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事业是企业

　　企业之于国家，就像子女之于父母。孩子经常会犯错误，但对父母来说，除了培养他们成才，几乎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他们是惟一可以寄托的未来。我们可以接受一些企业失败，但必须确保它们群体性成功。

　　甲乙/文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全中国就是一家企业，所谓的“企业”都是生产车间。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让生产车间变成市场意义上的企业，让他们有追求利润的冲动，有自我发展的能力。但这件事情做起来真不轻松，而且看起来麻烦越来越多。实现政企分开，放开了企业的手脚，可随之而来的是“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董事会形同虚设，股东利益保障无从谈起；让银行给企业贷款，企业留给银行一堆坏账；开放股票市场为它们融资，股市成了大投机场，造假、做庄等欺诈行为充满着原始资本积累的血腥。改变这个旧体制是前无古人的事情，所以也无法计算付出的学费是多了还是少了，但只要连滚带爬过了长江，也算是前所未有的胜利。

　　体制外经济力量的成长造就了新一代的富人。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存在于边缘，很多人干过投机生意，走过私，漏过税，但他们有着对财富的深深渴望和敏锐的商业嗅觉，凭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气和一点运气，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其中的无数人已经滚鞍落马，还有很多人过起悠闲的富人生活，甚至出走海外寻求一个僻静所在，但还有一大批希望使自己的事业更上一层楼的人，他们可能可以完成从冒险者向投资家和企业家的蜕变。这些人最需要的是安全感，稳定的制度和得到主流价值观认可所带来的安全感。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和十届人大政协会议所传达出来的信息看，这一人群的地位正在稳步提高。

　　无论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企业，最终都只会被称作“中国的企业”。

　　产权改革之后

　　2000年4月，隶属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中国石油”在纽约和香港上市。从1988年政企分开，成立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到1998年分拆成立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石油)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石化)，到“中国石油”以及其后的“中国石化”和“中海油”在海外上市，这个中国资产规模最庞大的行业之一在产权清晰和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后还有多家中国巨型国有企业上市，这些占据垄断资源的国有企业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的。但是，在能够成为跨国公司竞争对手的道路上，这些国内市场上的庞然大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以石油行业为例，2002年，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的利润水平都在“中国10家获利最高的企业”之列(这10家企业的利润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的70%)，可谓中流砥柱。但资产规模列全球50家最大石油公司第11位的中石油，2000年其利润水平仅为埃克森的1.7%，人均利润为埃克森的0.21%。产权和制度改革只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第一步。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

　　这样的事情决不仅仅发生在国有企业。1998年，记者采访四通，当时的总裁段永基正在被那个著名的“我永远说不清楚，你永远听不明白”的四通产权问题困扰着。他当时对记者说了一句很无奈的话：“不是麻雀的鸟不一定是凤凰”，意思是说民营企业虽然不是国有企业，但离产权清晰、治理结构完善的现代企业还有更大的距离。从那时起，四通开始了中国第一例MBO(管理者收购)实验。很快的，MBO被广泛应用于国有企业改制，成为国企改革“放小”中非常乐于被接受的一招儿。耐人寻味的是，四通虽然在产权改革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业务的发展并没有像原来想像的那样突飞猛进，甚至每况愈下。

　　1999年的时候，记者曾经采访清华大学研究企业战略的刘冀生教授，他听说是记者，很惊讶，半开玩笑地说：真有人听我们这些研究企业管理问题的人说话吗？不是“一股(搞股份制)就灵”吗？如今已经退休的刘教授当起了成伟管理咨询公司的董事长，为大大小小的企业的战略规划、组织结构调整、市场营销策略、薪酬体系建立献计献策，忙得不亦乐乎。

　　家族企业第二代

　　在2002年方太新年酒会上，这家浙江知名的抽油烟机企业集团持续6年的新版“禅让制”宣告剧终。1985年，茅理翔创办慈溪无线电九厂，既当董事长、总经理，又做供销员，一点一滴把点火枪的产品做开。10年后，点火枪市场已然萎缩，茅理翔苦思产业出路，投资3000万元建立方太厨具有限公司，投产油烟机。1996年，茅理翔的儿子茅忠群从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毕业，准备去美国念博士。切身感受到成长瓶颈的茅理翔希望他留下来创业。几经斟酌，小茅决定留下来，但同时约法三章：兄弟、姐妹、亲戚不能进入新设公司，尤其不能担任干部。在小茅的打理下，到2001年，方太成为国内领先的厨具生产商，年产值5亿元。对于交班一事，茅理翔坦言：“我开始很不习惯，什么都想插一手。但我想我应该做一个开明的父亲。”

　　老牌民营企业新希望集团也在悄然铺设创业者的退出之路。1996年夏天，董事长刘永好送女儿刘畅登上前往美国求学的飞机。2002年，22岁获得MBA学位的刘畅回国一露面已是四川南方希望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南方希望在“希望系”企业中排行第二，总资产5亿多元，在全国拥有30多家饲料企业。刘畅的一大手笔是以2000万元入股金鹰基金管理公司，成为并列第二大股东。南方希望还是民生银行第10大股东。

　　由于刘氏家族已实行经营权和所有权的适度分离，董事长是刘永好，总经理则由他人担任。但作为家族企业，如何延续血缘在企业中的控制力无疑是今年52岁的刘永好必须考虑的。刘永好似乎已经有所铺垫，在新希望集团股东中，他持股66.41%，配偶李巍持股3.46%，而女儿刘畅持股达30.13%。但就“希望系”的整体运作而言，还并非刘畅现在所能承受之重，把她安排在南方希望的“演兵场”可能是刘永好的第一步棋。新希望高层透露，刘畅2002年还在北京广泛接触企业界名流，拜师学艺。

　　家族企业无疑是中国经济中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而且从东南亚国家的经验看，有产生大型企业的巨大潜力。在第一代创业者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之后，第二代接班人如何通过系统性的提升完成第二次创业和再次腾飞，将成为今后若干年中国工商界的一大看点。

　　游刃于政商两界

　　刚过不惑之年的徐刚2002年担任了吉利集团的CEO。而在此之前，他是浙江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兼省地税局总会计师。为什么在仕途一帆风顺的当口，突然间挂靴而去？徐刚自己的解释是：他要去一个全新的领域，挑战新的人生。他不厌倦财税，但更喜爱汽车。

　　徐的选择绝非个案。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一些私营企业中，一半以上的高层管理干部来自党政机关。浙江广厦控股有限公司是中国建筑业第一家上市公司，总资产近30亿元，在它的管理团队中，曾任处级以上职务的干部就有46人。浙江省人事厅副厅长袁中伟认为，这个现象表明，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意识正在被打破。

　　另一方面，商界名流也在积极涉入政坛，在政治舞台上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在2002年底召开的党的十六大上，至少有6位民营企业的领导人成为党代表。其中之一是江苏远东集团董事长蒋锡培。会议期间的一天晚上，记者在他驻地附近的一个酒吧里见到了这位年届不惑，创业十几年，如今掌握20亿以上资产的红色“资本家”，他显得意气风发，接受了多家中外媒体的采访。他激动地对记者说：“能成为党代表感到无上光荣，也深感责任重大。”

　　在最近召开的十届人大和政协“两会”与会代表和委员中，至少有65名来自非公有制经济阶层，人数和比例均超过上届“两会”。1988年与人合伙创办用友公司的王文京，今年已经是第二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而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这些上了“中国富豪榜”的人物，都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尹明善和徐冠巨还在今年1月先后当选为重庆市和浙江省的政协副主席。

　　还有来自外企高管层的人士当选委员。摩托罗拉公司资深副总裁蔡国雄、上海百事可乐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秋芳等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办公厅一位负责人表示：“全国已有数万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