需求不能在规范的市场体系里得到满足，它们必然还会寻找其它的实现方式。而对于垄断本身，“灰尘不赶，它不会自己跑掉。”垄断天生是与市场格格不入的，不可能奢望一套垄断体系自身产生出成熟的市场机制来。中国的粮食期货和有色金属期货市场的建立与成功运作本身也说明，期货市场的建立只要符合市场发展的规律，不但不会被垄断所“扼杀”，相反会大大加快计划产业体系走向市场化的速度。

　　中国需要石油期货，这不仅仅是石油产业或能源安全的需要，更是整个中国产业经济体系均衡、持续发展的需要。

　　美伊战争拷问中国石油战略

　　随着美伊战争的临近与展开，国际石油价格经历了近年来最大的一次“过山车”运动。2月26日，美国能源部公布的石油库存量骤减，导致国际石油价格飙升。26日，在纽约商品交易所内，石油期货价一度急升至每桶38.21美元，其后以37.7美元报收。翌日，美国轻原油基准价猛升至39. 99美元一桶，创1990年10月海湾战争以来的最高价。伦敦布伦特原油当日下午也一度涨至每桶33. 8美元，刷新两年来的高点。而随着战争打响，3月20日伦敦布伦特原油急跌至每桶24.35美元。可以预计，随着战争中不同消息的传递，原油价格还远未从这趟“过山车”里下来。

　　对于目前的美伊战争，分析家认为，如果美国被迫拖入长期战争的泥潭，油价可能会升到每桶80甚至100美元，世界经济将因此进入衰退的黯淡期。而很可能的情况是，美国将速战速决，油价在短暂冲高40美元后将很快掉头下跌，回到每桶25美元的“合理”价位甚至更低的水平。但无论未来的趋势如何，远离海湾战云的中国已经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感受到了国际市场的巨大压力。海关的统计数据表明，今年1月中国进口石油836万吨，同比增长77.7%，平均进口价格上升了51%，净增11.1亿美元。

　　原油和成品油价格的上涨，带动了其他互补性能源产品(如煤炭、天然气、电力等)的价格上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报告，受国际油价的影响，在2003年1月，国内能源及相关产品的价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原油价格环比(与前月相比)上升7.6%，同比上升42.7%；成品油价格环比上升1.8%，同比上升25%；1月煤炭价格环比上涨0.3%，同比上升3.2%；电力价格也微幅爬升，环比上涨0.4%，同比上升1%；天然气价格环比上涨0.6%，同比上升0.7%。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1月份，我国进出口出现12.5亿美元贸易逆差，为1996年以来所从未有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赵晓认为，外贸逆差的出现，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国际油价上涨。

　　宏观经济如此，在微观上，石油价格上涨对国内航空业、汽车业的抑制作用也已经显现。如2002年年底，国际航空油价上涨后，中国调高航空票价。至于汽车业仅北京出租车司机测算，每升油价如果升2毛钱，每月就有150元(单人开)，而整个北京市出租车则多支出上千万元。

　　今年2月以来，北京、广州等地原油价格上涨超过50%，并直接导致化学原料及石化产品价格普遍上涨。

　　据美林公司估计，如果每桶原油平均价格达到33美元，除日本以外的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减少0.5个百分点。由于中国是东亚经济增长率最大的国家，显然全球石油价格上涨对华影响不会低于上述数字。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能源战略一夜之间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就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陈洲其与张洽联合提出，我国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必须从宏观、长远的观点来研究和把握能源问题，制定符合国情的能源发展战略，以确保现代化建设有长期足够的能源供应。而具体到石油安全战略的规划方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淮指出，中国的石油安全战略至少包括六个层次：一是在技术进步基础上调整能源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减少对油气的依赖。譬如煤炭的气化、液化利用，继续开发核电等；二是建立资源储备，譬如封存部分已探明储量，恢复和保持生产能力与后备资源之间的合理比例关系，即“采储比”；三是建立战略储备；四是逐步建立需求大户的企业义务储备；五是发育风险分散的市场化力量，譬如开辟石油期货市场或者远期合约交易制度；六是建立期货储备，譬如参与国际期货市场投资，通过在期货市场上的适度持仓影响市场价格、摊低进口成本等。

　　从“供给安全”到“价格安全”

　　假如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石油需求绘制成图表，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过去20年来中国石油供应划出了一条从内需向外需倾斜的曲线。

　　中国从1983年开始使用进口原油，当年进口量为905万吨；从1985年中国石油生产达到1.2亿吨以来，中国获得了石油生产大国的地位，但同时，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也跨入了石油消费大国的行列。从1993年开始，中国从石油出口国变为石油净进口国。

　　1999年，中国原油产量为1.602亿吨，较1998年下降0.1%，与此同时，石油进口量达到4381万吨，同比增长384%；2000年，中国原油产量为1.6亿吨，同比基本持平，进口量为7900万吨，同比增长80%，其中超过一半是从海湾地区进口的；2001年，中国原油生产缓慢增长，年产量为1.64亿吨，比2000年增长1.33%，进口量为6000多万吨，是当年世界石油消费量的28%；2002年，中国原油年产量达1.68亿吨，进口原油6941万吨，同比上涨15.2%。

　　在过去的10年里，原油产出年均增长率仅为1.8%，但石油消费平均增长速度达到4.9%，成为世界石油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

　　据专家预测，即使需求按下限估计，石油产量按上限估计，2010年时中国的石油供求缺口也将在1亿吨以上，2020年将增至2亿吨。在未来10至15年内，中国石油进口比例将达到30%至40%。据美国能源部发布的《国际能源展望》预测，中国在未来20年，石油进口量将达到日均740万桶，相当于整个欧洲的日进口量。

　　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的迅速提高，首先是因为来自境内可采资源和后备储量的短缺。根据2002年中国油气资源评估报告，石油资源量应大于1021亿吨，天然气资源量为38万亿立方米。但陆上石油平均探明程度仅为28%，天然气平均探明程度只有6%，远低于世界平均探明率，中西部地区探明率更低。与此同时，国际石油市场上的石油供应从长时段来看，却一直保持着供需平衡甚至供大于求的局面。陈淮指出，目前，全世界的石油供给能力不是短缺，而是过剩，“这才是影响油价的长期因素”。国家计委能源所副所长韩文科强调，2001年底出现的世界原油总量“供大于求”的局面至今没有改变。欧佩克目前实行的是“限产保价”，如果油价持续20天超过28美元，欧佩克就会扩大石油供应。去年12月，欧佩克每日提高配额150万桶，今年1月又再次增加了130万桶。在这种情况下，要维护中国石油的供给安全，只有“走出去”，最大限度地分享海外资源本身就是维护能源安全的基本措施之一。早在1999年时中央就曾指出，解决石油问题，中国必须走出去。2000年中央更进一步指出，“从战略安全考虑，要‘走出去’，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开发利用国外资源，实施进口多元化”。2001年3月，“建立国家石油战略储备，维护国家能源安全”明确写入了“十五”计划中，并公开向全世界发表。

　　但跨入国际市场的第一步却远非如此简单，有专家指出，尽管目前世界市场上石油供求并不存在什么大的问题，但是，石油已经超越了普通商品的范畴，它的价格变化常常不受供求关系的约束，而往往由人为的炒作因素决定。全国政协委员安启元认为，在石油对外依存度日益增加的今天，中国石油安全的最大风险不是供给不足，而是市场化的价格风险。影响国际油价的最根本因素则是西方大国和国际大资本对油价的操纵。

　　石油价格的波动曾直接考验中国经济的承受能力。在2000年石油价格暴涨中，中国高进低出，为7000余万吨的原油进口量大约多支付了80亿美元。据统计，如果油价上涨10美元／桶并维持一年的话，世界经济的年增长率会减少0.5个百分点，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年增长率则会减少0.75个百分点。当一国的石油进口超过5000万吨时，国际市场的行情变化就会影响该国的国民经济运行；进口量超过1亿吨以后，就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供应安全。

　　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已经给中国能源利用带来巨大影响。以燃料油(品质次于汽油、煤油、柴油等，用于发电、陶瓷工业等)为例，中国是亚洲最大的燃料油进口国，目前3500万吨的燃料油消费量中进口油已占50%，其中广东地区进口量占全国的80%以上。燃料油市场的价格波动很大，价格每日波动最高可超过5%，月波动曾高达40%。在如此动荡的市场中，进口商、中间商及用户由于缺乏避险工具，常常面临着巨大的市场价格风险。中国石油进口的“怪圈”油价波动实际上就是国际期货市场上石油价格的波动。在这一金融操作的层面上，中国为了维护自身的石油价格安全，面临着两大挑战：首先是如何通过参与国际市场上的石油期货交易，将石油进口成本控制在较低水平；其次则是通过参与并影响国际石油价格的形成机制，在未来的国际石油交易中为自己争取更加有利的位置。

　　在有关专家眼中，中国在这两个方面都还有着巨大的差距。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眼里，过去十年来中国的石油进口似乎正在步入一个怪圈，一个类似于中国粮食进口的“价格陷阱”。宋国青表示，尽管中国只有不到10年的石油进口历史，有关特征尚不能在统计数据上显著地体现，但根据他对中国粮食40年进口历史的研究，中国的石油进口正在步粮食进口的后尘。“自从中国进口粮食以来，几乎没有一次不是在国际粮价的高点大量进口，而在最低点出口。”

　　历史记录显示，2000年，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一路上涨，而中国进口原油及石化产品也同时大增。来自海关的统计表明，2000年国际石油价格上升了62%，并导致相关化工产品平均涨价21%，但中国该年进口原油数量达到7000多万吨，与1999年相比，几乎翻了一番。

　　2001年，中国原油进口又陷入另一个怪圈。从2000年末开始到2001年美国“9•11”事件之后，油价从30美元以上一路下滑到17美元一桶。但该年中国的进口原油数量为6025.5万吨，比2000年下降14.09%。

　　量价齐升的后果是成本巨额上升，这个数字到底有多大呢？中国的石油企业没有公布由此带来的损失。但来自海关的权威人士估算，2000年仅原油进口一项，关税至少多缴了150亿元。“150亿关税是肉烂在锅里了，但中国用户为石油进口价格上涨支付的巨额成本，大都流到国外了。”宋国青说。宋国青认为造成这种怪圈的原因是中国石油政策的不透明所致。但在这一“政策不透明”的结论背后，实际上还有着一整套远远称不上“市场化”的管理与运作机制。稍有期货操作经验的人都知道，在巨大的金融杠杆作用下，期货操作的周期不是以年、月，而是以天、甚至小时和分钟来计算的。美国金融专栏作家Tomi Kilgore指出，对于石油和黄金这样的特殊投资领域来说，“适时操作”是最根本的关键因素，“市场是一个三维系统——上涨、下跌和时间。在市场要上涨或下跌的时候，做出决定需要考量许多的东西，但是在投资时机的选择上，我们所花的时间往往不够。”

　　而恰恰是在这一关键的因素中，中国的期货管理体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办法》规定：境外期货头寸实行额度管理。套期保值额度是持证企业在特定时间内所持期货头寸的最大数量限制；持证企业的套期保值计划每年核定一次，连续12个月的套期保值头寸总量不得超过相应时期的套期保值额度。

　　对于管理层来说，这或许是一个省力而安全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但在瞬息万变的国际期货市场上，这一“安全”却变成了巨大的风险源头。一位期货界人士向记者概述了目前中国境外期货的操作流程：假如某家国有企业想在境外进行某种期货品种的套期保值，首先它得通过国外的经纪行开设期货账户，然后向有关部门申请期货头寸额度，“此时已经出现两大风险，首先，你在国外的期货账户上基本没有秘密可言，你打算在什么时候进货，打算进多少，你的交易对手很容易提前知道。而在国内的管理体制下，基本上你作出一个决定，就很难在短期内更改，否则又得重新申请，于是别人大可以设好‘陷阱’等你往里钻。”这位人士指出，中国石油在国际市场上的“高抛低吸”很大程度上就来自这种时间差，“等你买完了，人家的价格也降下来了。”

　　其次则是在数量上，由于额度的申请不容易，所有的企业都倾向于多申请额度，同时在每次旧的额度过期前一次性地把额度使用掉，这也是中国为什么虽然在期货市场上交易总量不大，但总是容易造成大的价格波动的缘故。宋国青教授认为中国的石油进口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中国现在的年进口量也只在7000万吨左右，而美国每年的进口量在2亿-3亿吨左右，所以中国原油进口的绝对数量在国际市场并不算很大。但是中国进口量的波动是国际市场上最大的。”宋国青说：“2000年，中国的进口需求增加得很突然，增加量约为3500万吨，绝对数也不算很大，但是这个数字占据了该年国际市场原油供应增加量的将近一半。来自中国的需求突然增加，打乱了市场本来的预期，其后果就是价格上涨。”

　　国家计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则指出，石油外贸公司各自按国家分配的计划指标分月度组织进出口，目前基本上采用现货贸易方式从国际市场购买石油，经常出现“买涨不买落”现象，在增加进口成本的同时，也导致市场信息失灵扭曲。1999年1月至2月，在国际油价处于最低谷的时期，中国进口原油297.94万吨，比上年同期反而减少了40%；1999年3月国际油价开始大幅回升，而中国的原油进口也开始回升，当月进口原油433.25万吨，成为1998年1月以来进口最多的一个月，是2月的2.6倍；在进口量不断大幅上升的同时，中国进口石油到岸价也在同步上升，在进口量大幅度下降的1月至2月，平均进口单价为89.59美元/吨，到进口量大幅上升的3月份，这一数字则上升到92.07美元/吨。

　　流通体制：中国石油安全的“瓶颈”

　　石油市场的国际化进程很快，形成了全球化、整体化和竞争趋于均衡化的特征。而在国内市场，日益市场化的经济体系也越来越需要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石油供应体系。周大地认为，国际油价短期性动荡之所以对中国的一些产业产生如此明显的影响，正是因为石油消费方市场程度的迅速提高和石油供应方的过度垄断所造成的。

　　1998年中国对石化行业进行重组，在行业内初步形成了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三大国有公司竞争的局面。但由于采取划地域而治的行业重组方式，导致产业链不匹配和市场控制力区域性不均衡，实际上形成了区域性垄断的格局。在成品油领域，中石油、中石化两大石油公司利用其优势地位，对它们之外的成品油企业实行了垄断或者变相垄断，在石油产品销售上实行内部价格，限制了石油业的有序、有效竞争。

　　周大地指出，从市场主体和机制上看，中国石油市场的发育和形成仍然任重道远。目前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石油公司下属油田和炼油厂作为“成本中心”，是完全的生产车间，特别是石油公司改制上市后，进一步强化了对下属企业的控制力，目前国内的石油市场基本是一个“两个人”的市场，从供应方看，市场主体严重缺乏。

　　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已经放开，用油企业的经营销售也已实现市场化。另一方面，中国原油、成品油供应仍然处于两大集团的“地域垄断”之中，原油、成品油定价机制仍然处于与国际接轨阶段，不能充分反映国内市场供求关系。

　　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大石油公司几乎垄断了国内原油产出；而进口原油方面，拥有进口专营权的也只有四家(上述三家加上中化)，而依赖配额生存的其它小规模进口商只能分享20%左右的配额；成品油的批发几乎由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家垄断，而零售方面，两大公司在各自区域上都具有垄断力量。目前国有石油巨头的销售系统基本沿用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石油分销体系，形成了庞大的、长链条的多级批发零售系统，机构重叠、人员臃肿、效率低下、反应迟钝。既不利于管理，也不利于市场运作。铁路、交通、民航、农业和林业等石油专项用户也均沿袭传统销售模式，形成各自独立的销售系统，难以成为石油市场的主体。

　　专家指出，有效竞争缺乏将导致国际竞争力低下。尽管通过重组，已经形成了两个能够进入世界500强之列的、上下游一体化的巨型公司，中海油也进入了世界石油业50强的行列，但与跨国石油公司相比，在经济总量、盈利能力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差距。据了解，中石化销售利润率为1%左右，远低于埃克森(6.32%)和BP-阿莫科(4.77%)；500强前100名的国际级大石化公司的销售利润率是我国石化企业的6-20倍。此外，加油站的恶性竞争也应该为中国石油行业敲响警钟。两大公司为了垄断成品油零售市场，不计成本竞相高价大量收购加油站，许多加油站收购价格高于评估价数倍以至于数十倍，这造成了企业资金大量流失和管理上的混乱。

　　周大地称，中国石油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的严重不完善扭曲了供求关系和对未来价格的有效期望，中国石油用户既不能有效预见石油市场的风险，也不能采取有效的经济措施和市场手段化解危机。“在一定意义上说，石油市场体系和机制的严重不完善已经成为中国石油市场不安全性的根本性因素之一。”重新架构中国石油市场体系，已成为推进中国石油安全首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而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已是世界发展趋势，石油市场不可能游离于这个大趋势之外，单独成为一个封闭的市场。可以预见，加入WTO后将导致中国成品油市场出现新的竞争态势：一是成品油进口专营的局面将消失，即除了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和中化3家公司，凡是符合国家有关资质要求的外商和国内企业都可以进口成品油，且3年后不再有进口的数量限制；二是外商将进入成品油分销市场，即打破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两大石油公司专营成品油批发的局面。

　　由此，周大地强调指出，中国应立即着手放松石油市场准入管制，放开石油终端销售市场，建立科学的现代石油市场，在对外开放之前首先对内开放。而政府在放开石油价格的同时，必须建立起宏观调控机制，真正掌握住市场管理和调控权，制定市场规则，形成合理的、有序的竞争格局。

　　他主持撰写的《中国石油安全存隐患》报告中建议：一是将分别隶属于铁路、交通、民航、农业、林业等系统的石油专项用户的油品供应系统剥离出来，组建独立的石油销售公司，并享有石油进出口权，使之成为真正的石油市场主体；二是随着石油进口量和非国营成品油贸易量的大幅增长，鼓励其它社会资金进入石油流通领域，营造健康有序的石油市场。

　　在此基础上，放开石油价格，形成中国自己的市场竞争性价格机制。中国是世界上成长较快的石油消费大国，石油消费的品种需求和地区差别十分巨大，因此形成中国自己的石油交易市场和报价系统意义重大。有必要建立国内石油现货和期货交易市场，达到发现价格、规避风险、跟踪供求、调控市场的目的，正确快速引导石油生产、经营和消费。现阶段，可以在现有的期货交易市场中增设石油交易品种。

　　石油期货为谁而设？

　　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石油期货的争论大抵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石油期货有什么用？”，其次则是“谁需要石油期货？”。而在记者看来，还应该加上一个更加关键的追问，那就是“石油期货是什么？”

　　当我们在谈论“国际石油市场”和“国内石油市场”的时候，很容易产生一个误解，那就是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面对的是同一个产品市场，但事实却远非如此。所谓国际市场油价波动，指的是原油价格的变化，而我们在谈到国内产业受到油价上涨的影响时，指的是成品油价格的上涨——这其中一个隐含的概念圈套在于，由于目前所实施的“顺价销售政策”以及三大石油公司的价格垄断，使得观察者很容易误以为成品油的价格与原油价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

　　然而问题恰恰在于，从原油到成品油的生产过程中，除了原油价格的成本支出外，还有着大量的生产和管理成本，这部分成本投入所产生的利润才是石油加工企业的真正利润来源。换句话说，即使原油成本一样，但由于不同的生产和管理效率，不同的石油企业在成品油生产方面的成本完全可以有很大的差异，从而形成产品在市场上的不同定价。

　　国内目前的石油定价机制的稀奇之处正在于，它通过政策性的“顺价销售”，把本应由石油企业自身承担的管理成本和管理风险“一笔勾销”，本应成为市场生产和供应主体的石油企业却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官商”。在区分了这一差异以后，再回头讨论“谁需要石油期货市场”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分为两个问题，那就是“谁需要原油市场”和“谁需要成品油市场”。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中，无疑石油开采企业和石油加工企业无疑都需要原油期货市场。对开采企业而言，期货市场的存在可以让它通过卖方保值锁定价格的方式保证稳定生产，从而将更大的精力与成本投入技术与管理等提高生产效率的方面；而对于加工企业来说，原油期货市场的存在使得它们可以通过买方保值锁定成本，同样为企业的稳定持续生产提供保证。

　　但在目前的市场格局下，国内的开采企业和加工企业都属于三大集团内部，正如业内专家指出的那样，它们仅仅是三大石油公司的“成本中心”和“生产车间”，根本谈不上成本或价格保值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原油期货的唯一需求者就是三大石油公司，而对它们来说，国内原油完全是由自己开采的，谈不上价格问题，只有在国外进口的石油才存在保值或价格锁定的需求——而目前能够满足它们这一保值需求的就是国际石油期货市场。

　　但在成品油市场上情形却完全不同，国内多元化的市场需求主体已经形成，而且对价格的变化非常敏感。从某种意义上说，几年前的成品油大量走私的现实已经说明了这一市场需求的迫切景况。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石油企业在成品油市场上的价格垄断已经远不能适应市场化程度提高后的消费需求，它们不得不急切地寻找或者等待一个可以由买卖双方共同定价的市场机制。

　　而在成品油的供应方，尽管三大石油公司在政策限制下保持着某种价格上的“合作垄断”，但随着各公司生产经营成本的分化加大，它们在成品油市场上同样会形成政策控制下的有限竞争，对它们来说，成品油期货市场的出现，正是通过价格竞争显示出自己管理水平和成本控制能力的一个机会。

　　而对于国家管理部门来说，由于中国原油储量有限的现实，在原油资源上“走出去”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但如果连原油到成品油这一高附加价的产业环节也被“转移”出去的话，不但整个国家经济安全将受到更直接的威胁，而且从比较成本来说，也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不应忘记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人口大国，它在规模生产环节的成本优势是其它国家所无法取代的。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在3年后开放成品油市场，让国外成品油长驱直入，不如首先开放国内市场，通过市场化的竞争为国有石油企业参与3年后的角逐打下管理基础。而国内期货市场发展的经验已经证明，在推动产业发展方面，期货市场能够大大加快国内产业的市场化规模化速度。

　　可以预见，随着成品油期货市场的推出，中国未来的石油产业格局还将出现一些新的动向：首先是作为成品油供应主体的销售公司的多元化，在目前三大石油公司控制的销售网点之外，隶属于铁路、交通、民航等石油使用大户下的销售部门也将加入石油销售市场；在这个基础上，国内石油的商业储备体系将得到极大的改善与提高，成为与未来国家石油战略储备有别的另一大体系；最后，随着终端市场价格竞争的日趋激烈，国内石油企业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势必在原油进口环节加大成本控制力度，改变目前配额制下以配额而不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石油进口机制，从而通过价格传导机制使国内市场的需求对国际油价形成更加明显的影响。

　　或许这还是一个远景，但对于中国的石油产业及至整个中国经济体系来说，成品油期货的推出已经迫在眉睫。

　　相关资料：石油储备

　　石油储备是稳定供求关系、平抑油价、应对突发事件、保障国民经济安全的有效手段。目前，国际石油储备，按不同的视角划分，主要有两类。一是按所有权的归属划分：有政府拥有的战略石油储备；由进口商、炼油商、销售商和消费者拥有的商业储备。二是按石油储备不同的使用要求划分：可动用的储备，指立即可投入市场的储备库存；不可动用的储备，指为维持连续作业而储存在管道、炼油库中的石油，这是生产和销售正常运转所必需，不能移作他用的周转性库存量。

　　商业储备亦称民间储备与企业储备，通常由两部分组成，即不可动用的储备量与可动用的储备量。不可动用的储备量，指维持炼油厂、销售公司(包括加油站)正常运营所必需的原油和成品油的周转量，它们对于维持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具有重要的保证作用。可动用的储备量指商业储备中减去不可动用的储备量后的那部分储备量。这部分储备量因受企业成本和效益的约束而小于不可动用的储备量，但有其重要作用。如果商业储备中有一定的可动用储备量，那么，在国际石油供应不足与油价飙升时，就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在国际石油供应充裕与油价下挫时，就有一定的吸纳能力，从而提高企业经营安全与经济效益。战略储备一般为政府拥有，是政府行为，因此亦称政府储备与国家储备。只有政府拥有战略储备，才能在应急时统一投放，及时解决与平息全国性的石油供应短缺与油价暴涨问题。因此，战略储备具有商业储备无法取代的特殊作用。当国际石油供应突然发生中断或国际油价暴涨危及国家安全与社会经济正常运转时，战略石油储备的动用往往具有抗拒风险、保障安全、平衡供需、抑制油价的功能。据国家有关高层人士透露，中国今年在战略石油储备上将有实质性的突破。而未来构建的中国石油战略储备，将借鉴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以日本模式为主，由国家和企业两方来共同承担。中国石油储备基地将建立于广东等沿海地区，并将新疆、陕甘宁、川渝、青海四大油气区作为四大战略储备田。2010年全国石油储备量目标为1500万吨。

　　根据去年中国石油消耗总量测算，上述储备仅可维持近20天，远较美国的120天和日本的160天为低。原油储备制度的实施，必须有足够的财力做保证。按业内预测，到2010年中国石油进口量将至少达到1.2亿吨，整个石油储备基地的总投资预期超过数百亿元。

　　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石油工程，这样一个能源安全战略，仅靠目前几大石油公司是难以承担的。为此，专家敦促，中国应该重新考虑组建国家能源委员会，并在这一强有力的架构运行中，去完成中国能源战略安全以及石油战略储备计划。

　　相关资料：中国利用海外石油资源的多元化之路

　　目前中国对海外石油资源的利用，除了由政府指定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期货及现货贸易外，也包括在勘探、开采等领域与外方进行合作。目前，中国和国外很多合作项目都采取“份额油”的方式，即中国在当地的石油建设项目中参股或投资，每年从该项目的石油产量中分取一定的份额。这样做有利的一面是，由于中国拿到手的是实物，石油进口量不至于受价格波动太大。以中石油为例，其海外石油开采量已达1900万吨，其中份额油约占900万吨。

　　截止到目前，中石油已在海外签订合同项目26个，其中有勘探开发项目22个，管道项目两个，炼油和化工项目各1个，项目分布在四大洲的12个国家，业务范围包括油气勘探开发、生产销售、炼油化工及成品油销售等领域，初步形成海外发展的三大战略区，即中东及北非地区、中亚及俄罗斯地区和南美地区。中海油也在2002年斥资12亿美元收购了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三块石油天然气田，而近日中石化和中信也表示正在收购海外油田资产。

　　但对于刚刚开放不久的中国石油产业来说，这一多元化道路却远非想象中那么平坦。

　　2002年12月17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放弃了参与俄罗斯第八大石油公司斯拉夫的股权拍卖会。2003年1月13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的周末会晤期后，双方达成了一项提议：日本要求俄罗斯考虑修建一条从东西伯利亚油田至太平洋港口纳霍德卡(不冻港)，价值达50亿美元的输油管道。这是日本为增加俄罗斯石油进口向中国发出的挑战。

　　2002年中海油就有一个较大的动作，以5.58亿美元购买西班牙瑞普索公司在印度尼西亚5个海上油田的部分石油资产。这是目前中国公司并购国外资产数额最大的项目之一。中海油这一跨国资产并购将为其带来每年4000万桶，约500万吨原油的份额。这5个油田共有超过1亿吨的总探明储量，中海油在其中拥有的探明储量约为5000万吨，并将操作其中3个油田的生产。经过这次并购，中海油现在已经成为印尼最大的海上石油生产商。

　　在陆路扩张计划受阻的情况下，海上石油多元化的前景也蒙上了阴影。据业内专家表示，全球的石油供应主要是从中东海运，或者走管道途经里海。波斯湾、印度洋、马六甲海峡，是中国石油进口的主要通道，而经西伯利亚到中国东北，则只在探索之中。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孟全生曾表示，石化企业走出国门存在风险，因为中东地区石油储量丰富但政治风险更大。

　　一直以来，中国石油的海外扩张计划都受到国家高层管理部门的关注与重视，国家计委高层官员多次出席了几大石油公司海外收购的签字仪式。从技术提升、外资开采合作等方面，三大石油企业也在国家石油安全计划规划下不遗余力地努力。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官员，出席了在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期间中美石油合作签字仪式。2002年11月6日，中国最大的石化项目，外方实际控股的南海项目也开始动土。

　　有业内人士评价：“我们石油企业目前‘走出去’力度不够，仍有‘边角料’之嫌。”举例来说，目前中石油在苏丹建设了年产1250万吨原油的油田和配套的1506公里输油管道，建成了年加工能力250万吨的苏丹喀士穆炼油厂。然而在许多石油投资人眼中，苏丹并不是最佳的投资地点，因为那里政治环境不稳定。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该人士指出，一方面，国际上投资油田勘探开发，一般需要上百亿的资金投资，而且存在血本无归的可能性，国内石油公司实力较弱，所以在海外投资方面表现得较为谨慎；另外，由于国内石油企业“走出去”的步伐相对落后，所以在先机已被国际石油巨头抢占的前提下，只能采取“插空当”的方法，因而必然付出更高昂的成本。

　　相关资料：跨国石化公司在中国主要投资项目一览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迅速扩张石化产能，中国是最大的石化产品进口国之一，因此不可避免地成为周边国家的目标市场。

　　公司：BP

　　投资举措：累计投资总额45亿美元。购买了中国石化4亿美元股票和中海油2亿美元股票。参与南海流花11-1、崖城13-1油气田管理生产。在广东LNG项目中占有30%权益。与川维合资的扬子江乙酰公司150kt/a醋酸装置将扩增至350kt/a，并建80kt/a醋酸酯装置。合资参建上海赛科900kt/a乙烯联合装置，并拟建500kt/a苯乙烯、300kt/aPS装置。珠海350kt/aPTA装置即将开工。在福建、广东、浙江已建立LPG合资公司和营销网络。在华已有36座加油站和多家天然气公司，在浙江将合资500座加油站。

　　公司：埃克森美孚

　　投资举措：购买中石化发行股票的20%(10亿美元)。与福建炼化合资8000kt/a炼油厂、600kt/a乙烯联合装置。并拟与广石化合资使7500kt/a炼油能力翻番，并建1000kt/a乙烯装置。与中石化在广东合资500座加油站。

　　公司：壳牌

　　投资举措：购买中石化发行股票的14%(4.3亿美元)和中海油发行股票的20%(3亿美元)。在华投资已达17亿美元，拥有20家企业和40座加油站。运作中国第二大气田克拉-2和其他4个气田，持股45%。参与塔里木、鄂尔多斯油气勘探开发。参与西气东输项目，在460亿元(56亿美元)西气东输管道项目中持股45%。至2005年，在华投资总额将达50亿美元。与中石化在江苏合资500座加油站。参与南海800kt/a乙烯联合装置建设。用壳牌煤炭气化技术改造洞庭化肥厂。

　　公司：巴斯夫

　　投资举措：在华有六家生产企业(一家全资、其余合资)。在中国的产品销量超过10亿美元，其中38%的产品产于当地。南京扬巴合资企业生产180kt/aPS。参与扬巴一体化600kt/a乙烯联合装置建设。参与上海化工区160kt/aMDI和130kt/aTDI合资企业建设。并在上海化工区建设世界最大的60kt/a聚四氢呋喃和80kt/a四氢呋喃一体化装置。

　　公司：道达尔菲纳埃尔夫及所属阿托菲纳

　　投资举措：合资大连西太平洋炼油厂。在北京、上海、昆明、常熟有4家合资企业。在南海800kt/a乙烯项目中，参建30万吨/年PS。

　　公司：陶氏化学

　　投资举措：拟将天津乙烯合资项目由600kt/a扩增至1000kt/a。在张家港生产120kt/aPS。

　　公司：雪佛龙菲利浦斯化学

　　投资举措：雪佛龙德士古参与渤海辽东湾02/31区块油田开发生产。在张家港生产130kt/aPS。

　　公司：拜尔

　　投资举措：在华投资31亿美元，已有12家独资、合资企业。在上海化工区合资建设50kt/aPC装置(2003年)，2005年达100kt/a。并拟在上海化工区投资12亿欧元独资建设380kt/a异氰酸酯装置，包括230kt/aMDI、150kt/aTDI和280kt/a聚醚。

　　公司：杜邦

　　投资举措：在华投资达5亿美元，有19家独资、合资企业。

　　来源：《石油化工技术经济》2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