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企业政治环境

　　党的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对于正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中国企业来说，其指导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在商言商，在商也要言政

　　长期以来，很多人以“在商言商”为由，要与政治划清界限。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也提出要“超越办公室政治”，要清除企业组织中存在的“政治游戏”病毒以免其 损害企业的健康发展。

　　但这是否能够证明，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作为经济组织的企业，就可以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无关呢?

　　回答是否定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原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统帅，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企业作为经济组织，企业的中心工作是经济工作，因此，企业不可能脱离政治而存在，不可能与政治无关。前两年在我国大中型企业中进行的“三讲”教育活动，凡是认真进行“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活动的企业和单位，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相反，凡是在“三讲”教育中走过场的企业和单位，其“政治游戏”病毒就频繁发作，造成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经常“死机”甚至瘫痪。

　　有的人或许会反驳说：“我是生意人，不相信你讲的什么马克思主义原理，因而你的上述道理不能令人信服。”那好，我们下面请几位“大生意人”(因为我们现在的许多生意人与他们比，还只能算是“小生意人”)与你讨论。

　　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以卢作孚、冼冠生等为代表的一批民族企业家(或民族资本家)，他们办厂、开店的目的之一当然也要赚钱，但他们却把自己经营企业的宗旨定位为“工业救国”、“实业救国”。其言其行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治难道没有异曲同功之处么?

　　在当代中国，以长虹、联想、海尔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企业，决心以“振兴民族工业为己任”，要在国际化舞台上亮出“中国造”的旗帜，等等。毫无疑问，这是经济，也是政治(列宁说过：“政治是各个民族、各个阶级等等之间的关系”)。

　　日本企业家、世界著名的“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一再强调：“政治与经济是一体的”“把政治与经营分开考虑是不对的”“在现代社会中，不懂政治而从事经营往往是会失败的。”可以这样说，松下之成功，正在于他掌握了企业经营与政治之辩证关系的真谛。

　　那么，在建立学习型企业过程中，企业是否就要与政治划清界限呢?只要我们认真阅读《第五项修炼》中“超越办公室政治”一章便不难得出结论。事实上，彼得·圣吉所批评的“政治化游戏”、所要清除的“政治化病毒”，即在企业组织中存在的“由私利主导”的明争暗斗、勾心斗角等等，正是我们在建设政治文明时所要批判和清除的。不但如此，他所提倡的“回归人类基本价值”，用“开放心态”和“反思态度”走出“政治化游戏”的迷途，也是我们在建设政治文明时必须学习和借鉴的。通观《第五项修炼》，彼得·圣吉虽然没有用建设政治文明这样的语言表述他的思想，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真正学习型的企业或组织，其微观的政治生态，一定是民主的、开放的、文明的、进步的、清明的和协调的，而决不会相反。

　　在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中，经济与政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像市场营销这种传统上认为是“纯商业”的领域，也具有了“政治营销”的重要特征。在各国政府首脑出访时，其代表团的组成人员中，企业家往往占了绝对的大多数。而各国和各地的企业家，也往往争先恐后地在挤进这样的代表团之中，并引以为荣。这是在商言政的外部表现。在商言政的内部表现，最突出的是企业十分重视处理内部阶级、阶层之间的各种关系，尤其是劳资关系。在西方现代企业的民主管理、人本管理、人性管理和企业文化理论中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智慧，不仅把本来对抗性的劳资关系化为非对抗的合作，而且还在“共同愿景”中合成一股使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推动企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进步时，进而推动了全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总之，今日之在商不可不言政，今日之在政，也不可不言商。企业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不能不建设企业政治文明，优化企业的政治气候。正如彼得· 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文版“序”中所言：“我们一定能找出对策来化解那些根源于不断与分割所产生的组织病毒，它使许多组织充斥着你争我夺、互相防卫的内部竞争，以及勾心斗角、玩弄手段的政治游戏，它只会消耗人们大量的精力，不断打击人们的工作意愿，使组织永远不可能建立伟大企业所必须的根基”。而政治文明建设就是化解这种组织病毒的有效对策。

　　政治文明是动力，也是保障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倾向，有些人好像对政治、对文明在字眼儿上都表现出一种反感、一种抵触。这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十分有害的。

　　其实这是对政治和文明的误解，如果不是无知或别有用心的话。

　　在列宁看来，政治并不玄奥，有阶级斗争的政治，也有国家建设的政治。当阶级斗争不再是主要矛盾时，国家建设就是最主要的政治。如当我们说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时，发展就是最大的政治；当我们说“稳定压倒一切”时，稳定就是最大的政治，等等。如果你曾经受到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伤害，因而对这种“旧的政治”表示反感和厌恶，这是正确的，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对此反感。但对建设的政治、发展的政治、稳定的政治等等，我们则缺乏反感的理由，因而不应反感。

　　经济学家认为人是经济的动物。政治学家说人是政治的动物。社会学家讲人是社会的动物。事实上，人在社会中生活，既有经济的诉求，也有政治的诉求，无论你承认与否，人都是经济诉求与政治诉求相统一的社会动物。因此无论你喜欢也罢，反感也罢，即或你不去敲政治这扇沉重的大门，政治也会去敲你的门。就像人不能摆脱经济的纠缠一样，人也不能摆脱政治的纠缠。在历史上许多发誓不与政治打交道的人，但最终他们却陷入了更大更激烈的政治漩涡之中。

　　有的学者提出，既然我们注定要受到政治的纠缠———不是受到好的政治纠缠，就会受到坏的政治纠缠，因此我们只是盲目排斥、反感政治是无济于事的，重要的是区分什么是好的政治，什么是坏的政治，进而反对坏的政治，建设好的政治，即反对肮脏的、黑暗的、腐朽的、反动的政治，建设清廉的、光明的、先进的、进步和开放的政治。这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

　　纵观历史，放眼天下，好的政治是强大的推动力和保障力，坏的政治是巨大的破坏力和腐蚀力。从历史的大尺度讲，民主的政治取代专制的政治，法治的政治取代人治的政治，发挥了历史前进火车头的作用。从历史的中小尺度讲，开明的专制与黑暗的专制、清官的人治与贪官的人治相比，真实的民主与虚假的民主、严明的法制与松弛的法制相比，前者对社会生产力的保护和促进作用，后者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和阻碍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1945年，毛泽东同志与黄炎培先生在延安讨论如何跳出中国几千年的“兴勃亡忽”的历史周期律时，就正确地指出跳出这一历史周期律的惟一途径，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从我国企业的现实状况来看，其微观的政治关系、政治风气、政治状态、政治秩序、政治机制等等文明与否、优良与否，对企业的生存发展往往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如一个企业里，党政之间离心离德，班子内部四分五裂，在职工之间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在干部选用人上任人惟亲，搞宗派主义；在工作上争功诿过，互相拆台；在是非上混淆颠倒，搬是弄非；在合作上勾心斗角，互相防范；在风气上贪污腐败盛行，违法犯罪猖獗，正气不张，邪气当道，等等。在如此恶劣的“政治病毒”泛滥的气候里，再好的企业最终也会被葬送掉。相反，在一个党政团结、班子坚强，职工团结、人心向上，选贤任能、公道正派、是非端正、真诚合作，廉洁勤政、法严德昌，惩恶扬善、正气弘扬的优良政治氛围中，再困难的企业，往往也能闯出一条克服困难、扭亏为盈、转败为胜进而做大做强的成功之路来。彼得·圣吉在《变革之舞》中写道：假如我们能够从各级组织中把政治权术、勾心斗角的官场作风的垃圾排除掉，我们就能把国内生产总值提高20%，而且每周的工作日减至3天。”由此可见，在企业进行政治文明建设具有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政治是人民自己的事情，它并非阴谋诡计、政客手腕、尔虞我诈的代名词。阴谋诡计、政客手腕、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等等与坏的政治同在。而好的政治、光明正大的政治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既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又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更是国家长治久安、企业兴旺发达的可靠保障。

　　掌握经济与政治的辩证法，抓住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

　　仔细分析现在有些人的政治冷漠症，其原因有二：一是对过去阶级斗争扩大化或者假大空的政治热衷病或恐惧症的后遗表现；二是明里以不关心政治为幌子掩人耳目，暗里却热衷于“玩政治游戏”，耍政治手腕”，大钻民主不充分、法制不健全的政治空子，进行恶劣政治的投机，制造和传播“政治病毒”，以此反对和抵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这两种表现，形同而实异，但因前者人数众多，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后者手中的政治工具。

　　应该承认，长期以来，我们在认识和处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上犯过比较严重的形而上学的错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既妨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和压抑了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这个教训，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应引以为戒。比如在企业中长期存在的经济与政治的“两张皮”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根本克服就是如此。要克服“两张皮”、“走极端”，就必须牢固地掌握唯物辩证法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

　　列宁认为，任何单独存在的民主都不会产生社会主义，民主与经济是相互推动的。他说：“在实际生活中民主永远不会‘单独存在’，而总是‘相互依存的’，它会影响经济，推动经济的改造，受经济的影响等等。这是活生生的历史的辩证法”。他强调，“在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和提高一步，都必须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即政治制度)。这对我们正确地把握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关系，健康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早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在《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一文中，就针对把经济与政治分开各执一端的片面性作了深刻的批评。他说：“当我们党的同志陶醉于经济胜利而离开政治时，这是一个极端，使我们遭受了很大的牺牲。如果现在我们有些同志，由于要加强党的政治工作而想离开经济工作，那末这是另一个极端，它将使我们遭受的牺牲并不比前者少。不能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不能把经济和政治分开。我们不能离开经济，正如我们不能离开政治一样。为了便于研究，人们通常在方法上把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但是，这只是为了便于研究，才仅仅在方法上人为地加以分开。相反地，在生活中，在实践中，政治和经济是分不开的。两者同时存在，共同起作用。谁想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把经济和政治分开，以削弱政治工作为代价来加强经济工作，或者相反，以削弱经济工作来加强政治工作，那他一定要碰钉子。”可令人痛心的是，尽管我们在这方面一再地碰钉子，而且是碰了大钉子，但至今仍有不少同志执迷不悟，固执地走极端。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不改变，不仅会极大地损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而且会极大地危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历史的教训一再说明，这决不是故作高深、危言耸听。

　　用唯物辩证法指导企业的经济工作、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是使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保证。要使企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每前进一步、提高一步，企业的政治文明水平也必须同时跟上作为动力和保障。建设企业微观政治文明，清除企业组织的“政治病毒”，优化企业的政治气候，要抓住坚持党的领导、职工当家作主和依法治企有机统一这个根本。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在企业的具体贯彻和落实。要看到无论是企业党的领导、职工当家作主，还是依法治企和以德治企，我们都面临着许多突出的困难与问题，并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拦路虎。比如有些企业党组织软弱涣散、名存实亡，党员的光荣感、责任感淡化；有些企业的职代会、工会、民主管理等有名无实，职工处于弱势群体、任人宰割的地位；有些企业以违法丧德作为谋利的“窍门”和“捷径”而乐此不疲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可能简单地“重复昨天的故事”，必须以创新的思路和创新的方法进行探索，创造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能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根本要求的，企业党组织的领导方式、职工当家作主的有效形式和依法治企与以德治企相结合的企业微观政治文明或优良政治环境来。

　　总之，政治文明不但是治国安邦的强大动力和可靠保证，也是治企兴企强企的强大动力和可靠保证。言商与言政相结合，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与政治文明建设有机结合，既是企业战略之所系，又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没有这样的条件，企业可能也会有偶然的获利或暴富机会，但要想持久地成功和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