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民待遇”看深化改革

　　王海征 林玉

　　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于18日闭幕。朱镕基在会议开幕时作为国务院总理所作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五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突破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对此，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的审议和讨论中给予充分肯定，并希望新一届政府继续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体制环境。许多代表和委员 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国民待遇”问题。

　　一些代表和委员指出，贯彻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的精神，必须按照国民待遇原则，平等地保护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合法权益，继续营造各类经济行为主体平等的市场环境是今后几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理事长段永基在向本届政协提交的一份提案中表示，要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一是尽快对民营企业落实“平等国民待遇”；二是尽快落实十六大提出的“完善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来自重庆的全国人大代表李祖伟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民待遇意识正在不断加强，必将促进和完善公平的企业竞争环境。来自上海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的陈秋芳委员和来自吉林的民营企业家韩真发委员在评价高法、高检的工作报告时认为，报告有关非公有制经济的新内容，充分体现了十六大精神。

　　“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关键。多位代表和委员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给予农民“国民待遇”。他们建议尽快统一城乡税制，逐步取消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农民工与城里人享受同等的劳动权益和就业机会，给农民和国有土地拥有者以及城市其他土地拥有者同等的土地权利，使农村和城市的居民同等享有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利。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和全国政协委员程顺和提出，应该尽快取消农业特产税。萧灼基还说，城镇中修路、修桥、盖厕所等公共建设，完全由政府出资，为什么农村却由农民负担呢﹖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我就是一名进城务工者。”来自山东泰安市的王元成代表说，“目前全国农民工数量已超过1亿人，许多人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子女入学困难，生活中还常常受到歧视，特别是拖欠和克扣工资等损害民工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他建议，尽快建立民工权益保障机制，取消对进城务工人员的不合理和歧视性限制；成立专门的管理服务机构，为民工提供技能培训、法律援助；加大户籍改革力度；建立惠及进城民工的社保体系。对民工权益的保护问题必须从立法上解决。在他草拟的题为《尽快制定〈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护法〉》的议案稿上，来自政府、企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各界，包括前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杨兴富、著名作曲家谷建芬等在内的30位人大代表签了名。

　　一些代表和委员反映，现在，对外资企业的歧视性待遇已经基本取消，然而，各地对外资企业允诺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国内企业却不能享受，这是另外一种“非国民待遇”现象，造成了新的不平等竞争。全国工商联的一份提案指出，我国内资企业平均实际税负为22%，恰好比外资企业平均实际税负11%高一倍。考虑到中国税前扣除项目少和企业经济效益低等因素，更显得中国企业税收负担重。这导致企业缺乏扩大投资、技术改造、结构调整的实力和创新的活力，不利于参与国际竞争。许多代表和委员建议逐渐实行公平税负。

　　国务院机构改革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是代表委员们关注的一大热点。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总裁刘锡汉、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总裁范秉勋、无锡威孚集团董事长许良飞三位来自国有企业的全国人大代表说，国有企业既是国家出资的企业，又是市场中独立的经济实体，可以看作是“国家队的运动员”，而国资委则是“领队”和“教练员”。政府的职能部门则是“裁判员”，对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在内的所有各类境内企业依法行使监管和行政裁决的权力。在法制面前，“国家队”也没有特权。

　　自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我国的法律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全国人大进一步加强法律的制订和修改工作，国务院及各部门对2000年底以前发布的行政法规进行了全面清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坚持法制统一性、透明性和非歧视性原则……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在工作报告中也表示，“平等保护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保护合法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这充分显示出我国已初步具备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要求的法制环境。

　　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同时更是“公民经济”。法律原本就是社会契约，而追求的目的则是公开公平公正。一个国家的全体公民，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因而在经济上也必然是平等的。所以，市场经济就是全体国民通过各种组合形式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经济，各个经济行为主体在权利和义务上享受平等的待遇。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对外国的企业和投资人，也要给予与本国国民同样的待遇。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待遇”可以作为检验市场经济成熟度的重要标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从“国民待遇”的思路探讨经济体制问题，是健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利好，必将有力促进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