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社会的财富被少数人掠夺，那么这个市场的价格机制的运作就会被扭曲，这个社会的经济也就没有活力。公权力来自于社会，就得回归社会。如果公权力异化为奴役社会的工具，那么这个社会一定会问题丛生
-易宪容／文
十六大提出政治文明为三大文明之一，它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那么什么是政治文明？它的基本内涵是什么？一般来说，文明就是人们行为的合理性，而政治文明则应该是人们合理地对待政治生活，或者说在政治生活方面人们行为的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表现在政治生活中就是民主与法制，也就是如何通过好的激励约束机制来保证公权力的有效使用，如何约束公权力的扩张。
那么，要保证公权力的有效运作，就得让公权力回归社会，让公权力成为社会的公仆。一方面，让来自社会的公权力为大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强化政府权力的公共服务的性质。如为了保证市场交易的顺利进行，政府就得清楚地界定产权，就得保证合约的有效履行，就得保证个人的财产不受到掠夺等，而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都由政府来提供。另一方面，得保证公权力不为靠近权力者为自己谋利，减少公权力的寻租设租行为，即防止公共权力利益化、政府资产部门化及部门收益个人化等。
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公权力完全为国家所集中，并通过计划由少数人来运作。在这种运作体制下，由于假定政府为全知全能，个人积极性完全淹没在政府的集体意识中。由于计划体制的代理链无限冗长，信息不是无法有效传递，就是在传递过程中被扭曲。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为公权力的滥用提供了条件与土壤，它要有效运作也就不可能了。而当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后，旧体制约束公权力的机制不断地丧失或失效，但新公权力制衡机制又不能很快建立，因此，计划体制下那种行政权力过分集中并缺乏有效制衡和监督，从而使公权力成为靠近权力者权力利益化、政府资产部门化及部门收益个人化等工具，贪污腐败盛行。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公权力滥用的情况俯拾皆是。利之所在，趋之若鹜。如政府部门本来就是为社会服务的机构，办理执照等日常事务是这些部门应尽的职责，实际上，一些职能部门利用职权将诸如办理执照等工本费费用提高上千倍。事情看上去虽小，但却显示出一些政府的职能部门在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公权力为己谋利的客观事实。又如，在中国创业会比其他国家困难，就在于在中国创业会遇到许多政策壁垒与行政歧视，这些政策壁垒的用意是完善市场的准入规则，实际上，当这些规则成了行政当事人的寻租场时，则变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2001年哈佛大学的Laporta与Shleifer等4位教授对85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作了系统统计，算出各地从开始注册公司到可正式营业之间平均必须走过的审批步骤数、所需天数及注册申请费用。从研究所得出的结果表明，中国在3项指标中都很差。政府不是为企业创业提供好的环境，而是成了企业创业的一个个“收费站”。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公权力是为民众创业服务的，现在则反之成了掠夺民众财富的工具。
以上可见，要让公权力回归社会，政府就得建立起适应市场运作的制度。如深圳所推出的“行政三分制”，就是冲破了传统体制下政府部门集决策、执行、监督为一体，自我规则、自我执行、自我监督的行政权力运作模式。这种“行政三分制”使得公权力在一定意义上得到制衡。而决策、执行、监督三方面公权力的分立，一方面使行政权力有了明确的界定，职责清楚，把具体的权力落实到具体人或组织身上，提高了行政运作效率；另一方面又可对公权力的行使进行有效的监督，尽量保证公权力不被滥用，或化公权力为私有，清除政府寻租设租及腐败的土壤。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要推行民主与法制，建立起现代的政治文明。对民主来说，就是个人的权利得到有效保护及清楚界定，让每一个公民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通道。因为，在市场体制中，个人权利是经济活动中特别是在复杂的交易中获得收益不可或缺的条件。只有所有的当事人，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都有权公正有效地履行他们所选择的合约时，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时，市场经济才能充分发挥它全部的潜能。而合约能够公正有效的履行又必须以个人权利得到保护和清楚界定为基础。这种个人权利并非是天赋的，而是政府设计制度安排的结果。而法制就是制定一定的规则约束政府权力，保证公权力不被滥用，保护个人的财产不受到他人掠夺。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以及市场不发达的地方，公权力滥用的情况随处可见。当然，市场较发达的地方这种掠夺也时有发生。这种掠夺往往是通过制定某种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的法律、对某些经济事务管制，以及通过国家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垄断来达到的。如果一个社会的财富被少数人掠夺，那么这个市场的价格机制的运作就被扭曲，这个社会的经济也就没有活力。总之，公权力来自于社会，就得回归社会，为社会服务。如果公权力异化为奴役社会的工具，那么这个社会一定会问题丛生。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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