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里雯／文
1978年至2002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已达58万多人，其中15万多人已经学成归国。他们被简称为”海归”，他们的回归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五次留学生回国浪潮，8年来回国人数平均每年递增13%，2002年回国人数更比2001年增长47%左右。
在这些数字上有一些名字叮当作响：王辉耀，美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董事长，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张朝阳，搜狐网CEO；赵民，北京新华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与张朝阳等同为“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2001年100名全球未来领导”(Global Leaders for Tomorrow)之一；辜勤华，中广媒体传播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田溯宁，前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总裁……还有更多的名字虽然鲜为人知，却在各行各业中为中国的改革推波助澜，比如催生了中国证监会的高西庆和王波明。
自从1851年中国第一位留学生容闳从耶鲁大学学成返国以来，海归派在中国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留下了深深的脚印，从“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代表人物孙中山)，到受“十月革命炮响”震撼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周恩来、邓小平等)，到争相奔回新中国参与建设的第三代(代表人物钱学森、李四光等)，再到前往苏联、东欧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的第四代，第五代留学归国群体早有先迹可循，然而，他们又是非常独特的。
总体而言，在和平时代成长的海归与半个世纪前的前辈们所怀的激烈情怀有很大差异，相同的是，他们都希望以主人翁的姿态实现个人价值。而随着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迅速而平稳的接轨，他们得到的发展机会也比半个世纪前丰富得多。《工人日报》评论员刘文宁在去年12月10日的一篇社评中说：“可以说，没有中国近年来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的飞速发展，就不会有‘海归’大潮的兴起。……‘海归派’回国创业，于国家、个人是双赢的选择。”
截至2002年6月，中国共创办了60多个留学人员创业园，留学人员在国内创办的企业达5000多家，年产值逾100亿元。中国科技的主力军——中科院带来了几十个最具产业化前景的项目，以及吸引海外人才的“百人计划”。这个计划已经吸引了海外各类人才632人，其中有40多人主持基金委重点项目，占同期项目的30%。很多留学人员不仅成为国家重大计划的负责人和骨干，还搭起了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上海翰威特咨询公司最近所作的一次调查显示，那些持有海外“绿卡”的人仍然是人才市场中的佼佼者。他们不仅工资远比那些没有海外经验的当地雇员高，提升也比他们快，并且还享有更为丰厚的各类保险和补贴。
但是，随着海归派数目的快速增长和中国向信息社会迈进，海归派过去的绝对优势正在消失。虽然那些有5年及5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海归一般都能谋求到理想职位，对那些毫无工作经验或只有两三年工作经验的海归来说，他们一般只能期望获得600到725美元的月薪，而且他们面临本土人才的激烈竞争。
汇丰银行中国的公共关系经理常女士说：“我们计划将更多的精力和目光投向中国国内的人才市场，雇用更多国内大学的毕业生。留学回来的人要求太高，他们并不是我们优先考虑的对象。”
但是，当人们过多地用《围城》中的方鸿渐的模式来套海归派时，他们陷入了另一种偏见，他们认为，所有的海归派都会受到让自己“本土化”的巨大挑战，而且他们很容易在这种挑战中败下阵来。
韩庚辰只是成功打破这种偏见的诸多海归之一。这个美国裔阿华州立大学遗传育种博士于1997年回国，与美国马里兰大学分子生物学博士杨雅生等人创立了北京瑞奥金种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在这个跨国公司敬而远之的市场上，为了赢得农民的信任，杨曾经一次喝下两瓶三四十度的白酒。产品的优良与本土化的努力相匹配，公司在5年里销售收入达到了2亿元。
成功的故事固然鼓舞人心，失败或者平庸的故事也还在阻碍犹疑者的脚步，对清洁空气和规范市场的留恋还时常超过迎接挑战的渴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三分之二的留学生归国效力，三分之一的留学生在国外工作学习沟通信息，回归率与滞留率保持在2：1是“最佳回归比数”。我国目前还远未达到这个比例。也许，真正的海归大潮还未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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