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藜
关注牛群，不关注其精神层面，一切都可能充满了误读。
牛群所言所为，构成了当下中国的一个符号化的事件。这个事件的核心是：一个明星力图超越作为“常规明星”的价值实现方式，并将这种突破的触角探向了足以影响千百万公
众生活的政治领域，姑且名之为“牛群式超越”。这一超越的复杂之处在于：在中国渐进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公众还远没有学会、并且习惯如何对待“政治明星”之际，牛群的从政生涯中过多地渗透、纠缠着娱乐明星的底色。
正像1912年试图突破“永不沉没”界限的“铁达尼号”遇难，最终促进了美国对海上无线通讯的管理一样，任何一种超越总会成为后人剖析、解读和反思的样本。牛群也不例外。实际上，媒体及网络对牛群的争议、置疑和批判，恰恰中国民间舆论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
如何看待“牛群式超越”，有一点大概是无可争议的：牛群自觉地实践着对自己是“公众人物”的认知。所谓“公众人物”意味着相比普通人隐私权的缩小，意味着他必须不惮于面对哪怕是恶意的猜测。牛群的名言广为人知：“社会对我关注，我特别感谢；对我质疑，我特别特别感谢；对我批评，我特别特别特别感谢。”作秀也罢，老庄般彻悟后的仙骨也罢，必须承认牛群以超乎常人的心胸和韧性在做着承受。这一点对于转型期的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各种公众人物占据公众的视线和话语空间，他们必须要像牛群一样清楚：口水会和玫瑰同在；同时他们还必须要超越牛群：忍耐要伴着解释同行。仅仅有忍耐的雅致还只是残缺的责任，但凡关涉公众利益之处，你就有责任做出事实上的解释，甚至是不停的解释。
牛群的精神境界必定是特别丰富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经历说明了他不甘仅做一名相声明星。也许是“道生一、一生万物”的哲学让他有了一次次做出超越选择的勇气，但“牛群式超越”的失察之处在于：高度抽象的“行善”哲学并不能为他提供现实行动的具体坐标，甚至会导致效果与动机的错位，就像当年柯云路的宇宙哲学观反而为终南山的“大师”行骗添砖加瓦一样。现实世界早已经抛弃了万能“救世主”的存在，再动听和优美的“善行”也必须要经受利益动机的检视。如同当前的伊拉克战争，美英当然扛着“民主自由”的解放大旗，但更多的人首先想到的是中东的石油。现实行动的坐标只能来自于——法律。“牛群式超越”在现实中来得过于随心所欲了，尤其是当他把脚跨入了神圣的“公仆”领域之时。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里，无论县长还是部长，都是国家公务员，其所有行为必须牢牢限定相关法律规则和他的职权范围之内，再小的权力也不能成为某种商业行为的道具。一个经过正式选举产生的县长和“荣誉校长”之类的虚职有着天壤之别，一个真心从事“公仆”事业的公民应当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行为。当然，制度也必须提供相应的监督和制约。施罗德只能乘坐二等车厢，克林顿需要为自己的官司“埋单”，皆由制度使然。从上述意义上，所谓“品牌县长”云云，在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史上，最终会风干为一挂值得回味的标本。
关注牛群，仅仅关注其精神层面，一切都可能充满了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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