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金融业

　　本刊记者 季红 刘畅

　　让温水里的蛤蟆跳出

　　2001年，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在谈到中国的金融体系时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比日本和韩国的问题更大。他说：“中国银行体系中的坏帐问题，在封闭的情况下能够被控制 。但长期无法得到解决的话，坏帐就会越来越多。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在尽全力解决，但不进行深层次的改革，问题就无法解决。坏帐是由国有企业造成的，要想消灭坏帐，就必须重组国有企业”。

　　1997年中共十五大吹响了国企改革攻坚战的号角，各省市相继表示了告别“国有独资的决心”。湖南省首开先河，随后很多省市都提出，今后不再增设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经济要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来。

　　1999年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的决议中，更明确地提出“国有企业也要进行多元化的产权制度改造”。

　　2000年初，国有资本占全市工业比重超过80%的重庆市宣布：在工业领域不再新办国有独资企业，转而大力发展以私营企业为主的非公有制工业企业，以此作为调整全市所有制结构的重要措施。

　　一周后，北京市宣布，工业系统将不再批准建立国有独资公司。上海市也宣布不再兴办国有独资小企业。天津随后也表示将对国有工业进行大调整。在四大直辖市带动下，山东、吉林、辽宁等省也发表不再搞国有独资和已有国资限期退出的声明。如此这般之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由1980年的80%下降到2001年的约44.4%。

　　十六大报告中，对国有资产的管理，由“国家所有，地方分级管理”变为“国家所有，分级行使产权”。以前国资转让需要报财政部审批，可能要等2年；以后由地方政府审批，可能一个星期就够了，这必然引起地方政府新一轮的“国退”风潮。

　　2003年春节过后，西安市政府突然启动巨额国资的出售项目，决定将总资产约500亿元的100多家市属国有企业面向社会出售，使其在2年之内从竞争性领域全面退出，并公布了首批60家待售企业的名单。这60家企业大都处于亏损、负债经营、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负债总计59.89亿元。这些企业的退出，关乎80.62亿元国有资产的走向。

　　从这60家企业的结构分析，大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钢铁、化工、纺织等企业，国企改革这七、八年来，这些企业的改制并未触及。西安还有太多的军工企业一直拖着全市经济的后腿。在西安市国企厂房、土地闲置、债台高筑、下岗工人不断累积时，被称为“国资改革的前沿阵地”的沿海城市和许多内陆省市已经在国企改革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2002年年底，上海的民间资本已经能够投资公用事业，并占到了总投资额的50%。现在西部城市已经在十六大关于国资改革政策调整中闻风而动了，“蛤蟆”跳出来的速度加剧。这种情形就像一个在千米跑道上散步了很久的运动员，突然猛醒，要拿出百米冲刺速度来赶超对手。

　　为了加快国企改革的速度，北京市推出“温水蛤蟆论”：国有资本的退出问题就像一个“蛤蟆”，把蛤蟆放到冷水中，它会因为水太冷，一下子跳出来；放到热水中，又会因为水太热跳出来；但如果把它放到慢慢加热的温水中，它没有受到大的刺激，失去了应有的警惕性，不会跳出来。但随着水温的不断升高，它会在不知不觉中死去。为了使国有资产不致成为“温水里的蛤蟆”，就应取消保护，加大国企改革力度，逼“国有蛤蟆”跳出来。那么如何让蛤蟆全部跳出来，还要活下来，要抓改革最核心的问题。

　　在当前的改革中，资产究竟归属于谁，即所谓明晰产权问题已经不是最前沿。最前沿的问题是推进全社会经营性资产的市场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研究所副所长陈淮说：“我们要让所有的经营性资产、所有的产权成为可以交易、可以流动、可以不断重新优化配置的对象。只有产权在不断流动、不断交易的过程中，有效率的要素支配者才能不断地取代那些没有效率的要素支配者，社会才能使分属不同所有者的资产实现为优化配置和资源集中，我们才能完成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和私人出资人与国有出资人在相应领域里的相互换位。”

　　改革的最后一役

　　两会之际，除政府机构改革之外，金融业的改革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坦率地说，金融业的改革比起国内其他行业至少滞后5年以上。”中国银行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对记者说。“因为目前金融界所讨论的问题，诸如要不要改革、要不要股份制、要不要合资，这些问题都是其他行业在20世纪90年代初所讨论的。当然，这个行业改革相对滞后的原因也可以理解，因为金融业涉及面广，处理起来和企业单个的问题不一样，容不得闪失。”

　　金融业为什么滞后？金融业要不要像其他行业的国企一样进行产权改革？让我们对国内银行业的资产现状进行分析。

　　不良资产是国有银行心中永远的痛。

　　据高盛一份报告显示：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率平均达40%左右，仅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就达1.9万亿元。据中国证监会机构监管部统计，在证券行业，截至2002年5月底，全国98家证券公司不良资产率为50%，不良资产总额达460亿元，而保险行业存留的早期寿险保单全部都是保险机构的包袱。1994年，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20%左右。为此1995年6月，央行在全国银行业经营管理工作会议上提出，经过3年努力，把不良贷款比率降到15%。但未能如愿。1997年，央行又提出，从1998年到2000年底，争取把不良贷款比率每年下降2到3个百分点。结果也没有实现目标。

　　截止2001年底，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贷款为7万亿元，不良贷款为17656亿元，占25.37%。据调查，在不良贷款中，约有6000多亿元将成为实际损失，占全部贷款的8%。

　　为了解决困扰银行业发展的不良资产问题，我国专门成立了华融、信达、东方、长城4家资产管理公司。共剥离不良资产1.4万亿。被“剥离”的资产又如何呢？

　　据统计，被剥离到4家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贷款前后共有15688亿元，但他们在处置银行不良资产上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2001年3月，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说：“4年前，我国的不良贷款率是25%，去年剥离1000个亿后，不良贷款率依然是25%。实际上，如果不剥离不良贷款，去年的不良贷款率会达到35%。”从2001年9月底官方的统计数据来看，已经处理掉的和追回的不良贷款总数为1360亿元，仅占不良贷款总额的8.67%

　　除了不良资产的问题，资本充足率也让人担忧。

　　银行的自有资产(一级资本)在总资产当中的比例称为资产充足率。按照《巴塞尔协议》，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应当在8%以上，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就会影响银行的稳定性。

　　然而，2000年，中国银行为的资本充足率8.50%；中国工商银行为4.75%；中国建设银行为3.79%；中国农业银行仅为1.44%；平均资本充足率只有5.7%。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只有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超过8%，达到了《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对比国外的银行，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世界十大银行在1999年的资本充足率平均为11.5%。其中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两大巨头的资本充足率都在12%以上，瑞士信贷银行为19.1%。

　　此外，国内银行的利润少，人均资产、人均利润只相当于国外银行的1/5或1/6。但金融资产结构过于单一、间接融资比例过高、国有金融业改革滞后、高级金融人才缺乏等问题仍然横陈在四大银行的首脑面前。

　　长期以来，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支持国民经济发展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其所面临的困局已经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对中国经济的阻碍。

　　但毕竟银行也是企业，任何性质的企业，其最大的目标都是利润最大化。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一直是模糊的，银行在几十年里很大程度上是在承担着财政的职责。银行大量的不良资产也来自于此。曹远征认为，如果承认金融企业也是企业的话，那么金融业的改革就应该按企业的规律来办，也就应该符合市场的规律。在中国就是一定要符合改革的规律，股份制改造是国内金融业改革的必由之路。而上市则是国有金融业股份制改造最合适、最快捷的途径。

　　深圳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已经上市。华夏银行也发布信息，希望在短期内上市。而四大国有银行在上市问题上却存在着困惑：工、农、中、建四大行在国内银行业中非常之强大；但和国际上的大银行相比，规模又非常之小。中国已经加入WTO，外资银行进入的大门已经徐徐打开，国内金融业高层所面临的是把银行继续做大还是拆小的选择？

　　如果变大，诸如不良资产高、资本充足率低、赢利能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无法马上得到解决。目前看来还没有哪家国有银行能符合整体上市的要求；如果变小，那上市就变得很简单，很多阻碍迎刃而解。但问题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未来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力何在？

　　业内人士评论说：“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就好比解放战争中的淮海战役，这一战役胜利了，全国的解放就指日可待了。”

　　未来金融业的新版图会是什么格局呢？

　　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内，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外资和民间资本参与，这势必将对中国金融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产生重大影响。毕竟，产权制度改革是国有金融机构改革的核心与关键。

　　扬鞭欲行的马车

　　改革金融业，民营企业的进入无疑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

　　当民营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成分时，民营资本的实力不断完善，民营企业家们手中握有大量的资金，实业已经不能激起这些资本家的欲望，民营资本介入金融业已是大势所趋。

　　种种迹象表明，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机构的第三次浪潮已经来临。在开放的第一阶段，民营资本把金融机构当作一种融资工具；第二阶段，民营资本则将其当作一种投资工具；而到第三阶段，民营资本从实业转型到金融时，已经不单是一种投资，更多的是要求对金融机构进行控制。

　　以“资本猎手”而闻名的东方集团总裁张宏伟有一句著名的话：“资产经营是在做加法，资本经营是在做乘法。如果加法和乘法一同做，企业自然会像滚雪球般做大做强。”资本市场的强大威力让民营企业家感受颇深。

　　“什么产业能快速增值？”“什么方法可以用少量自有资产撬动社会更多的资产？”嗅觉灵敏的民营企业家们也正把他们的投资触角伸向高风险但也是高回报的金融业。一批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正忙于焊接金融产业链条。

　　从1998年开始，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开始着手撤并各自在农村中的分支机构。四大银行撤出后留下的市场空间之巨大已超出了一般的想象。4年来，中国工商银行撤消了8700个，中国银行撤消了2722个，中国建设银行撤消了3601个，中国农业银行由近6万个网点下降到了4.4万个。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保留在农村中的分支机构，却基本上变成了农村资金的“抽取器”，再加上邮政储蓄的只存不贷，直接形成了农村的金融空洞。

　　在这种大背景下，才有了浙江“草根金融”的蓬勃发展。浙江省城市信用社中的银座与泰隆，在没有国有股份参与的情况下，其2000年末的各项存款余额分别为24.39亿元和14.23亿元，各项贷款余额分别为16.89亿元和9.31亿元，不良资产率分别为1%和3%，2000年的利润分别为2958万元和903万元。泰隆目前在当地的市场份额在1/7以上，早已超过了本地的国有银行。

　　很多学者认为，今后应进一步鼓励民营资本借助资本市场，通过参股、控股、兼并、收购等多种资本经营方式进入金融业，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逐步退出的地区大力发展民间金融，组建地方中小银行，填补国有金融业留下的市场空白，发挥民营金融机构的地缘优势与增长活力，降低对当地中小企业贷款的交易成本，从而不断提升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

　　近年来，民营资本已控制商业银行总资产的14.6%，证券公司总资产的13%，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的7.4%，此外还控制着中国50%的金融租赁公司。德隆、泛海、爱建、东方、希望、金信、万向、农凯这八大金融家族在金融领域的投资额达到80亿元。这些家族对金融机构的控制力都比较强(见表)。目前国内已经形成了以八大为首、以民生银行、民生证券、深发展等股份制银行、金融租赁机构为阵地的民营资本金融框架。

　　德隆可以称得上是民营企业中将金融业作为一个产业来投资的典型。它进行产业整合的能力，国内的民营企业无出其右。德隆的金融领域已经横跨证券、信托、金融租赁等，而时下传言其将进军银行业。若能实现，德隆金融帝国的架构将进一步夯实。

　　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年内，会有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和民间资本参股中、小商业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认为，有民营资本参与，股权多样化是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甚至国有银行改革的方向。2003年，中央作出允许民营企业入股中、小商业银行的决定后，民营企业的目光已经转向这里。重庆力帆集团、南方集团等16家企业拟出资组建民营银行。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中国是先发展国有银行、股票银行，没有发展中、小银行。中、小企业融资很困难，其融资只能靠地区性的民营中、小银行，因此应放手发展中、小银行。

　　但同时，曹远征对民营企业的管理能力表示担忧，“由于金融企业是特殊的企业，是管理风险的企业，所以要求的人员素质和一般的工业企业是不一样的。民营企业进入这一行业，不仅要有较多的资本，还要有较多的人才，才有可能经营下去。否则就很困难。我们看到一些基层的、区域性的银行已经开始了引入民营资本，但毕竟其要求的资本规模比较小，而且对管理能力要求也比较弱。”

　　中国民营企业研究所的黄俊立博士对民营企业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如果说西方的经济模式像一台汽车的话，那么中国的民营企业则像一辆马车。汽车是可以复制的，而且即使换了司机，只要照原理操作，就可以行驶；但是马车不同，每匹马都不一样，马要服你才能走。更重要的是，如果马车换了驭手之后，能不能驾御原来的马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看来，在专业人才匮乏的情况下，一窝蜂地开放民营银行极易出现问题。因此，要在试点过程中，把监管体系建立起来。

　　水中潜行的大鳄

　　国内目前对民营企业进入金融领域还有很多限制，民营资本进入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但中国已经加入WTO，金融业对外资开放的具体时间表已经是白纸黑字的事实。

　　面对外资，相比较而言，中国的产业部门有较强竞争力，但国内的金融却是“软肋”。按照我国政府加入WTO的承诺，加入WTO的当年，允许外资银行对中资企业和居民办理外汇业务。这会分流部分外汇存款，但对中资银行影响较小。参加WTO后2年，允许外资银行对中资企业办理人民币业务。由于中资银行人民币资金较多，这个对中资银行影响不会太大。但当参加WTO后5年，我国将对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此时国内银行将面临严峻挑战。

　　现在，外资银行正逐步进入国内金融市场。

　　截至2001年末，外资银行在我国有代表处214家、营业机构190家，其中，外国银行分行158家，外资银行总资产452亿美元，外汇贷款总额约140亿美元；已批准31家外资银行从事人民币业务的试点。

　　目前外国直接投资于中国金融业的总金额还很少，2002年外国直接投资在金融部门只有3500万美元，也就是说只相当于在制造业投资的一个项目而已。对金融部门的投资只占外资整个对华投资的0.4%。因为按目前法规，外资金融业在内地的发展仍需经过一定的过程。以银行业为例，目前获准在内地经营的外资银行分行只有约150多家，而外资联营银行也只有13家，相比国内国有商业银行超过10万个的营业网点，外资银行在中国可谓微不足道。且在国内目前的条例下，外资银行需在开设一家分行最少一年后，才可在另一个城市开设另一家分行，每家外资银行分行都需符合最低营运资金的要求。

　　但随着时间的推进，金融领域的开放将彻底改变政策的壁垒。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布鲁斯估计，虽然外资银行目前只占有市场份额的2%，但10年或者15年之后，外资银行占有的市场份额可能会上升到30%左右。也许到那时候，现在还潜行于水中的金融大鳄才会露出峥嵘。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利润率不足0.5%，而1998年美国银行业的资产利润率高达1.66%，香港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为1.13%。此外，国际商业银行的利润是提取呆帐准备金后的利润，而我国商业银行的利润是未提足呆帐准备金的情况下计算出来的。从进入新世纪起，外资就开始了与中国金融业的亲密接触。2001年年底，以汇丰为首的3家外资金融机构持有了上海银行18%股权。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公司(IFC)即与南京市商业银行签定投资协议，以2700万美元代价收购南京市商业银行15%的股份。2002年9月，加拿大枫叶银行和世界银行集团负责民营部门融资的成员——国际金融公司与西安市商业银行签署了对该行进行股权投资的谅解备忘录。2002年10月，汇丰集团与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签署协议，以6亿美元认购平安保险的股份，持股比例为10%。也是在10月，国内首家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国安基金管理公司筹建成立。2003年1月，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深圳正式开业。其中招商证券持股40%，荷兰ING集团持股30%。一个月后，由华宝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法国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发起人的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获准正式开业。其中华宝信托持有67%的股份，法兴资产持有33%的股份。此外，湘财证券和法国里昂合资成立华欧国际证券有限公司，标志着首家合资证券公司的诞生；花旗集团与中国人寿、澳大利亚安保集团与太平洋保险的合作都已箭在弦上……

　　有人惊呼：“狼来了！”

　　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已经给中资金融机构带来不小的冲击。2002年3月，南京爱立信公司突然作出惊人之举，凑足巨资提前还完了南京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总计19.9亿元贷款，转而再向花旗银行上海分行贷回同样数额的巨款。据知情人透露，由于花旗银行开办了一种新业务，叫作“无追索权应收账款转让业务”，而这一业务中资银行还做不了，所以南京爱立信才选择花旗。

　　“南京爱立信倒戈”事件充分暴露出了中资银行在信贷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实力的优劣。外国的金融业实行混业经营，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保险集一身，其中间业务已经十分成熟，投资顾问、资产管理、个人理财服务等新兴业务正逐步成为其收入来源的主要部分。

　　外资金融公司与中资公司相比，拥有先进管理经验、优秀的产品开发和销售服务能力，良好资金运用能力。以瑞士人寿为例，其总资产2000年底就达2144亿瑞士法郎，折合人民币超过1万亿元。凭借先进的保险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些“外来的和尚”正成为中资金融机构强有力的竞争者。

　　对于金融业整合的趋势，业内人士普遍表示更愿意与外资合作。曹远征对记者解释到：“由于中国的金融业覆盖面广，进入成本高，所以对资本的要求也高。目前国内的金融机构更多考虑的是外资能不能与之合作，国内银行需要的是管理经验和管理人才。对银行来说，资本并不重要，因为他本来就是经营钱的，它不缺钱。”

　　而外资最直接带来的是充足的资金，随资金而来的还有国外金融机构丰富的管理经验、多样的金融品种、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以及先进的服务理念。

　　随着国有经济改革力度的加大和中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金融业的版图将会有大的调整，国资、民营、外资三方的博弈最终将决定中国金融业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