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变革自己的说话方式，那些描述过渡状态的词汇充斥了经济报刊，多数公司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涉及范围从产权归属、管理模式、公司结构到产品出售。问题是，中国人重新学习做生意已20多年了，眼下我们还需要什么样的变革？
邢林池／文
在商业领域(宽泛的概念，包括各类产业和服务业)发生的结构性调整本质上是一场利益调整，而这种调整又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完成的。财富增长在某种层面掩盖了利益调整可能引发的矛盾冲突，使那些市场经济的主力军们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继续推进变革。
这种意外成功的喜悦心情在2002年的汽车业最为明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年底中央电视台的一次商务年会上说，“想不到中国汽车业获得了极大的增长”，这影响了学界对宏观经济增长的预测。实际上，在加入WTO之后，官员、媒体和学界最担忧的是金融、农业和汽车业。但“想不到”的是，汽车业在2002年的总体销售增长超过35%，总产量跃居世界第六，某些合资汽车公司竟然获得了100%的销售增长。
意外成功使那些批评声音显得微不足道。过去，人们对中国汽车业沉重的历史负担、相对昂贵的车价、单调的产品和与之不协调的“贵族”身份颇有微辞，如今，则充满了对汽车“冒险家”的积极赞扬。这些“冒险家”在过去一年实现了与外国汽车公司的跨越式合作，兼并了一些地区性汽车公司，投产了十多款新品。
实际上，以国资为主体的汽车产业变化相对平缓，激烈的变革多数发生在电器、零售商业、地产、医药、信息技术和私人投资领域。过去10年来，在产权结构、雇员模式、生产合作、营销推广和产品定制方面，以上领域的变革突破最为突出。
但整体增长奠定了上述行业变革成功的基础。试想，如果TCL未能在1998年以后获得高速增长，李东生2002年对该集团的整个改制方案根本不可能成功——改制建立在增量资产的基础上，如果4年来TCL没有获得足够增长，改制就无从谈起。
也有很多公司没有进行改制就碰到了经营上的困难，最终只能变卖资产或破产。企业败落最终也带来了全方位的改革，但仅仅拯救了少数公司，多数企业被淘汰。然而，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仍保证了全局性的稳定——不断有公司进入或退出一些领域，但整个利益分配体系和就业没有出现破坏性的震荡。
相对于东欧和俄罗斯改革，我们终于“化解了风险”——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进行经济变革，走向市场化却没有引发动荡。保守主义者笑到了最后。
商业的本质就是“保守地”赚钱。如果不是竞争者带来压力，商人们习惯一个产品卖上一辈子，而创新则会带来难以预测的风险。如果领先一步就可以做到第一，为何要领先十步？
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创新行为与模仿和学习密不可分，在一些商人眼中，创新与模仿并无实质差别。“作为后进国家，不断模仿和学习就是一种创新”，泰康人寿公司的事长陈东升说。虽然我们在不断进行商业变革，却总是向市场化国家和那里的商人靠拢；虽然儒家伦理赋予中国企业家某些本土特色，但生意毕竟是生意，在全球范围内，赢利之道可以跨越文明和国境。
“原创”则会带来昂贵的试错代价，即使那些最具创新精神的IT精英也被狠狠地教育了一番。三年来，IT创业者从自己的梦想舞台上跌落已不是什么新闻，连张朝阳之辈也收起了初次回国创业时的高调与激情，扎实地学习传统企业的营销、管理和客户推广。
然而，模仿和学习已经造成了更大的风险——除了“核心竞争力”落后，还有知识产权官司——美国思科状告深圳华为、日本丰田状告浙江吉利。那些国际领先者巧妙地使用法律大棒对后进者进行阻击，前者打击华为在美国和欧洲的市场，后者则针对吉利在国内的快速增长。
还有一种更大的风险藏在背后，那就是我们乐观的保守主义心态。如果增长遭到遏制，各种积压的矛盾在账面爆发，没有根本性的创新，我们有什么能力寻找第二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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