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光“土改” ８００户土地归一家公司使用

　　寿光“土地流转”的核心是所有权归属国家，承包权仍归农民，使用权“流转”近而实现土地集中使用；市委书记徐振溪向《财经时报》介绍：这是一条“借鉴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模式，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探索土地集约经营的路子”

　　乘山东航空公司北京飞往山东临沂的航班，中途可以经停潍坊市。出潍坊机场向西，沿着一条双向四车道的国家一级标准的柏油路，途经4个镇、一个开发区便到达寿光市。

　　此时，北京“两会”的气氛正越来越浓。

　　这是有名的“蔬菜之乡”。初春的阳光下，寿光首创并以此闻名全国的“白色农业”——大棚种植和大棚养殖格外惹眼。公路两边颇具规模的厂房、商店、加油站、广告牌以及服务性门店林林总总，一点也不亚于广东一些发达城镇的水准。

　　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3月1日正式实施前夕，在这个人口仅为百万、农民占了85%的寿光，市委赫然亮出一个新提法——“让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由于《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出台，“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自由流转”已经成了世人关注的焦点。

　　其实，寿光市从2001年起就开始进行土地流转的试验，现在个别乡镇高达1／2的土地集中在少数经营“大户”手中；初具农场化规模的“农业园区”已经达到500多个；以农产品加工为主、厂址设在农村——当地人称之为“1.5产业”(介于第一、第二产业之间的产业)的农业龙头企业达到500多个。

　　按寿光市委、市政府的说法，他们的行动目标是：打破农民“一家一亩地、一头猪、五只鸡”的“过时的幸福生活模式”，建立“农业农场化、农民职工化、生产基地化、产品标准化”的“新四化”农业，创造中国农民未来的小康生活。

　　秀峰公司“实验”

　　关于“土地流转”，寿光市秀峰实业有限公司(简称“秀峰公司”)几乎每谈必及。

　　秀峰公司注册于寿光市田柳镇，原是一家镇办集体企业，主营包装制品、塑料制品。1998年，由田云峰等8个农民出资将其改制为民营企业，田云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主营业务改为蔬菜加工和出口。

　　这家公司集中租用土地是在公司改制后开始的。当年只是租用了1000亩，此后逐年增加，到2002年年底，共租用土地5000亩，涵盖了三四个村约800户村民所承包的土地。同时公司又雇佣了100多位原土地的承包人作为农场职工。

　　在秀峰公司的种植园，记者看到成片的反季节大棚蔬菜和露天种植的以色列越冬橄榄。“大棚菜以保鲜加工出口日本为主，越冬橄榄是以色列合作方提供种子、技术、定单，产品全部返销以色列。”秀峰公司的负责人介绍。

　　越冬橄榄的经营方式酷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对外贸易中的“来料加工”，也可称作是以色列合作方的海外“生产基地”。

　　秀峰公司的种植园外表与平常的农业种植没有什么区别。大片田地中有一座约200平方米的平房，正是工休时间，30几个中年妇女坐在里面喝水，墙边放着铁锨、锄头等简单的农用工具。

　　“你们一个月发多少工资？”记者问。

　　“500元。”一个妇女回答。

　　“满意吗？”

　　“怎么不满意？在家里呆着一分钱也挣不到。”她们当场算了一笔账：原来自己种植粮食，一亩地的年纯收入是500元；现在每年仅工资就收入6000元。将土地“出租”还有“租金收入”。

　　由于年轻人选择去城里做工，男性壮劳力则到技术和体力要求更高、收入也更高的乡镇企业工作，所以农场里只有这些“婆娘们”(当地对中年妇女的俗称)了。

　　统一的优势

　　秀峰公司总经理田云峰不在，工作人员说“去香港谈生意了”。一家香港公司正与秀峰公司洽谈合资建立种子基地，占地4500亩，所育蔬菜种、苗全部返销香港。这种高附加值的蔬菜种子过去一直依赖进口。秀峰公司希望通过合资慢慢把它转化成自己的技术。

　　据田柳镇党委副书记王丰顺介绍，秀峰公司一般每年每亩地的营业收入都在15000元人民币。更重要的是，集中土地、统一种植、统一管理，已经实现了“标准化经营”。

　　秀峰公司起步于蔬菜加工出口，当时通过收购周围几个村的蔬菜后进行保鲜、冷冻加工，再出口日本。但一家一户分散种植的蔬菜，因种子、用药、施肥等管理环节各不相同，常常出现蔬菜到了日本口岸，但因农药残留物超标等不能通过海关而被退回，经济损失惨重。租赁土地并实行统一种植管理后，这个问题已基本得以解决。

　　由此，从经营规模到经营方式，这都是一种比较正规的农场化模式。记者获悉，2003年田柳镇蔬菜类“公司农场”的用地将由目前的5000亩扩大到15000亩，其中秀峰公司将增加5000亩，另一家新的“公司农场”租用5000亩。

　　在秀峰公司的蔬菜加工厂，记者按照要求穿上了他们的工作服——纯白色的带帽的联体装、长筒靴和手套。穿戴整齐正准备推门，旁边一位地道农民出身的公司员工拦住了记者：“不行，日本人在里面。”同时一再表示歉意。

　　“日本人”是日本的进口商派驻寿光的技术监督人员。为使出口产品质量能在日本顺利通过检验，合作双方采取了“双保险”措施，各派技术人员把关。

　　“土改”的核心

　　寿光市委书记徐振溪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介绍，寿光市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和产业化经营走的是“借鉴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模式，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探索土地集约经营的路子”。

　　市长助理兼农委主任于家亭介绍了寿光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土地集中”的细节：“自2001年开始，寿光采用了土地使用权‘反租倒包’的办法解决土地规模问题。具体说，村委会集体将农民一家一户承包的未到期的土地使用权收回来，然后租给村里的经营‘大户’使用，同时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租金；也就是说，在改革中，土地所有权归属国家，承包权仍归农民，只是使用权实现了‘流转’，近而实现了土地的集中使用。”

　　按市委的要求，在土地“流转”中，承包经营权必须遵循“人人平等，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原则，但使用权则依照“自愿、有偿、公平交易”的市场原则。

　　“在土地使用权租赁的交易中，村委会有哪些收益？起什么作用？”记者问。

　　“村委会只是为土地使用权的出租人和承租人牵线搭桥。”于家亭说，“这也是村委会应尽的职责”。

　　目前寿光出租使用权的土地的租金标准一般为每亩每年约500元，或1000斤小麦；确定的依据是，该地区粮食种植通常有两季，一季小麦，一季玉米；一亩地一年的收入大约是1000斤小麦的市场售价，按照每斤0.5元人民币计算，折合500元。

　　“农业市长”的土地观

　　由中国共产党主持制定的、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历史上有两部：一部是1931年“打土豪、分田地”的《苏维埃土地法》；另一部是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而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家庭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第三次中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

　　尽管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一家一户的土地使用制度和农业经营方式极大地制约着中国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而新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首先冲破的将是这一传统农业模式。按寿光市分管农业的副市长马金涛的说法，“分散的土地使用权是农业现代化最大的障碍”。

　　土地是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失去土地就意味着丢失了饭碗。20世纪70年代末推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不允许承包权转让、买卖，目的是以土地为基础建立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马金涛认为：《农村土地承包法》以法律形式明确土地承包权可以流转，这是当今中国农村土地使用制度的一次根本性改变。“由此可见，中央对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下了大决心的。”

　　“现代化的惟一途径是农业产业化，产业化的前提首先是土地规模化经营。”马金涛以寿光市为例分析：全市人口100万，其中85万是农民；耕地仅140万亩，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5亩，一个家庭拥有土地最多也不过5到6亩。这种小面积、小规模经营，带来的是高成本和低效率。

　　马金涛语气里有着不加掩饰的规模农业情结。他同时强调：“如果农民收入不能提高，农民不能富裕起来，那中国就没有真正的社会稳定。”

　　资本情愿是关键

　　“公司＋基地＋农户”的农业规模化经营，被认为是目前国内最普遍的一种“农场”的雏形。寿光市目前这类模式的“园区”大概有500个。

　　这种模式的优点既是解决了农民在技术和销路上的困难，同时，集中种植也有利于实现产品的标准化。而且这样的合作是松散的，不触及农民土地的承包权，因此更易于推行。农发集团、德农三元、辽宁正大、沈阳展望等一批大公司都是这类模式中的“龙头”。

　　“既然公司农场的组织形式更能体现大农业的优势，为什么在寿光还有许许多多‘公司加农户’的生产组织形式呢？”离开寿光前，记者提出了这个经常遇到但始终没有找到答案的疑问。

　　马副市长的解释是，选择怎样的生产组织形式其实是一种市场行为，政府只能通过引导尽快走向更高级的形式；具体采用哪种方式，那是公司与农户之间自由选择的结果，政府无权干涉。再者，投资方的要求、土地状况、种植品种都各不相同，所以也无法做到统一形式。

　　他举例说，现在日本第三大蔬菜销售商正在本地参观，但日本政府不允许进口带籽蔬菜，对从中国进口的大叶菜的标准也越来越苛刻。因此，我们想让日方在寿光投资建立生产基地，按日本的标准和品种种植，基地模式可以任由他们选择，我们不予干预。

　　“政府更应该关心的，是那些有实力的大公司愿不愿意来我们这发展，政府是不是创造了有利于它们发展的环境。”马副市长强调说。

　　农业产业化是否能落到实处，关键要看资本愿不愿意进入这个领域，而大公司的进入实际上就是资本的进入。在此次采访中，记者已经看到“新疆德隆”在寿光的身影。(杨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