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得越多 挣得越多

　　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分析

　　教育收益率是对个人或社会因接受教育的数量增加而得到的未来经济报酬的一种测量，是国际教育界常用的一个指标。教育的明瑟收益率指的是平均多接受一年教育导致个人收入提高的比例，它能够用于反映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评价教育产出的效率，反映劳动力市场对教育的需求状况，对非义务教育阶段学费水平的确定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教育收益率与明瑟收益率的国际研究

　　国际经济学界和教育经济学界对教育投资收益率的研究开始于1950年代末期。当时众多的教育投资收益率的研究被用来证明人力资本理论的假设，并成为众多西方国家在1960年代扩展教育、加速国民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研究者们有可能在同一个国家里对教育收益率进行长期不断的估算。这种估算不仅揭示了不同学校教育水平的不同回报，而且提供了在经济变化的情况下学校规模扩张如何对收益产生影响。

　　国际教育经济学界关于教育收益率的大量研究，尽管在数据样本和考察时间上各不相同，研究者汇总大量估算结果还是得到了一些相当一致的结论，比如在发展中国家各级各类教育都具有相对较高的收益率水平。教育明瑟收益率的国际平均水平为：非洲非OECD国家9.9%，欧洲、中东、北非非OECD国家7.1%，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12%，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11.7%，OECD国家7.5%，世界各国平均9.7%。

　　对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哥伦比亚、香港、肯尼亚和韩国)可比人群一系列长期横截面教育收益率的估算表明，在快速工业化同时学校教育快速扩张以普及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的地方，从长期看，各级教育的收益率都在下降，并且倾向于首先是小学收益率下降，然后是中学收益率下降，再后是大学收益率下降。2002年世界银行总结最新的国际教育收益率研究，发现当前国际平均的教育明瑟收益率比20世纪90年代初汇总的结果降低了0.6个百分点，研究者将这一现象与同一时期各国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的状况联系，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教育供给的提高导致了教育收益率的轻微下降。

　　10年来，中国的教育受益率迅速提高

　　研究中国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大约始于1980年代中期，迄今已经取得了一定数量的成果。虽然这些研究得到的绝大多数年份和绝大多数地区的教育收益率为正，但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很低，绝大多数估算的结果都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一般将这种现象归因于收入的非货币化和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全，认为一方面研究所用数据没有充分考虑劳动者的实物收益以及一些非货币化的福利性收入，而这些因素在当时中国机关企事业单位中是普遍存在的，另一方面劳动力缺乏竞争和流动，受过较高教育者即使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其价值也不能从工资收入上得以充分体现。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实施，中国各级教育规模也经历了一个引人瞩目的持续快速扩张。这种独特的社会经济背景为考察教育收益率随时间变化的趋势赋予了独特的意义。

　　近期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的“中国城市住户调查”数据为基础，选择中国经济体制发生深刻变革的20世纪最后10年为时间段，以1991、1995、2000年这3个时点，采用全国范围的全部抽样住户的相关数据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城市住户的教育边际收益率做系统动态的追踪研究，力图从实证角度揭示这一重要历史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对教育程度反应的变化程度。

　　研究表明，中国教育的收益率在1990年代经历了一个显著的增长过程，多接受一年教育的收益率水平从1991年的2.95%增长到1995年的4.66%，进而增长到2000年的8.53%。而与受教育因素相比较，以工作年限表示的劳动力市场经历所起的作用却在下降，1991年工作年限增加一年平均可使收入提高5.65%，明显高于教育年限的2.95%的收益率，但到了1995年，教育年限的教育率就已经超过工作年限的作用，而在2000年的分析结果中受教育年限的收益率水平已经远远高于工作年限对提高劳动力收入的作用。这一结果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在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变革中，年龄因素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程度在降低，与此同时教育因素在影响个人收入分配中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02年中国教育收益率的水平虽然仍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但已经逐渐接近。

　　该研究也考察了1990年代中国不同级别教育收益率的特点及变化趋势。在此时间段上中国各级教育收益率变化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首先，各级教育收益率均随时间推移而有显著的提高，其中大学本科的收益率从4%左右提高到13%，初中的收益率也从不到2%提高到了近5%；其次，教育层次越高，教育收益率越高，跨年度的考察数据一致显示，受过较高级别教育的劳动者不但其收入的绝对水平高，而且受的教育层次越高，多接受一年教育收入提高的幅度越大；第三，2000年的估算结果显示，中国高等教育的收益率达到13%，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说明当前中国接受高等教育者在其职业生涯中具有相当可观的收入优势，这一结果有助于更好地解释我国高等教育社会需求持续旺盛的现象。

　　中国教育受益率：非公高于公有，新人高于老人

　　为了探究中国教育收益率提高的原因，研究者考察了不同所有制单位职工和不同时期就业职工的教育收益率差异，结果发现，单位所有制不同，其教育收益率也不同，在以合营、合资和外资企业为主的非公有制单位中，教育年限的收益率比公有制单位中的高3.3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多接受一年教育者在公有制单位中的收入优势为8.41%，而在非公有制单位里实现的收入优势更大，为8.41%＋3.37%＝11.78%；同时非公有制单位中工作年限增加一年导致收入提高的比例，却低于公有制单位。另外，改革开放前后参加工作的职工的教育收益率也不同，改革开放以前参加工作的劳动者多接受一年教育的收益率为7.34%，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参加工作的就业者中，教育年限的收益率比改革开放之前参加工作者提高2.13个百分点，即为9.47%。该结果说明了改革开放以后在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中，教育对个人收入的正向的影响作用有所增强，在劳动力市场化程度提高的制度环境下参加工作的相对年轻的劳动力中教育具有较高的收益率。

　　以上对中国教育收益率差异的分析显示，在当前中国城镇就业者中，存在竞争性较高的非公有制经济单位中教育收益率显著高于公有制经济单位的现象。那么随着非公有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在非公有制单位就业的劳动力数量也随之增加，从而使全社会劳动力总体上体现出了高等学校毕业生收入优势增大的趋势。那种在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毕业生即使通过教育获得的知识技能可以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也不会给其个人收入带来应有的优势的局面得到了扭转。

　　对多个国家教育收益率的跟踪研究显示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教育规模的扩大，各级教育收益率先后下降的趋势。而与中国20世纪90年代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和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张相伴随的却是各级教育收益率的显著提高，成为此类研究中具有独特意义的特例之一。

　　劳动力市场化：影响教育收益率的重要因素

　　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是中国教育收益率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教育收益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被认为是劳动力市场的缺失，研究者认为由于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和流动渠道，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力即使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其价值也不能通过劳动收入体现。而在目标模式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中，随着具有较高竞争性的非公有经济单位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的提升和公有经济部门中竞争机制的逐步引入，劳动力的收入逐渐回归于劳动力价值，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劳动者收入的框架才得以体现，教育的收益也随之提高。教育收益率随劳动力市场化水平提高而提高的意义还在于，由于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尚处于起步阶段，劳动力市场机制远未成熟。市场因素在劳动力配置方面的作用深度和范围还有待于继续深入和扩大，另外，随着现有就业人口中年龄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后就业的劳动者比重将逐年继续上升，以上两种因素将是中国教育收益率在可以预期的未来进一步提高的促进因素。但随着中国教育规模的扩张，特别是受20世纪90年代末期高等教育大幅度扩招的影响，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将有可能成为限制中国教育收益率进一步提高甚至导致教育收益率下降的因素。

　　知识经济的影响成为重要论题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形态的变化，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变化也正在引起各方面的兴趣和重视。20世纪后半叶以来，科学技术革命正在把人类带入一个新的时代。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传播和应用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源泉。由于知识经济的主导产业主要处于整个知识创新前沿的技术开发领域，呈现为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特征。所以，作为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的基地，高投资与高回报也成为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的基本特点。从国际经验看，20世纪后20年许多国家收入差距的扩大引起了人们对教育收益问题的新的兴趣，生产过程的系统变革导致对某些类型的人才需求发生改变，有观点认为技术变革越快的部门教育的产出越大。虽然关于经济形态的转变，主要是知识经济的出现，对于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尚无专门的系统实证研究，但可以预期的是，关于经济形态的转变对教育系统的内部外部关系的影响将会是有关领域一个新的重要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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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1990年代中国教育收益率变化情况的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教育收益率经历了一个显著的增长过程，1990年代初期以前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状况已经得到了扭转，截止2000年，中国教育收益率虽然仍略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但已逐步接近，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收益率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一现象有效地解释了中国存在的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旺盛需求。(2)分教育级别看，中国教育收益率呈现出高等教育高于高中教育，高中高于初中的状况。1990年代无论是大学本科、大学专科，还是高中、初中的收益率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3)非公有制单位的教育收益率高于公有制单位，改革开放以后参加工作的就业者的教育收益率高于改革开放以前参加工作的就业者，呈现出教育收益率随劳动力市场化程度提高而提高的状况。预示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推广，教育收益率水平有可能进一步得到提高。

　　在理解和评价中国教育收益率水平的时候应当注意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本研究所讨论的教育收益率是指劳动者收入水平受其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的大小，这种分析框架中并不直接包括教育成本的因素，而只是以受教育年限来隐含该因素。因此在受教育者个人成本水平不同的情况下，相同的明瑟收益率水平对进行教育选择的个人来说具有不同的成本收益含义。鉴于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结论频繁地被用作提高非义务教育阶段学费水平的理论依据，而根据有关测算，九十年代后期由于中国高等教育学费水平的大幅上涨，导致个人教育成本快速提高，联系成本的教育内部收益率水平并无显著提高。因此在论及非义务教育学费水平时，不但要看到教育收益水平提高，学费水平的上涨对受教育者个人教育成本收益水平的影响作用应当得到充分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