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里雯／文
古巴总统卡斯特罗身着军服抵达北京，但是当他与江泽民主席会面并签署中巴商业与科技合作协议时，他换上了灰色的西服。
卡斯特罗的西服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对自身角色的新认识，以及他对中国在世界上扮
演的新角色的认识。作为惟一一个尚还在位的冷战核心人物，少数几个曾坚持拒绝市场经济的国家领袖，他直到本世纪初才开始某种转变。去年，他出人意料地邀请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访问古巴并发表电视直播讲话。虽然这份邀请足足比中国向尼克松发出的邀请晚了30年，但这位77岁的老人毕竟开始接受这样的事实：在铁幕后自说自话的时代已经过去；对话——无论与“敌人”还是“战友”，已经需要新的开始。
与中国漫长的历史对照，中国与国际社会对话的历史只相当于一天中的不到半个小时。从泱泱大国对番夷嗤之以鼻，到忍辱负重地向侵略国妥协，到新中国独立后艰苦地自力更生，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届政府面临过今天的挑战，也就是在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浪潮中把握自己的地位。而对自身地位的清晰认识是一切对话成功的前提和基础。
1949年独立后的新中国一直在以第三世界的代言人形象出现。但是，出于对帝国联盟和以联盟为名义的殖民主义的反动，1955年的万隆不结盟会议塑造了不结盟运动精神的雏形：独立、自主、以不结盟的方式维持世界和平。不结盟运动正式始于1961年，它在发展中国家的外交主旨地位一直延续了数十年，直到80年代自由市场被西方国家系统地推向世界。
80年代，不结盟运动的许多成员国相继加入了各种各样的地区和世界性贸易组织，冷战时期黑白分明的意识形态斗争让位于更为微妙的多边贸易协调。当中国于2002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她已经充分意识到自由市场必然带来的政治格局变化。
为了谨慎地开放市场和激活经济体制，并且尽力塑造更小、更有效的政府，中国政府一直奉行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外交路线，以免卷入国际纠纷。这种内省式的政策与儒家传统中“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好契合，并为多年战乱和运动后的中国争取到了20多年宝贵的国内和平建设时期。
与此同时，另一种对话却从未停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引进外资2500亿美元，这些资金带来的不仅仅是美丽的建筑和就业机会，它还带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去年年底，登记的在华工作外国人共有6万多人，而实际人数要远远高于这一数字。2001年，中国对外国人开放最后一个偏僻的村落。2003年，中国开始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绿卡”系统，为那些到中国工作的外籍人士提供方便。在相反方向上，中国企业正在尝试着走向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是海尔和联想两家巨型企业，它们的领导层开始抛弃闭门修身的传统智慧，学习反攻为守，海尔第一个将生产线建在了美国。更多的小公司正在无声无息地走出国门。今年2月，仅在莫斯科的中国公司就已经达到1100家。
虽然经济力量通常被认为是政治力量的基础，但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似乎已经超过了其政治地位的提升速度。随着世界对中国市场的聚焦，中国一贯低调的外交立场不可避免地也成为关注的对象。在二战后的一些地区战争中，中国保持了温和的和平主义者的形象。但是目前在伊拉克酝酿的战争和北朝鲜的核武器阴云拉近了中国与舞台中心的距离，经济的飞速发展已经使中国的经济发展直接受到海湾地区局势的影响，而朝鲜半岛上只有中国同时受到两方信任。此时，中国的温和低调态度变得极为显眼。
对此尤其表示不耐烦的是英美两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不久前发表了一篇文章“告诫”中国政府：你必须支持这场战争，否则世界可能会因美国退回孤立政策而陷入混乱。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较为缓和，但是它认为中国在目前局势中所起到的作用太边缘了，只等同于中等国家的作用。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很多国家则呼吁中国进一步发挥在朝鲜核问题中的作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仍和从前一样将期待的目光投向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也被迫解答如何对付恐怖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威胁着旧日的安全系统。
经历了特定历史阶段的中国对和平稳定的渴求也许是其他国家难以理解的，此外，她仍缺乏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来确定自己在当下世界危机中的角色。在面临一个超级大国试图重组世界秩序的情况下，她只有很短的时间来为明日世界的转折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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