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编在线：《南风窗》总编秦朔作客新浪(实录二)

　　

《南风窗》杂志总编秦朔先生

　　总编在线：《南风窗》总编秦朔作客新浪(实录一)

　　网友：现在许多媒体都声称要做主流媒体，《南风窗》似乎也有这样的打算，您心目中的主流媒体是什么样的，应该怎样做？
　　秦朔：我个人从比较感兴趣的方面来看的话，主流媒体在中国来讲，如果一个媒体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一类的很大的都会的城市，因为聚集度很高，没有影响的话，就配不上主流媒体。第二，在专业人士和代表未来的知 名人士中没有影响的话，也不是一个主流杂志。第三，如果发行量很小的话，如果就是两三万份的话，你也担当不起主流杂志的地位。第四，如果经常制造假新闻，品质很低也不能叫主流杂志。第五，如果你的资源、队伍不能代表所在领域的很高的权威性和很高的分析能力，也称不上主流杂志。我想把这些方面综合起来看，就可以看出我心目中的杂志：在中国绝大部分的都会，面对公务员、经理为主体的人群，同时能提供在政经、国际、财经、产经各个领域方面比较好的评论、分析，而且有比较大的发行量，我觉得这样才能称得上主流的精品大刊。

　　网友：你是河南人，为什么引发河南人搞大批判？

主持人：我做一个介绍，《南风窗》在前年有一个大的封面报道，就是批评河南的商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您当时的用意何在？
　　秦朔：我们以前做了一个报道，对为什么从亚细亚到红高粱的现象做了一个批评，后来在关于河南的争论当中，有一些媒体，就把我们当时的文章引用进去了。我们当时的文章，其中有一个严格的限定，是商业领域里面对商业的经营模式上进行解剖，后来演化到很多不太负责任的层面。关于这个事情，在内心里我有一丝的不安。举个例子，曾经收到过在南京读书的河南籍的大学生的信，他说你做了这个报道以后，老师和同学都拿杂志问，说不是《南风窗》很好吗？而《南风窗》都说你们那儿有问题，而且上课的时候，老师也说河南容易造假。他含着泪给我写这封信，我读完以后内心有不安，我感觉这些老师和学生其实内心也应该是受到批判的，如果大家把目光片面性的或者放大的对待河南人，是非常不公平的。后来我听到很多关于河南人的说法，是把当地的说法套在河南人头上，这跟我们仅仅限制在商业领域的反省就不一样了。当然，我作为河南人，在河南生活了18年，我感觉河南“左”的东西比较多，残余的东西比较多，这需要新一代的河南人改变这种现象，建立河南新的形象。

　　主持人：有网友说：我哭泣是对别人的无助，我呐喊是对生活充满渴望，我感激是因为还有《南风窗》，你听到这样一些网友的反馈，你是怎样的想法？
　　秦朔：我曾经与三十多所学校的上万名学生进行过多次交流，读到这些话，第一个，我内心很感动。《南风窗》其实远航并不远，我们做得很不好，还有很多的不足，但是这些人在岸边凝视着我们，我内心非常的感动。另外，我们的差距还非常非常的大，面对读者的期待，我们能够做的还很少很少，我愿意把这样的东西作为对自己工作的激励。

　　网友：在《南风窗》的13年内，您做了50多场演讲，你树立《南风窗》品牌的时候，也提出创造个人品牌的说法，请问你是如何看待你个人品牌和《南风窗》品牌？如果你离开了《南风窗》，对《南风窗》有什么影响？
　　秦朔：关于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南风窗》已经慢慢的从靠个人和小团队打天下，慢慢地转到靠团队的资源整合打天下。现在《南风窗》作为半月刊已经有60人，在北京、上海、中南、西南、欧洲、香港都有我们专门的记者、编辑或者特约的撰稿人，目前的确不是靠某一个人来做，我们现在有很多优秀的人员，在北京有四五个人，在上海有四五个人，是靠资源体系。至于我个人会非常的热爱《南风窗》，而且希望长期的继续在这里工作。
　　至于说到我个人品牌和《南风窗》的关系，在海外确实有一些杂志，个人品牌跟这个很关联的，比如金庸和《明报周刊》，包括在台湾，像高希均和《天下》，确实有这样的关系很密切的，至于我当年为什么去演讲，当时我们创业的时候，第二次创业的时候，我们的财务状况很紧张，虽然我在个人方面比较成功，他们邀请我去演讲，我有两个条件，第一，他们负责我全部的费用，第二，他们负责在我为他们演讲之外，在当地安排一所大学讲《南风窗》。有一次去海南最有意思，他们的演讲只讲了1小时，去海口师范学院跟同学们的交流达到半天，这样其实是省钱，去海南不用自己花钱，所以很多人认为我是通过演讲宣传《南风窗》，就条件来说能省一点就省一点。

　　主持人：我曾经看到《南风窗》的报道，说《南风窗》想做《时代》或者《新闻周刊》。
　　秦朔：我分两个方向来谈，一个是《南风窗》杂志本身，一个是《南风窗》的事业。《南风窗》本身更多是做研究，更多是在政经分析领域做第一品牌，还要不断的发展，如果是这样的话会坚持双周刊的路线。因为中国杂志分销分印的情况，双周刊应该纳入周刊考察的范围，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我们也会考虑新闻周刊是跟别人合作还是怎样的，我们也在和其他的媒体和一些单位探讨，如果条件合适的，甚至可以用合作的方式探索周刊的路线。
　　第二，是《南风窗》事业的发展。因为我们积累了很多人力资源，可能用合作的方法，跟商业类的、文化类的，甚至包括海外的。我们会进入一些新的杂志，最终形成一个《南风窗》杂志群的概念。

　　网友：我认为《南风窗》由每个月一期改为二期，我觉得并不好，而且我感觉在质量上不太好。
　　秦朔：一期改二期，确实有些读者感觉一个月付出13块钱很贵。我自己家乡是河南开封，我看家乡的市场，原来我们家的一个摊，本来一个月卖七八本，现在只能卖四五本，在基层的市场确实感觉有冲击。但今年在北京、上海、广东三个地方征订，实现了两位数的订户增长，这说明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涨价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发展。至于说一个月改两个月，质量上，网友说有下降，我非常的抱歉，也非常希望你能关注我们今年出的这几期杂志。我想可能内外的原因，导致改半月刊后内容的不稳定。但是我感觉，从去年年底开始，特别是今年开始，我们的内容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个魅力应该是增加了。

　　网友：请问秦总对中国公务员一而再，再而三的加薪怎么看待？你们《南风窗》对员工是否也在加薪呢？
　　秦朔：我们《南风窗》正在做，也结合学者力量在做公务员待遇薪酬体系在社会平均体系里面究竟处于什么地位。我们明显看到两种思路，一个是中国公务员收入太低了，要高薪养廉，另外一个就是公务员的待遇已经很高了，涨了一千多亿，而农民的农业税只有几百亿，农民的问题应该更优先。我个人的观点，这个方面应该做充分的调研，才能得出一个结论。我在美国读公共管理的时候，我的老师是在美国的城市做公务员的，有的相当于做到我们这里厅局长的职务，从他们的收入来看，在美国来讲，美国的公务员待遇保障性很好，但不是很高的待遇。比如在加州一个城市做局长的老师，他现在已经50多岁了，但是每个月的收入只有七八千美元，他告诉我为什么一直做这事，因为退休以后保障很好，降低不了多少。所以在这样的地方，大家更觉得公务员是人民授予你这样的权利，你是服务员的姿态，就要给你很好的保障，但不会给你商业的待遇，因为你的安全性很好，所以不会给你们那么高的待遇，所以跟社会水平来看，仅仅达到这样的水平，可能赶不上教师等等。
　　但是我们也发现，像香港这样的地方——我去香港的政府网站看了一下——香港的司长一级的官员，他们的年薪有的在三四百万港币，所以我自己有时候想，这个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在西方这样一些文化里面，他认为权力来源于人民，你是服务的姿态，你的待遇不可能很高；但是在亚太区，或者在一些东方的文化里面，认为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认为应当有很高的薪水，我认为后一种心态应该调整，应该调到一个公共财政、有限政府的框架里来。我接触过几个公务员，他们的观念我不赞同，他们认为搞改革开放了，让你们这些人富起来了，让民营企业的老板发起来了，为什么我们还这么低，他们认为你的富是我给你的权利，认为应该水涨船高，认为公务员的薪水应该像做老板一样。因为这种心态的不平衡，社会上发生了腐败的现象。所以我们要充分调查以后，看我们处于什么水平。如果处于社会平均水平之下的话，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加薪，而且越是承担重要岗位，薪水应该更高。在社会薪酬体系里面，如果差距不是很大，或者是领先了——通过地方政府补贴，有些地方的处级干部已经是很高了，有一些处级干部是六千多了，比白领还高——如果还想加薪，我们就要想想社会还有很多的群体，非常需要我们关怀。

　　主持人：在我主持这次访谈之前，有一位媒体的朋友希望我问您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中国的房价太高了，尤其生活在北京的人买不起房，您的杂志在房改和房价方面有一些策划的报道吗？
　　秦朔：我们有这方面的报道。这位朋友讲的事情我也有同感，在广州是比较好的，四五十万就能买到比较好的房子。我有一次坐在上海的出租车里，听广播里说通过几百亿把环境搞好了，但是真正获利者是谁？是房地产商，而真正买不起房的人还是买不起房，所以我们希望在这方面进行报道。

　　网友：我发现最近《南风窗》杂志里，以橡子的名义有不少很好的文章，我想了解一下橡子的情况？
　　秦朔：这是我的笔名，我个人给自己的规划，更多是从《南风窗》的发展，更多从管理的角度去运作，在一线的采编，我们已经有非常好的团队，有很好的作者队伍，所以我要慢慢的淡出，用我个人的名字几乎没有了，我不想用个人的名字写很多文章，所以有时候用笔名写文章。

　　网友：中国的杂志要发展，还会摆脱那些体制性的障碍？
　　秦朔：如果杂志在中国发展，要解决三个问题，一个是市场化的定位，有一些定位不是按市场的要求定位，如果连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就很难发展。第二，是职业化的操作。在国外做杂志，也是要求很高的。所以，美国《新闻周刊》提出一个制度——超级明星制，希望编辑在各个领域里面本身是很有建树的超级明星，这样对职业的要求，要比在报纸、广告行业里有更高的要求。但是我们很多很优秀的人，比如大学毕业生，他们首先选择的不是杂志，因为杂志现在的条件、待遇方面，可能低于报纸等等。由于本身的整体素质和职业化素质不够，所以导致杂志有一些问题。第三是产业化的运作，2000年1月份，我去《时代》参考的时候，数字非常的惊人，他们一年的收入是40多亿美金。为什么做到这么大的营业额？因为下面有几十本的杂志，所以能形成产业。形成产业之后，资源之间可以相互借鉴，比如通过发行网络等等。目前国内在刊号资源上比较控制，所以要形成集团化、产业化就很慢。我觉得，未来要应对加入WTO以后国外文化的挑战等等，我们迫切需要发展一批杂志集团，尤其是影响主流读者的杂志集团，这就需要我们有更大的开放度。

　　网友：《南风窗》是否是股份制的，是否利用资本市场，利用上市扩大规模，而且要质量？
　　秦朔：《南风窗》的历史，最早是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办的刊物，最早由几个人向财政局借了5万块钱，三个月以后就还了。《南风窗》曾经归属市委宣传部，现在归属广州报业集团，这么多年的资产是国有的资产，不是股份制的企业。至于将来发展到何种地步，我个人觉得，发展杂志不是资本的问题，因为杂志的投入还不是很大。杂志真正需要的是很好的资源体系，包括政治方面的资源，包括采编方面的资源、广告方面的资源、发行方面的资源以及管理方面的能力，无形的资源是最重要的。
　　其次，更重要的是人力的资源。最后才是钱的问题。不少投入到杂志的钱效益很差，为什么呢？光有钱是不够的，没有真正的资源和人力的资源，和我刚才讲的资源是办不成功的。

　　网友：我发现有海外的学子喜欢《南风窗》，现在《南风窗》向海外发行量已经达到什么程度？
　　秦朔：现在有20多个国家看《南风窗》，只有几千本。在美国比较多，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曾经去过哈佛的燕京图书馆，也去过斯坦福的东亚图书馆，这两个在研究东亚和亚洲问题最突出的大学，都是从创刊的时候订阅了《南风窗》，而且直到现在还订阅。其他摊点也有，尤其是华人的书店，我个人理解，海外学子是把《南风窗》当作了解中国社会或者改革开放进程的一面镜子或者窗户。

　　网友：我是南方人，也是《南风窗》的忠实读者，《南风窗》在推进国企改革的使命当中主动承担什么责任？
　　秦朔：谈到国有企业的改革，我们一直做了很多的报道，基本的看法是国有企业如果不能在治理结构、产权制度，对经理人的激励机制方面大胆改革的话，国有企业的日子是不会很光明的。现在很有优秀的国有企业，更多的是依靠企业家或者领导人个人的良知和强烈的责任感去支撑。这次我们到北京，会采访中建总公司，有20万人，一年有600亿的销售额，做了很多的销售。总公司的总经理孙文杰是很有人格魅力的人，他办公室的16楼的人到18楼不准做电梯，为什么呢？节省电费。这一批企业家退出来以后，新的管理者更多的是看中价值和投入产出，这样的话，国有企业就很难像今天这样，所以国有企业的改革更有紧迫感，对有良知和奉献的企业家，必须有合理的物质的回报。

　　网友：有一家周刊把你评为“知道分子”，你喜欢这个称号吗？
　　秦朔：现在的知识分子经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等等，在这个层面上给了这样一个称谓，他们征求我的意见，从我个人来讲喜欢知识分子，因为我个人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受传统的教育。但是做这件事情，对《南风窗》的发展，对《南风窗》的选择有好处，所以为了这个大局，我愿意被称一回“知道分子”。

　　主持人：有媒体将您评为新锐人物，这个定位和《南风窗》的“主流”之间有没有矛盾？
　　秦朔：主流是更为长期的、稳定的状态。而新锐是一个短时期的姿态，更多是姿态，《南风窗》在1998年改版的时候，从双色杂志变为彩色杂志，从新闻杂志变为政经杂志，当时就算得上是“新锐”了，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不能持久，最重要是结合读者需求的变化，创造消费者的价值，只有为消费者创造价值，才是能真正行之久远的。

　　主持人：我最近看到《南风窗》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现在有很多媒体对美伊这方面有很多的报道，你们对这方面是怎样报道的？
　　秦朔：我们关于伊拉克战争的事也进行了报道，新浪网已经转载了。正如我们最近这期封面文章提到的，我们对萨达姆的统治并不感冒，但是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民主化、人性化的过程，应该更多是依靠自身发展变革；在全世界依靠某种外力试图给第三国移植的话，没有什么成功的例子，会导致很大的反弹。伊拉克作为一个国家或者民众，自己要去探索和选择，并不主张某种外力，一夜之间完全的变化。比如我们改革开放20几年，也是渐渐的、慢慢的发生改变，不可能一夜之间完全变天的。

　　主持人：前不久有一些知识分子像张广天、钱理群签名反对这场斗争，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像余杰、徐晋如则签名支持推翻萨达姆暴政，两种立场，你的杂志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秦朔：我们杂志在下一期也会有这方面的报道，关于反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杂志的立场更多是公共平台的立场，我们会反映有一部分人讲到布什独裁的问题，认为布什是大独裁。但是我们也有另外的一些报道，是讲萨达姆本身的一些问题，是公共的平台。

　　主持人：网友对您提问的时候，很多都提到了国家的大问题，如国企改革和三农问题，教育问题很多很多。现在又有一位网友问，你认为普通公众所受教育的问题主要是什么？
　　秦朔：的确存在问题。九年制的义务教育，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许多地方并没有完全的落实，而且有一些地方虽不搞特权学校，但实际上政府把很多资源并没有平衡的给所有的学校，而是向个别的学校倾斜——所谓示范性的也好，等等等等——弄得这些学校越来越好，门槛越来越高，批条子的人越来越多，而另外一些像丑小鸭一样没有人关注它。在实际过程当中，资源投入失衡的情况下，这样做本身是有违九年义务教育让每一个公民的孩子平等受教育的宗旨的。

　　主持人：《中国青年报》写过一篇报道，说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资源分配不合理。看来您也同意这样的看法。现在时间快到了，作为一个惯例，想请您用简短的话总结此次聊天。
　　秦朔：首先，我今天非常的感谢新浪，因为一直以来，这也是我们学习和获取影响的一个渠道。第二，通过网友对我的提问，我非常的感动，因为坦白的说，我来之前有很大的心理压力，我觉得我们报道的内容达不到读者的需求，认为读者会提到很多批评的意见，但是看到这些问题感觉是厚爱，在内心里我要对这些朋友说一句谢谢。
　　在前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我与你的恋爱刚刚开始》，我觉得我们做得不够，对读者的付出很不够。这个“你”指的是我们的祖国、读者，我跟他们的真正情感还需要更多的付出，我想在以后的发展中，通过我们创办一些新的媒体——我们在3月底有商业类的杂志，可能会策略细分市场的，比如营销等等——我们会用更多的方法服务我们的读者，也奉献给我们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