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商业化挑战政府监管

　　记者黎霆 北京报道

　　电监会和银监会的设立是当前人们关注的热点，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在20日下午举行的长安论坛上指出，这些监管机构正是伴随着全球基础设施的商业化浪潮应运而生的。

　　曹远征在题为“基础设施商业化和政府监管”的演讲中介绍，在传统的经济学观念中，由于具有外部性和投资巨大等原因，基础设施是不能商业化的，但到了1990年代这个神话在许多国家被打破了。特别在英国，除在电力、石油和公用事业领域引入民营投资者外，甚至监狱都被进行了商业化的管理。原本由政府投资和运营的项目转由私人参与，这就带来了一个较新的“监管经济学”课题。现在中国的基础设施商业化出现了一些新迹象，比如深圳的公用事业通过部分股权出让，来吸纳民营战略投资者，这相对过去我国“公共民营合作”中普遍采用的BOT方式是一个新的做法。曹远征说，应注意到商业化进程中最大的问题是对政府监管能力的挑战。

　　基础设施除了道路、桥梁等大型建设工程外，还有一大部分是供水、供电、公共交通等城市公用事业，曹远征指出，这才是政府监管中最复杂、最难处理的领域。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让这些领域商业化呢？曹远征分析了四个方面的压力或动力：一是现实的压力。人们日益发现通过谨慎的商业化可以获得更佳的成本收益比，即在相同的成本下能有更好的服务；二是财政方面的压力。基础设施带给政府的财政压力非常巨大，英国基础设施商业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财政支出难以为继，只好把它们“卖”了。即使在财政状况好的时候，也会发现基础设施尤其是其运营的投入几乎是无止境的，很多公用事业都处于亏损状态；三是来自商业机构的推动力。一些处于亏损状态的公用事业，在商业机构看来如果由它们来经营却是可以获利的；四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公众对公用事业商业化变得乐于接受。比如在深圳，一些居民希望提供能直接饮用的自来水，这当然要收取更高的费用，但他们已愿意接受。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曹远征认为如果满足某些条件，尤其是服务和产出可以被简单度量和定价的、通过对客户进行可承受的收费就可以很快收回成本的基础设施，就应该进行商业化。

　　尽管现在基础设施商业化在全世界推广的速度非常快，但曹远征认为商业机构并不能完全替代政府的作用，政府的监管责任依然巨大，而政府的监管实践远比监管经济学的理论讨论要难得多。我国已经有了不少监管实践，比如已在证券、保险这样的容易产生信息不透明的行业设立了监管委员会，对人们争议较大的春运车票涨价，则进行了价格听证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