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文
跳伞后，留给“空降兵”们落脚的，是舞台还是陷阱？
新春伊始的南阳，玩了把“跳伞”运动。这位去年从上海大众这个豪华“机体”出舱的“驾驶员”最终着陆于吉利集团。在产业界本就一直锣鼓喧天的李书福和他的吉利在迎来
了南阳之后，更以其一贯的张扬个性凸显着吉利不失为“伞兵”们着陆的一个理想平台。当然，对于南阳，着陆只是个开始。
相较吉利而言，在去年更多企业中的“空降兵”则以反向的结局给人另类感觉，其实“空降”在很多场合本就是和“出局”相伴生的一个词，从方正的李汉生、TCL的吴士宏、长城的何晓强、乐华的封安生到微软的高群耀、伊莱克斯的刘小明。职业经理人与投资者的话语权经过2001年的大讨论，并没能在业界形成一个共识，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博弈被再次推向前台。2002年产业领空众多“伞兵”的身影，演绎了精彩度不亚于前一年的“空降”大戏。郭均离开华远而投中体奥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这种博弈游戏的另一个样板。
其实，隐匿在这场大戏背后的，不惟资本话语权之争。李书福请徐刚、邀南阳，李东生的白电事业部5人“空降兵团”，刘永好力纳“海归”派更多意义还是在走出家族化或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范畴内展开的，而荣事达陈荣珍、美菱张巨声的退隐，铁通总经理彭朋的出局则在对政府意志的质疑声中开场。就前者而言，无疑顺应了资本市场未来价值取向的潮流。
只是，在引进“外脑”和更新企业治理结构的同时，如何寻找淡化“能人治理”色彩和强化制度推动的均衡点，显然是李东生和李书福们回避不了的问题。一方面，任何企业都不可能指望靠一两个“空降兵”实现企业的某种突变；另一方面，企业家自身立足点的选择和眼界的自我提升又是“空降兵”们能得以施展空间的前提，否则，留给“空降兵”们落脚的，不是个舞台而是个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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