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茂军／文
2002年“两会”期间，中国总理朱镕基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弱势群体”概念。媒体评论说：“弱势群体”所涵盖的人员在当今中国并非鲜见，但被冠名为“弱势群体”并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还是第一次。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四个字——“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却传递出一个非常强烈而重要的信息，弱势群体已引起政府高度关注。
有观察家认为，正视弱势群体的存在并予以多方关注，无疑是中国社会观念的一大进步。
那么，谁是弱势群体？有社会学家认为，根据目前中国的社会现实，弱势群体主要是指这样四类人，他们分别是：下岗职工、“体制外”的人、进城农民工、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其中，下岗职工作为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必然产物，是现阶段我国政府及社会关注的焦点。
据有关机构的统计，目前中国弱势群体规模在1.4-1.8亿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这样的规模和比例，应该说是非常严重的。
可以说，每当社会发生巨大变化时，都会有一部分社会成员不适应变化而被甩到边缘地带，在社会利益的新的分配格局中被弱势化，逐步转变为社会弱势群体。
联系我国的实际，可以看到，不少社会弱势群体、特别是社会性弱势群体的存在便是与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不公平相联系的。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制度，包括户口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对农民是不公平的，是造成农村弱势群体长期不能摆脱贫困的重要的社会原因。在城市，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以及就业和保障高度统一的制度，导致职工对企业的高度依赖。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上述状况必须改变。但由于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企业对职工的义务短期内尚难完全剥离，从而导致下岗职工的大量出现。
弱势群体的扩大，实质上反映为贫富差距的扩大。这一差别的扩大已是学术界的共识，也是党和政府程度不同地承认的事实。一个社会要有生机活力，必须有必要的差别；同样，一个社会要保持稳定发展，必须把差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据世界银行的数字，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迅速上升到0.467，这表明在短短的十几年间，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收入差距超过了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这样快的变化是值得忧虑的。
市场经济一旦运行起来，市场竞争中的“马太效应”将日益突出。那些具有资金、权力、能力和社会关系等方面资源优势的人将成为强者，他们处于优势积累的有利地位，一旦第一步领先，便会步步领先。与之相反的另一些人则处在弱者的位置，他们改变自己处境的机会相当少，一步赶不上，往往步步赶不上。
社会学理论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敌视或仇恨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甚至他们的敌视和仇视指向也可能扩散。犹如经济学上的“水桶效应”，水流的外溢取决于水桶上最短的一块木板，社会风险最容易在承受力最低的社会群体身上爆发，从而构成危及社会稳定、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社会隐患。因此，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减轻来自经济、社会和心理的巨大压力，不仅是各级政府部门的责任，而且也是全社会的义务，其中社会强者应尽更多的义务。
一个弱势群体得不到保障的社会，一个社会弱者受到歧视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稳定型的社会，更谈不上是协调发展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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