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焕琛建议尽快修订《外贸法》 残存计划经济行政管理色彩

　　2003-3-263:47:19□本报记者杨晓平

　　 我国在加入WTO前后，有关方面对外经贸方面的《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 《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和《保障措施条例》等大批行政法规进行了清理，而对这些法规、规章的基本法———《对 外贸易法》(以下简称《外贸法》)的修改，就显得尤为急切。农工中央副主席左焕琛认为，现行的《外贸法》在一定程度上 遗存着计划经济行政管理的色彩，这不仅与WTO所倡导的“自由贸易”相去甚远，也不能为国内外各经济主体开展国际贸易 活动提供一部具有预见性、规范性和便于操作的外贸基本法。《外贸法》的缺陷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外贸法》的 原则距离WTO协议所倡导的“国民待遇”、“市场准入”、“透明度”、“一般取消数量限制”还有很大的差距，从而在具 体制度上不符合或不能完全满足WTO协议的要求。此外，WTO还把“关税减让”、“一般取消数量限制”、“透明度”、 “对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公平、平等处理贸易争端”作为其一般原则，但《外贸法》却缺少此类原则，使第一章总则部 分显得单薄而缺乏具体指导作用。二、《外贸法》有关“对外贸易经营者”的规定存在缺陷。其一，《外贸法》规定了外贸经 营许可制度。外贸经营权是企业经营权的一种，外贸经营许可制度既不利于企业的自由经营和外贸活动，也不符合WTO协议 所规定的国际上通行的外贸经营登记核准制，多数大中型的生产和流通企业被排除在国际贸易和商业竞争之外。其二，《外贸 法》对内、外资企业制定了两套独立的规定，使得同是中国企业在内、外资企业处在不平等的境地。其三，《外贸法》限定外 贸经营者只能是“从事外贸经营活动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排除个人作为外贸经营者。三、配额、许可证等限制货物、技术进 出口的非关税措施，缺乏公开、透明的程序性规范。原则性地规定“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货物，实行配额或者许可证管理； 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而未规定审批机构、审批时间、审批文件和审批条件，给各企业申请配额、 许可证造成困难，影响外贸企业的效率，也造成政府对配额、许可证措施的多头管理和“暗箱操作”，违反WTO透明度的要 求，成为外贸发展的“瓶颈”。四、缺乏WTO协议所要求的司法审查制度。五、《外贸法》未将服务贸易放到与货物贸易、 技术贸易并重的地位，相关规定过于粗略，也缺乏服务贸易特有的法律规范。服务贸易立法的滞后阻碍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 。六、《外贸法》第五章“对外贸易秩序”的实体性规定和程序性规定也比较抽象且不完善，不能为入世后企业可能受到的冲 击提供应有的保障，维护公平、有序的外贸环境。七、当今世界区域性经济与全球性经济的发展并行不悖，除全球性的WTO 协定外，还有大量地区性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与旷日持久的WTO多边谈判相比，两国或地区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具有 时间短、见效快的特点，更容易实现局部地区贸易自由化。由于《外贸法》制定时的条件所限，对自由贸易协定未做任何规定 。八、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商务已形成全球热潮，作为对外贸易的新型方式，电子商务有许多特有的法律问题，需要尽快进 行立法。我国将来需要专门制定一部《电子商务法》，但现在也可以在即将修改的《外贸法》中，对电子商务的相关内容事先 作出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来解决外贸中出现的新问题。此外，WTO协议中对与外贸有关的政府采购、原产地规则、竞争和反 垄断规则均制定了专门法规。我国《外贸法》缺乏这些配套法规，须针对WTO的要求和客观需要尽快制订。左焕琛副主席提 出修订外贸法拟关注的几个问题：《外贸法》的立法体系应在原来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三位一体”的基础上适当 调整，增加某些具体规定，包括程序性规范，并扩充服务贸易内容的比重，使《外贸法》增强可操作性，对它的下位法具有统 一的、指导性的意义。但《外贸法》不宜过于具体，内容不应扩展到外资、外经等方面，程序性规定应主要包容在外经贸行政 法规、规章中，起到补充性的作用。同时，对与《外贸法》有关的一些问题，如政府采购、原产地、竞争和反垄断等问题，应 制定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促成整个外贸法律体系的和谐和发展。全面修改第二章“对外贸易经营者”的规定。建议“外贸经营 者”的定义中增加“个人”这一项，同时规定较为严格的资格、条件，并给予各经营主体以平等的法律地位。(26G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