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日益强盛，使得中国人较之以往有了更多的从容和自信，他们正在改变与世人打交道的方式-张国庆／文
不久前，美国共和党众议员、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亨利·海德率团访问北京，在感叹中国的巨大进步之余，由衷地说：“美中关系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也许有一天，它会变得最为重要。”同样深有感触的许多美国战略家也认为，美国从来没有像现
在这样需要中国，为了换取中国的合作，它似乎愿意在一些长期有分歧的问题上缓和自己的立场，而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更是乐观地说，“中美关系处在13年来最好的时期”。
事实上，仅仅在不到一年半之前，美国的战略矛头还直指中国，在美国政治家和战略家们看来，从长远看，在苏联解体后，中国可能是美国惟一的“敌人”，可能是将来惟一能挑战美国霸权的力量，中国的复兴令美国不安，也多少有些不解。一些人甚至认为，台湾海峡将很可能是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燎原星火。
但“9·１1”却改变了这一切。一方面，美国意识到反恐是第一要务，恐怖主义是最大敌人，而中国则成为了美国保障国家安全、推行反恐政策不可回避的对话者和合作者，尽管有些人仍在叫嚣“中国威胁论”，却掌声寥寥，而政府方面和经济界对此更是不屑一顾。
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不同，美方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积极接近和协商的姿态。2001年末，中国在美国的祝福中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2002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邀访问了布什在得克萨斯州的牧场，一年多时间里，美国领导人多次主动与中国领导人通话，就国际问题交换意见，而在近三个月中，以国务卿鲍威尔为首的多名要员频繁来京，就朝鲜、伊拉克和经贸等问题与中方磋商，就连鹰派的大本营五角大楼也主动伸出手来，并与中方一起把一度中断的中美军事交流逐渐恢复起来。
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情势的判断也在改变。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日益密切，使得美国意识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也使得“中国崩溃论”不攻自破。在经过长期的观察和多方的论证后，美国人发现，中国不仅不可能崩溃，而且只会越发强大和自信。
在过去一年中，多位美国学者撰文指出，中国现在奉行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温和、参与程度更高的外交政策，这显示出中国人的自信心和大国心态。人们注意到，在访美期间，江主席在演讲中引用了《论语》中“和而不同”这句话，也强调了中国同美国协调但不妥协的基本态度，这是一种不卑不亢、从容自若的大国姿态。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正在走向成熟。如今它把自己看作一个充满自信并因此得到尊重的大国。”不仅美国，许多西方的外交官都发现，尽管中国外交中仍有许多令他们捉摸不定的成份，但中国正在改变它与世人打交道的方式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美欧关系、美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冲突加剧的今天，人们却发现，中国对其昔日敌人的猛烈谴责已让位于平静的对话，以往很少提及的“利益”被更多的提及和重视起来。中国人如今已不讳言“外交的实质是各国在世界范围内追求国家权力的极大化，即国家利益”，上上下下都越发明确了“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必然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意识。外国观察家普遍认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已变得越发现实起来。
更为令人称道的是，在国际形势剧烈变动的今天，昔日常见的不安全感、好奇心、盲从心理已让位于安之若素的普遍心态，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日益强大，使得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人民，都较之以往有了更多的从容和自信，注意力也变得更加集中，国家利益和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日益成为内政外交的主流话题。
另外一个常见的话题是“时间对中国有利”，这句话在台湾问题上被经常引用。尽管美国是台北的主要担保人，但即便是布什政府也明确表示反对台独，维持现状是中美两国在经过激烈的多番的碰撞后达成的默契。一方面，北京在台湾问题上与华盛顿保持着积极的接触，彼此心照不宣地对台湾施加着压力，使之不至于闯过台湾问题的“底线”；另一方面，大陆努力加强与台湾的经济联系，并希望由此而逐步走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理想境地。就连美国人也不得不承认，即便只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台湾也最终会接受某种形式的统一，换言之，北京总体上不再认为时间对台湾有利，转而认为时间对自己有利，认为当前台湾商人向大陆沿海地区的流动只是一个开端，它将逐渐变成一股经济活动的浪潮，并最终造成事实上的融合。
在国际问题上，时间也似乎对中国有利。在“9·１1”之后，美国不得不改变它建立国际政治秩序的时间表。从现实的层面看，伊拉克、朝鲜和伊朗这三个“邪恶轴心国”以及叙利亚、利比亚等“流氓国家”将会牵扯美国相当大的精力，而从长远的角度看，国家恐怖主义是美国最大也是最难以防范的敌人，而反恐也必将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不仅如此，日益僵化的美欧关系、关系微妙的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各怀心腹事的美俄关系，都是美国难念的经。在这种情况下，与中国对抗不仅不明智，而且也多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也带给中国前所未有的机遇。在美国、日本和欧洲乃至南美经济陷入困境时，几乎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亚洲，尤其是中国，正处于一个上升期，许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正在由日本和美国变成中国。在入世之后，中国不仅通过遵循国际规定和入世承诺树立了在世界上的诚信姿态，而且逐渐学会了运用经济手段和国际法律手段保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
在同美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之外，中国也在努力与欧盟、俄罗斯加强经济关系，在能源等问题上未雨绸缪，开展了广泛的经济外交。更为喜人的是，2002年11月，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签署了关于建立一个自由贸易联盟的协议，并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签署了一项关于南沙群岛问题的协议，从而彻底改变了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关系和安全关系。对此，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托马斯称，这项框架协议“为未来10年奠定了基础，我们将发现中国和东盟会变得更加密切”。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区域性论坛会议不同的是，美国被排除在此会议之外，台湾无从参与，日本显得有些失落，而中国大陆的影响却在迅速上升。
尽管有些人对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说法和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抱有怀疑态度，但更多的人则相信中国实力的增长是个不争的事实，它必将在经济、社会、地缘政治等方面产生重要而持久的影响。有西方学者感慨地说，“种种迹象表明，如果说2002年是中国年，2003年则很可能仍是中国年。”而法国圣戈班公司董事长让-路易·贝法更是快人快语：“要问我现在的目标吗？我的回答是：第一是中国；第二是中国；第三还是中国。”对此法国媒体的评价是，“刺激这位法国工业家贪欲的不是中国的市场和中国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的幻影，而更主要的是这个国家的总体经济潜力。”
经济发展无疑是使中国外交心态和策略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一位中国高级官员说：“今后20年对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要么起飞，要么陷入瓶颈。我们将进行最根本的改革。所以我们非常需要这种稳定期以及地区的繁荣。”这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对诸多国际问题的平和态度与务实精神，是基于对国内外形势和未来发展的认真思考的现实之举，也是明智之举。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日趋强大的中间阶层的出现正在深刻影响到中国的内政外交。用西方观察家的话说，“从现在开始，一个由3.75亿人组成的强大的中产阶级出现了，其中大部分人生活在中国的沿海城市，他们渴望与西方消费社会竞争”。这个阶层的出现不仅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也具有外交意义。对这个巨大的中间阶层来说，理性和建设性是基本的态度，安全感与平和心态是重要的精神特征，稳定和利益是根本的追求，这也决定着他们在寻求有利发展的国际环境、国家利益至上等方面有着强烈的愿望。这一切，都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的全球观念和对外姿态。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电子信箱：ａｒｋ００７＠ｖｉｐ．ｓｉｎａ．ｃｏｍ）
新浪精彩短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