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应该非常得充分，而且这些代表代表着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互相冲突的利益发生了不同的声音，最后通过辩论、投票达成某个一致。它要求这些代表们代表着不同选民所构成的群体，代表们所说的话并不是真理，而是利益。
不能简单地讲对所有的人大代表都要职业化。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构建立法机关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要有一部分人可能扮演着一种比较超越的、有理性眼光的角色。
人大代表是否应当走向职业化是一个可争论的话题。
首先，人大的目的是立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大立法要考虑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空间。即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性应该非常充分，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它们的利益不见得是一致的，可能有很多是冲突的。恰恰是这样的一种结构中——不同的互相冲突的利益通过代表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最后通过辩论、投票达成某种公共决策。这个时候，实际上它要求代表们所说的话并不是真理，而是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假如出现一个职业化的群体，脱离了它的选民，只是追求所谓的超越利益的真理而不代表利益，是有问题的。孔子说“义者利之和”，罗尔斯说“公正就是互相冲突的利益之间的均衡”。没有实际利益的表达，就无从在现实中找到公正。
另一个维度是时间。任何一个立法机关如果仅考虑某一时点，或者是选民的当下意愿，都是不够的。如果只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就能通过一个法案，那么这样的立法本身存在的问题是它没有一个时间的纬度。经济学所假定的“一致同意”实际上没有时间的概念。在某时点上所有人同意的事情可能是坏事——这是布坎南在研究宪政经济学的时候发现的问题。他指出，所有人举手通过一个导致通货膨胀的立法是可能的。所以说，立法者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素质，这种素质可以说是有一个长远时间的眼光，即不仅仅看到当下的利益，而且要看到某个立法对整个社会和民族的未来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利弊。
所以，不能简单地去讲所有的人大代表都要职业化。我觉得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构建立法机关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有一部分人可能扮演着一种比较超越的、有历史眼光的角色。他们能够对历史中积累下来的经验进行把握，用历史的目光对一个立法草案进行审视、提出意见——他们不是简单地代表个人、局部和当下；而这个结构中另外一部分人还是要代表局部和当下。这可能是很多国家之所以有上、下两院，参、众两院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还有一点理由可能会导致对人大代表职业化的反对。一些国家的议员中从事法律服务的人占绝对多数的现象也是有很大问题的。一方面可以说，从事法律服务的人对法律有更多的了解、受过更高的教育，足以担当所谓的职业化政客的这样一种重任。但是实际上从事法律服务业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利益集团。我曾经在美国《读者文摘》上看到一篇文章，大概叫“美国最强有力的院外活动集团”，讲的就是这些律师，尤其是当了议员的律师。对他们最好的事情就是不断地制造法律。因为法律越多，律师这个职业的需求越多，他们个人的福利越能得到提高。而这种情况受到了很多批评。我在美国的时候，有很多朋友也说律师太多了，应该限制律师在国会中的席位。其实朋友们的说法如果作为提案，一般来讲是不能得到通过的。因为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要修改宪法必须得到参、众两院四分之三的同意，和各州议会四分之三的同意。而在议会当中，律师占了多数。宪政层次的两会
还要谈几点跟“两会”相关的问题。
第一，“两会”本身在宪政层次上划定的边界是什么？几年前接受记者采访，当被问及我有什么希望时，我说：我希望代表提的议案少一点。这些年确实有一个倾向：每次在总结两会的时候，我们就会看一些数字说两会代表的提案有多少多少、被处理了多少多少……提到这些是因为我认为：一个国家并不是立法越多越好——法律越多、对政府的要求越多，就需要政府占用更多的资源来执行这些法律，政府就越膨胀。
第二，“两会”讨论议题的范围也很重要。我为什么说提案少一点好呢？因为提案少还有一个含义：有很多不属于全国人大或全国政协讨论范围的话题，就不应该进行讨论。有很多例子，去年全国人大有一个提案是北京市的人行道铺的砖太滑了，有的代表提出来要换一种不太滑的砖。像这样的议题不应该在全国人大上提。全国人大是要花钱的，它讨论的范围有一个很简单的界定，就是全国范围的公共物品。
第三是宪政问题。每次人大开会的时候，都存在跟行政部门边界不清晰的问题。我认为在人大代表的资格上应该是有所划定——人大代表和行政官员不能重叠。他们所履行的职责不一样，如果重叠的话，会产生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之间应当互相制衡，如果都是一个人，就没法制衡了。这也可以用公司治理结构来说明：企业的独立董事，就不能是企业管理层的人。另一个问题就是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界限划得不清楚，反映了我们的行政部门过度膨胀的一种态势。行政部门的人在人大里面发言的声音越大，他们的行为越不能得到应有的界定。这样的人大实际上是行政部门主导的，行政部门履行职责的过程当中扩张性地做了很多本该人大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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