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改革的视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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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3月02日 19:35 经济观察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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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治改革不能期待上帝的赐予，更不能指望其他的“牧师”或者“传教士”来指点迷津，中国的政治改革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做出抉择和判断 -孙哲／文 长期以来，人们讨论中国的政治改革，往往把它与舆论自由、三权分立、司法中立等
“大棋局”不容忽视 我们讨论中国的政治改革问题，不能破坏稳定的环境。对一个人口众多，社会支撑结构疲弱的国家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稳定更重要。不难想见，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社会的激情如果突然释放出来，对于该社会的发展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稳定不是静态的稳定，而是动态平衡，是人们有意识地努力创造和选择的结果。现代社会是发展变化很快的社会，不断有新的矛盾和问题，通过政策和体制调整，及时解决问题，才能维持稳定。因此，中国人研判稳定问题，必须考虑中国人特殊的应变措施，也就是中国人内心信念中的稳定结构。这些应对措施是否得当，是否适合中国人的习惯，成为稳定或不稳定的最重要条件，其最后的结果取决于我们中国人的选择。 为此，我们应当看看中国的主要力量是如何认识和应对问题的，看看中国的政治家、知识精英，更重要的是组成社会大多数的民众是如何看待改革的。我们不能想当然地低估政府及其官员解决问题的愿望、诚意和努力，中国二十年的改革不能不说凝聚着他们的智慧、力量和汗水。我回国之后最大的收获恐怕就是对这些官员的思想和能力有了新的看法。这是在海外批评政体时所难获得的体验。同时，知识分子的努力也构成中国人选择的一部分，而且是影响中国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因素。学者的责任是为社会提供智能和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理性和责任，更来自于一种追求人性完美的人文精神。我不认为愤世嫉俗可以解决问题，这种对社会冷嘲热讽、偏激固执的态度，既不会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有什么启发，更不利于促使或帮助其它力量发现解决问题的方式。 毋庸讳言，今天中国确实存在许多问题，有些问题还很严重。然而，“与其慷慨骂邪恶不如奋斗求善良”。我在美国学习政治学时，感到中国问题严重，甚至有时觉得不可救药。但回国后有了新的感受，觉得在海外容易误解国内的年轻一代。国内的年轻一代并不认为中国没有问题，也不是不想解决问题，而是努力探索可行的道路，只不过他们明白，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国情，它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中国的政治改革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我的一个想法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不太会像某些人所设想的那样可以一步到位，其本质和内涵都有着众多的理论环节和复杂的理论逻辑值得研究。这可能也是那些对中国政治改革感到“急躁”的人们的理论误区之所在。 适当的视角 中国政治改革应当有超越性和前瞻性的视野。没有适当的视野，就会看不到问题，就会在解决一些问题时造成另一些问题，就会可能追求暂时的收效而导致长远的负作用。我认为，一个适当的视野应当是站在这样的高度上：第一，我们不能仅仅就政治体制问题看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要超越政治体制审视政治改革。现代社会各个方面密切相关，政治改革肯定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要从现代化需要出发，全面评估各种改革措施在各方面的影响和效果。不能仅仅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迷宫里迷失了方向，忘记了政治改革本身应该具备的价值关怀。 第二，我们不能仅仅看到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而是要超越这些问题，看到更高的关于政治改革和发展的目标与理念坐标。现在许多问题是暂时的和过渡性的，但我们的选择可能会有长期效应。政治体制不是政策，不能随便变来变去，而是要有可靠的信誉才能起到作用。政治改革关乎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的长远发展大计，牵涉到几乎所有社会领域中的利益，只有从政治理念确定坐标，有一个长远的战略规划，才能展现符合国家最大利益的政治蓝图。 第三，我们不能仅仅局限在中国的经验寻求答案，而是应当超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吸取经验和教训，理解世界各国的发展过程，最好落脚在中国的需要和国情上。中国政治改革的奥秘在自身，但是启发在世界。应该站在现代政治文明的潮头，举目远眺，才能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万千流水中发现中国政治改革前进的方向和启迪。 改革的“试金石” 中国的政治改革不能期待上帝的赐予，更不能指望其他的“牧师”或者“传教士”来为自己指点迷津，中国的政治改革，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做出抉择和判断。我在此提出三个衡量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 第一，稳定与改革并举。中国需要积极但渐进的改革。中国目前不应当有革命，或者直接说中国不具备进行革命的社会条件和社会资本。中国人乱不起，自相残杀的“窝里斗”成为动荡时期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悲剧场景。中国期待的不是“七八年来一次革命”，而是通过加大改革的力度来实现理性的价值目标。 第二，速度与质量兼顾。中国应当在注意把握改革的时机和加快改革速度的同时，更应注意改革的质量。这是苏联、东欧及第三波民主化中不少国家的教训。 中国比它们的资源更少，人口压力更大，生态环境更恶劣。中国没有本钱犯它们的错误。这是新一代人思考政治选择时的思想特点。 第三，理念与利益统一。在改革中应当注意兼顾各方面的实际利益，不仅要考虑理念，更要以理念指导建立中国主要力量可以接受的利益博弈的规则。这样的理念才能为创造财富、制度和历史的重要力量所接受。但以理念简单地指导创建的政治体制如果不与利益相适应，就不会被接受，也不会被重视，还不会被人们掌握，更不会被人们捍卫。中国人已经由80年代的理想激情推动改革，进入到90年代的基于现实利益进行选择的新时代。 政治技术的目标 中国的政治改革不能依赖政治热情和激情，必须提供切实可行的政治基础。关于体制技术，我也认为应当包括体制性目标和非体制性目标两类。 所谓的体制性目标，主要是建立一套合理公正的制衡体系。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是政治学基本原理。同时，现代社会的决策复杂性也要求有多元化的合理竞争，作为保障少犯大错误的体制和程序。体制目标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要有党、人大、行政机构和独立司法甚至境内外舆论的平行制衡体系。在执政党由领导革命向指导建设转变中，应当从宪法上规定党、人大和国家其它权力机关的职责、工作程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权力过度集中，既容易产生腐败，也容易出现决策失误。同时，如果职责不清、关系不顺，既可能出现重大疏漏，也可能出现摩擦，这两类问题严重时都会导致动乱；二是要有联邦制的垂直制衡体系。我认为，中国现在已是初步联邦制，因为地方和中央在财政收入和职权划分上已经各有侧重。中央的优势在于维持稳定、交流和法治，提供全局性的公共产品。地方则了解基层和民众情况，切实解决直接问题。联邦制用以在制度上保障人民和国家在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需要和全局需要之间的平衡；三是要有自由流动、公开多元的竞争制衡体系。应当允许人们自由发言和表达，允许人们自由组合追求或维护团体利益，允许人们竞争影响政策决策和体制调整。没有自由竞争，就没有机会在全面考虑问题基础上进行选择。 体制目标固然重要，体制外目标也不能忽视。我这里所说的体制外的目标，主要是政治文化和习惯的改造。中国是世界上非西方文化背景中比较早地尝试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国家，然而饱受挫折，至今还有困难，文化和习惯是重要因素。在中国有机会时，中国人只重视理念和制度，忽略了文化和习俗。西方二次大战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成果道出了中国半个世纪前的教训——盲目追求和模仿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已被证明是失败的。 为使改革便于起步，少些阻力，降低改革成本，我认为应当遵循下述步骤：从党内到党外；从高层到基层；从精英到大众。为使改革有动力并且保证改革方向，我认为应当采取下述措施：一是再造人大，加强对预算控制；二是有步骤开放舆论，加强媒体监督；三是建立政治特区，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局，需要我们有意志、有理性、有耐性、有创造性和务实性地思考我们的政治改革，既积极推进，又稳妥渐进。 (作者：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暨政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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