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镇长的财政苦恼

　　2002年这个镇农业税收缴比例仅为计划的80%，“这个比例在我们县算高的。”他自我安慰地说，“农业税的征收困难连上级都没有想到”

　　“费改税”无疑是中央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根除“三乱”采取有效的制度性措施。据最早实行“费改税”政策的几个省份如安徽、江苏等地统计，农民税费负担减轻了约1／3。

　　但是，“费改税”试点中也出现一些新问题亟待解决。

　　一位镇党委书记(以下称“锡书记”)在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几乎一个小时滔滔不绝，根本不给记者插话的机会。

　　数字被高估

　　据锡书记介绍，他所在地乡镇财政实行的是“财政包干制”，即每年由县政府下达财政收入指标，如2002年指标是700万元，财政支出也由县政府根据经费核算给予下拨，2002年的支出预算是800万元。因此，当年县财政给了100万元的差额补贴。

　　“在外人看来，镇政府似乎是占了便宜，其实700万元的收入指标是一个被高估的数字——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计算值。比如，镇所属的乡镇企业一年能完成多少产值、销售额和利润，这些数字还没实现就被计算出了纳税金额。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市场能听政府的计划吗？”

　　锡书记有些激动起来：“更让乡镇财政紧张的是农业税征收的困难。”

　　据了解，2002年，这个镇农业税收缴比例仅为计划的80%。“这个比例在我们县里来说算高的，有些乡镇只完成了30%-40%。经常是一个村子一户都不缴。”他自我安慰地说，“农业税的征收困难连上级都没有想到。”

　　他说，“依法纳税、自觉纳税”是每个纳税人应遵守的行为准则，可即使是文化程度较高、法律意识较强的城市人都难以自我约束，又怎么可以指望农民有更高的自觉性？

　　不纳税事出有因

　　“现在，我们乡镇机关工作人员正在全体出动，驻村征收2003年的农业税。”

　　他说：“省政府文件规定，只有税务所才有权征税，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允许代征。可是单靠税务所的五六个人，要完成征收工作是不可想象的。”

　　据了解，这个镇政府使用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办法，让机关其他部门工作人员以税收“助征员”身份参与征税。至于为什么选择3月征税，他们的解释是，按照当地农业经营规律，3月是农民收入最多的时候，征收相对要容易些。

　　“昨天，我们的税务所所长在一个村子做税收宣传工作，宣传了一天，一户也没缴上来。”锡书记说，“即使这样，也只能继续慢慢做宣传说服工作。钱在农民口袋里，我们又不能采取强硬措施，尽管是合理合法的税收。”

　　记者到锡书记说的那个村子实地了解，发现这个村去年的应交税款也没交。原因在于村长两年前将村里两亩地划给了自己的弟弟无偿使用，去年村长的弟弟又将这块土地以一万元的价格租与他人使用，从而引发了村民的不满，于是发生了抗税的事情。

　　法律的“无助”

　　“偷税漏税、拒不缴税是犯罪行为，为什么不依法制裁？”记者问。

　　“这种现象这么多，法院怎么执行？”锡书记解释，法院立案只能以一家一户作为对象，每一次都要遵循严格复杂的法律程序，一年下来也只能解决几户。所以尽管有税法可依，法院也没有精力解决这类问题。

　　“更何况，现在以宣传、教育为主，不能影响农村社会稳定。”他说。

　　问及如何看待目前的农村税费改革的问题，锡书记的评价是：农村实行费改税的政策是对的，是好的，也是必需的，但与之配套的措施没跟上。比如，减少的财政收入如何补充？用什么措施保证农民及时、全额纳税？如果某些人不缴税怎么办？等等。

　　“不过，在进行费改税的政策宣传时，县级政府已经做出两项承诺：一是保证村、镇行政工作的正常运转；二是保证农村教育投入不受影响。因此，我们镇的财政困难也许不会持续太久。”

　　让锡书记仍然充满希望的是，“政策对镇财政的保证，可能会通过县财政的补贴来实现”。(杨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