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经历严冬走向拐点

　　中国股市在经历诸如“基金黑幕”、“国有股减持”、“银广夏陷阱”等危机“浴火”之后，目前方方面面都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尽管市道仍旧低迷，但掩盖不了新旧市场力量的重新组合，市场正在积聚足以改变股市方向的巨大能量，并终将酝酿出未来股市的大拐点。变化凸显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监管层和政策的变化。在经历了股市严冬和一系列政策失效后，管理层监管思路和手段正在发生变化，监管较以往更加规范和透明，更遵从市场规律，并且管理层屡次重申自身的裁判员定位，明确指出政策不以调控股指为目的。从近几次行情 调整来看，监管部门并未因股指的大跌而出台直接拉高股指的政策，对市场的干预已从行政直接干预逐渐转变成试图用市场化的措施引导证券市场的发展，如发展机构投资者以顺应市场需要、大力推进对外开放等。种种迹象表明，原本受政策推动的中国股市正在悄然转变，随着市场的规范及市场自身力量的增强，“政策市”色彩正在衰退。二、游戏规则的变化。随着股市黑洞故事的接连出现，散户和机构投资者的投机性操作正逐步归位于合乎规范的理性投资。随着《证券法》、《信托法》、《期货法》、《投资基金法》、《国债法》、《中小企业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的逐步出台，股市的法制化治理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将逐步到位。三、中国经济改革侧重点的变化。中国经济的发展推动着改革走向纵深。一方面，当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正紧锣密鼓地酝酿展开，巨大的国有产权存量的转让、拍卖和出售将促进国有股一股独大现状在不久的将来发生明显改观，国有经济存量的战略性调整、社会资源的重新整合，将给中国股市创造出持久的题材热点和明显的投资机会。另一方面，伴随着高度国有和垄断的银行沦落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金融改革已凸显成为未来改革的核心，中国融资结构不合理和商业银行资产状况不良，已经对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构成了不容忽视的威胁，而金融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借助资本市场，中国资本市场也将由此获得快速发展的新动力。四、机构投资者的变化。当“银广夏”、“中科创”等庄家轰然倒下之后，诚信的重塑正使市场意义上的机构投资者浮出水面。以大批券商增资扩股、开放式基金密集推出、信托机构杀回马枪及QFII抢滩登陆为标志，抱持价值投资理念的机构投资者队伍已空前壮大，机构投资者已迎来健康发展的黄金时代。五、散户投资者的变化。理性的回归使散户投资者在近年行情转向理性，跟庄、打探消息和频繁追涨杀跌行为明显收敛，而依托行业分析及个股基本面分析作出投资决策、把握个股机会的行为已经渐成趋势。十多年来，中国股市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快速发展。其中1992、1994、1996、1999年的4大拐点，曾书写了中国股市的辉煌。但是以国企融资为主要功能的中国股市政策传导作用显著，资金推进现象明显，股市行情总是伴随着政策的出台和市场资金的进退而起起落落。在中国股市周期与经济周期的相关度不大甚至背离的情况下，拐点的判断比较困难。然而，中国股市在建立之初甚至直到现在都是与改革呈正相关的，因此可以大体分析拐点出现的基本条件。中国股市前4次拐点具有强烈的政策推动和资金推动的特征，但近年来政策出台后的市场效应越来越差。在传统两大作用力已经大打折扣的背景下，中国股市新一轮大拐点的出现需要有两个均衡：即体制内与体制外改革的均衡和场内与场外交易的均衡。第一个均衡。由于体制内改革———尤其是银行体系改革始终犹抱琵琶半遮面，使股市的最大动力源———资金处于一种半封闭的循环之中，从而严重影响了增量资金的进入。在前期，中国股市处在发展早期，资金需求量不大，随着股票数量和大盘股的不断增多，场内资金的需求就处于短缺之中。资金的缺口近年来实际上由在体制外循环的数千亿私募基金来填补，而始自2001年下半年的股指暴跌及市场低迷，使私募基金普遍遭受沉重的打击，由此在没有相应规模的场外资金进场的背景下，市场始终难以重新真正活跃。归结起来，只有体制内与体制外改革达到了一种均衡态势，股市才会有持续上扬的动力。第二个均衡。目前的场外交易额仍显不足，这又归结到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上。但去年陆续出台了一些相关规定，使场外交易有了一些促动因素。场外交易可能引发的股权结构变动使股票想象空间加大，活跃的场外交易不仅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质量价值，还可以推动场内交易进一步活跃。只有场外交易更活跃起来，并与场内交易达到相对平衡，股市才会有新的上升动力。然而，要达到两个均衡，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准备。而无论如何，相关的准备工作和政策铺垫已经开始。首先，从理论准备看，“三个代表”突破了原有的经济理论的禁锢，奠定了今后股市的规范管理及理性运行的基础，十六大报告关于“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及“要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的论述，预示着中国股市在今后国民经济架构中将有一个全新的定位。其次，从法律准备看，《证券法》、《公司法》、《中小企业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的修订或即将出台，标志着股市的法制化治理将跃上一个新台阶。第三，从资金准备看，部分国内居民本外币存款、快速增长的商业保险资金及社保基金、QFII资金都急欲寻找能量释放口，一旦条件成熟，这些资金会随时涌入股市。第四，从舆论准备看，在首批取消32项行政审批权后，证监会的放权力度要进一步加大，今后的中国资本市场让投资人和发行人唱“主角”，这意味着证券市场参与者的相互关系地位将发生极大改变，由此证监会、券商、投资人将有全新的角色定位。在新拐点的孕育过程中，有三股力量值得关注：代表未来突破方向的市场力量、计划情结挥之不去的滞后力量、相机抉择的平衡力量。所谓平衡力量表象上看似乎不具任何具体形态的主张，多为大而化之的方向倡导，但处于中国经济格局由一元向多元急剧切换的大背景下，平衡力量具超凡的润滑能力和及时纠正经济发展方向的纠偏功能，从而使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因素日长夜大。此外，此轮拐点还受到三个动力的推动作用。第一动因是新理论的不断成熟。当年中国股市在邓小平“要大胆的试”的指示推动下得以建立及快速发展，而当近年股市黑洞故事集中大爆发时，股市架构发生了倾斜，股市急需新的真理标准支撑之际，“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作为中国共产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毫无疑问，对解决当前股市发展前进中遭遇到的种种矛盾、问题和困惑，势必产生历史性的影响。第二动因是金融能量格局的变化。当前国内居民投资渠道有限，居民储蓄余额日益庞大，银行资金能量不断沉淀，金融系统风险有所加大，这种现状已经引起市场舆论的高度关注。合理打通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联系渠道，为银行资金寻找能量释放口，已经被管理层提上议事日程，从而使银行资金有可能成为中国股市发动的重要推动力量。另一方面，私募基金的疏导和规范、民营金融的解禁和规范发展、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不断壮大、信托业的复苏等都可能成为中国股市发动的重要推动力量。第三动因是产权改革和入世的形势发展要求。随着形势的发展，产权改革的极端重要性逐渐被社会认识和接受，产权问题不解决，将严重桎梏改革的深入，而解决产权问题的途径主要是资本市场。中国入世对中国资本项下的开放提出现实而严峻的挑战，从而推动着中国股市加速制度创新、品种创新、交易方式创新和管理创新。由此预测，随着股市各大变量的急剧变化和各大推动因素的形成，股市的改革创新和发展已成为中国股市的主旋律。根据政治经济平滑过渡的渐进特点及改革思路调整后法律法规作用的时滞性，考虑到各种现实条件的制约，中国股市新的大拐点将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来形成。同时根据“缺口量度”理论分析，中国股市在打破原有禁锢后，股市后市的发展空间巨大，将出现向上盘升的大行情，从而真正与良好发展的宏观经济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