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土地的农民如何规划小康之路

　　在“农民离开土地”命题背后，相应的社会改革——包括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以及至关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

　　对于那些仅仅守护着土地的农民而言，现在的“温饱”，已经是一个不易突破的“天花板”。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以及农民“奔小康”之间的必然联系已经成为多数受访的专家的统一认识。

　　来自广东的政协委员程萍说，根据最新的调查，生活在中国农村的每个农户拥有的土地量为0.7公顷，这个数字甚至比以“小规模、精细化”经营的日本农业还要相差很远，在日本，农户户均拥有的土地也达到了1.5公顷。

　　“美国农民拥有的土地是中国农民的上百倍，还享受着政府大量的财政补贴，中国农民在这样有限的土地上要实现致富的目的，当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目标。”作为中国农业部的副部长，齐景发如此感慨。

　　“只有把零零碎碎的小块土地变成大块，才有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说，其前提条件是土地能够实现流转，更重要的是，放弃土地的农民能够找到合理的出路。

　　城市化与就业

　　蔡继明认为：“和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前20年实现小康的总体目标吻合，也和我们城市化目标——到2020年城市化程度达到50%，2050年达到70%以上的目标吻合，今后20年，将有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

　　2001年，中国农村人口7.96亿，占全国62.34%，而其中劳动力4.82亿，富余劳动力达到了1.5亿以上。可以想见，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这个数字还将继续加大。

　　九届政协常委、原安徽省委书记黄璜介绍，拥有6000万人口的安徽，外出务工人员已经达到了600万。

　　但即使现在，发生在进城打工的农民和城市里等待“再就业”的下岗职工之间的“岗位争夺”也已十分激烈。湖北中南政法大学的政协委员蔡玲告诉《财经时报》，2003年春节之后，满怀期望到南方发达省份打工的数以万计的外地民工，就已经体会了这种“争夺”的残酷。

　　蔡玲说，由于安置下岗职工成为这些接纳民工的城市的“工作重点”和“政绩指标”，所以行政干预出现。“许多企业被要求必须安置一定数量的下岗职工，所以农民工就只能让路。尽管很多企业实际上更愿意用农民工，但他们还只能无功而返。”

　　黄璜则说，要实现2020年达到小康的目标，必须从农村每年转移出1000万剩余劳动力，这个目标很艰巨，“即使能够做到，留在农村的还是大头”，所以，“关键是组织他们，在农村找到一个就业的体系”。

　　产权还是承包权

　　所以，齐部长的担心就不无道理：在土地产权交给农民以后，发生在产权层面的土地“兼并”就可能会造就一大批永远失去土地的农民。

　　“在农村人口合理、有序地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实现现有分散的土地相对集中，就要通过兼并，”蔡继明说，“现在城市里，大量的企业兼并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而这样的兼并，也应该在农村出现。”

　　虽然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这个“兼并”仅仅局限于承包权层面。这必然会为此后的“流转”带来种种问题。

　　“比如，谁会向农村投资呢？”蔡设问，“农民是承包权流转的主体，也就是说，在承包权层面上，农民拥有自主权，但是在投资中，产权的与承包权的矛盾一定会出现。你的土地有30年的承包权，那么我的投资如果超过30年呢？30年以后，我对这块土地不停追加投资形成的资产增值，谁来收益？如何计算？又如，农民要对土地投资，要贷款，他拿什么抵押？拿承包权抵押吗？这些都是问题。”

　　他的提案中主张，应当在有条件的地方展开“试点”——并逐步推开——在农村进行产权多元化的尝试。

　　保障措施还是生产要素

　　虽然到2002年年底，来自土地的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40%，对于看重土地的中国农民，离开土地的“漂浮感”可能很难由其他的因素消融。

　　但蔡继明说，把土地作为一种保障方式是现实条件下的一个不得已的选择，“把生产要素作为保障，本质上等同于没有保障”。要进一步解放土地的生产力，就必需把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本质释放出来。而对农民的生活保障，则有赖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在他看来，最终的选择应当是把土地真正交给农民，“党的十五大提出非公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十六大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要共同发展，难道非公经济的概念就仅仅局限在城市吗？为什么就不能在农村实现产权的多元化呢？”

　　另一位政协代表邓伟志则提出了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的构想，在这一构想中，“社员要有个人股，个人股可以转让可以继承，可以分红；要归还农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继承权、抵押权、入股权、转让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多种权利”。

　　相对于这两位委员“土地产权多元化”的建议，齐景发则认为，现在实行的土地政策是现实状况下“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基本政策”，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毛达如的看法则相对“折中”，他主张要继续坚持和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特别是要在更大程度上允许土地的流转，就是允许不在农村的农民把土地转让给他人，但“保留自己的相应股份”，并“按股份获得土地的收益”。(丁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