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寓 让中式中产贬值(多图)

　　

庞大、全新的“中产阶级”是财富的创造者，也是市场的主力消费者

　　　真正从实际购买力来看，在中国要支持西方发达社会的那种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成本要相当的高

　　忽如一夜，“忽然中产”。

　　改革开放富起来的中国人开始盘点自己的家产。

　　“小资”从时尚中退伍，“小康”亦成过目风景，“中产”才是体面生活。

　　“中产阶层”这个词在中国的规模化使用，与20世纪90年代后期房地产业在内地的全面启动密不可分。人们对小资的识别，多少可以从音乐、电影等精神生活的层面入手，而对“中产”的判别，则无一例外地依赖于住宅、汽车等物质上的硬件。庞大、全新的“中产阶层”是财富的创造者，也是市场的主力消费者。

　　标签是精明的商家细分市场的明确标靶。尤其在崇尚先安居后乐业的中国，被看做“中产”重要衡量指标之一的住房，是消费的第一考虑，自然也是商家的第一目标。

　　西方人横着住，中国现在竖着还得摞起来，可仍然不够住

　　“高尚人士”、“成功人士”、“白领”、“富裕阶层”的概念被房地产商全面废弃，他们的目光开始接轨“中产”的账户。

　　2002年岁末，今典集团以80平方米的住房一套作酬劳，为其在北京CBD南岸的一个新项目征集案名。征集案名的广告开宗明义，确立了该项目“中产”的定位和“精神”的归属：一、代表中产阶级和小资人群的精神寻求；二、代表CBD都市核心区的生活立场；三、代表60万平方米大社区的创新欲望。

　　最终，导游刘芳提交的“苹果社区(PINGOD)“从万余个案名中脱颖而出。经过今典集团的进一步释义，这棵生长在CBD的“苹果”，被定义为人类生命的原动力；一棵智慧之果；苹果的丰硕、圆润和不动声色的浪漫，被看做是中产阶层和小资人群从外在品位到内心快乐的真实表象；成为现代时尚的代名词而非普通的农产品；而由PIN(个人身份识码)和GOD(上帝)组成的英文案名PINGOD，则反映了觉悟人群的价值观——上帝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

　　“我们的名字本来就应该由我们来决定；我们的房子张扬我们的气质；我们的名字证明我们的倾向”。今典征名之举，意在实现案名、潜在客户与项目的文化对接。

　　然而，一种倾向愈演愈烈：“西化”似乎成为“文化”的代名词。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在一次聚会上与发展商的玩笑便是形象的描绘。当潘石屹提出让张颐武对房地产开发提出文化批判的时候，张教授说:“我害怕，不敢批判，我觉得十年来中国房地产是伟大、惊天动地的革命事业，我觉得最伟大的，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把整个欧洲，整个美国都搬到北京周围。我在北京看到一系列欧洲的地名，最好玩的事情是我的一个老师，他搬到一个地方叫‘海德堡’，他写文章时候就写的是‘于海德堡’。我发现北京的空间发生了一系列改变，原来有的地方已经开始消失了，突然变成了好多高雅的欧洲的地方。中国在经济成长中间新的富有阶层的一些人希望像欧洲一样的生活，像美国一样的生活，今天突然就在我们身边了。500米以外就是欧洲，300米以外就是美国，这时候我觉得房地产商确实是做了一个创造性的毁灭革命工作。”

　　“文化”，无疑是打动“中产”的利器，然而，这绚丽的蜃楼，还需有形的支撑，才能实在地为地产商引来财源。

　　同样标榜“中产”的社区，设立的标准却形形色色：市中心城区公寓在其中占了绝大比例；TOWNHOUSE正声名鹊起……

　　既然“中产”的概念引自欧美，评判标准自然不免类比。然而，无论是高塔云集中的城区公寓，还是原义联排别墅的TOWNHOUSE，都与被认为欧美中产“上有天、下有地、前后有花园”的乡间别墅相去甚远。公寓，在众多人的概念里，是西方穷人的家园。

　　来自北欧的一位先生，与他的中国妻子同往位于北京东部一处小区。带着对开发商描述的“中产阶级”社区的期待，他失望地看到，眼前这个“家园”，不过是其所在国的“经济适用房”。

　　密度过大、采光不足、面积偏小、私密性不足……而居住其中的人群，确已被划入“中产”。于是有人唏嘘：中产阶级在中国已经贬值。

　　“这个命提很不妥，客气地说。”十年前从政府机关辞职下海、曾经从事过房地产开发的白先生开门见山。他对“中产贬值论”的评论是：只是一些中国人在中国做出的中国见解。

　　“贬值”的结论，源自对比。在美国置有房产的白先生便以对比来论证他的观点。“中国的很多公寓要比西方的很多别墅贵得多。为什么呢？国情不同。人多。西方不必向上发展，人少地多呀，他们横着住，房价比我们便宜，中国现在竖着还得摞起来，可仍然不够住。”

　　白先生认为，不问价钱就说别墅好，这是一个误区。“要知道，住在公寓的很多是富豪，住别墅的在西方很多是贫苦人家；市中心的公寓比别墅贵，卫星城的别墅就好比我们的农家。”

　　白先生认为，盲目类比是不可取的。“因为是个不等式，结论也就没有了。”

　　如此，以占有资源的比重——而不是绝对的占有量来确定某个人或某个阶层的位置也许更加更具合理性。比如，中国的“中产”，评价标准与欧美不同；而欧美与他们的50年前比也不妥。

　　　　概念是照搬不来的

　　“概念是照搬不来的。”也许印度的状况可以支持白先生的观点。

　　根据印度“国家应用经济研究理事会”2001年底公布的调查统计结果，印度“政策研究中心”估计：印度中产阶级人口已达3亿，这个数字占了全国10亿人口的1/3。20世纪60年代农村人口仍然超过80%的印度，难道真的一夜之间就暴富起来？

　　按“国家应用经济研究理事会”的统计标准，年均税后收入在3.375万卢比到15万卢比(约合700—3000美元)的家庭为中产阶级家庭。按此计算，到2001年，印度有6000万户家庭已经成为中产阶级。按一家平均5口人计算，就可以得出印度目前中产阶级人数为3亿这个数字。

　　另外，按该理事会的统计，这3亿人又可分为3个等级：上等、中等和下等中产阶级。其中，下等中产阶级估计有1.1亿人，年均税后收入为3.375万—6.75万卢比(700—1350美元)。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贫困线标准是每天1美元。如果按此计算，印度人所说的中产阶级中起码有1/3是刚刚脱贫的群体，而非不愁吃穿的富有阶层。实际上，在印度的中产阶级中，只有不到10%的家庭买得起印日合资“玛鲁蒂”牌小汽车或日本的丰田摩托车；中等中产阶级的大多数只能买一部印度产轻便摩托车；而下等中产阶级中的多数人还得骑自行车上班。

　　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很乐于被归入“中产阶级”。

　　“中产”本身并不是单由“消费能力”这个指标来界定的

　　1992年以前，中产阶层在中国社会群体中可以说是一个空白。在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代表十五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首次提出“中等收入者”的概念。报告指出，未来20年左右，我国在社会再分配方面应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在中国，“中产”的后面，更被接受的是词汇是“阶层”而非“阶级”，或者这个阶层更被更仔细地表述为“中等收入者”。但这不重要，作为一个群体，其被描述的形态才是核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历时三年完成“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并发布《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报告”将中产阶层的定义为：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也包括拥有少量私人资本，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以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生活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意识和社会地位的群体。

　　围绕这个理论概念，课题组成员张宛丽副研究员从操作性定义介绍了六个方面。第一，劳动工作方式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包括以脑力劳动为主，兼具体力劳动，比如说工程师，也包括又是企业主又是管理者又是技术人员的人。第二，从职业权利来看，对其授权管辖的工作对象，比如说对办公设备、工作方式拥有调动权，对其上司的工作安排有建议和发言权，比如说办公室文秘、工程师。第三，从收入和财富水平看，主要指公司、薪金，有合法报酬和经合法手续获得的私人财富。收入和财富水平在社会中等水平者，在现阶段我们是以个人年均收入以及财富拥有量折合人民币在25000到35000元之间。第四，就业能力。主要是指中等以上国民教育学历，有相应的资力的人。第五，消费及生活方式。指的是有能力支付中等水平的家庭消费，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为满足家庭成员丰富的文化需要，提供必备的物质条件，如购私产车和相应的社交文化消费。第六，公民公德意识和相应的修养。在西方中产阶级形成的过程中，相应地构建了一个市民社会的概念，中国有没有市民社会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我们把它转化为一个标准，包括回报社会以及以实际行动参与社会环保以及公益活动。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李强介绍了对群体的两种不同分类方法：一种是从性质上分，另一种是从量化的非性质的因素来划分的。从过去的经济角度看，用性质定位对群体划分的界线是很清楚的，比如说私营企业主，工人阶级、农民、干部、知识分子，这些都是性质定位。他认为，中间阶层实际上是一个非性质的定位，它是一个等级层次的量化定位，一般来说我们取三个指标：教育指标、收入指标和职业指标。

　　课题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学艺，说在国外，“中产阶级”也就是中等收入阶层，加起来一般占40%-50%。我们现在是18%左右，今后20年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就可以达到38%。这就是达到小康社会的现代社会结构了。

　　当今的购房主体，呈现多元化倾向，就长远来看，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消费群体在购房中将占据重要位置。根据调查，北京有约60%的居民认为目前房价过高。由于房价水平远高于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抑制了普通消费者进入市场。低档楼盘由于地理位置、交通、社区等因素不尽如人意，也使得购买者欲买不能。

　　可见，“小康”之前，“中产”的安居并非轻而易举。在中国，用于住宅的投入，远高于美国同项支出占个人收入的比重，甚至“美国中产”也为因此惊异。

　　从美国回来的刘先生就被北京商品房高得超乎想像的价格吓着了：北四环一个“山庄”，一套住宅开价上千万！他美国230平米的房子(不计车库)前面是草坪，后面是花园，两层楼独门独户的新房，售价不过20万美元。在美国，像他这样家庭年收入十几万美元的已经算是中产阶级了。

　　在刘先生看来，北京房子从居住环境、配套设施到房屋质量、设计水平比美国房子差远了。不仅如此，北京房地产市场化程度并不高，市民房屋消费水平较低。

　　北京鹏润房地产公司副总经理甘川宁说，北京的房价与个人收入比高达11∶1，房价却高居不下。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师刘能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有关“中产贬值”，基本上很难从学理入手来阐述。房地产界炒作“中产阶级”的概念，本来就是一个伪问题，因为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本身并不是单由“消费能力”这个指标来界定的。

　　刘能介绍，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分层的概念，在英文中的对应词是“the middle class”，根本没有中文中的“中产”的产字的意思，只不过是翻译家在引入这个词到中文世界的时候，不小心用上了“产(产业)”这个字而已，才造成了攀比产业(或实际消费能力，这可能是商家更为关系的指标)的做法。在英文世界中，middle class之下，有working class，而在middle class之上，则有upper class。

　　刘能认为，阶级的概念更应该是一个多维度的测量指标，尤其是以职业分层指标作为依据的(因为职业的分化和专业化而导致的生活方式的差异，可能已经超过了消费能力的大小所能引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差异)。当然还有教育程度这个分层指标。在发达社会中，基本上来看，消费能力、职业地位和教育程度是高度相关的，也就是说，职业地位高，那么消费能力和受教育程度也就相对较高；教育程度高，职业地位和消费能力也就高，而消费能力高的，总体而言，他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也就越高。

　　刘能的结论是，中国的所谓的middle class，之所以被称为贬值了，实际上正是由于在中国，上述三个维度的关系是十分不均衡的：职业地位高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其消费能力不一定很高；而消费能力高的人，其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不一定高。因此就造成了消费能力和消费品位的差异，因为消费品位是和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以及隐含在其背后的精英公民价值观)紧密相关的。一个单纯拥有消费能力的阶级人士，如何可能真正理解、真正消受西方发达社会中成熟的中产阶级(尤其是上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其次，真正从实际购买力来看，在中国要支持西方发达社会的那种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成本要相当的高，因为只要折算成working class要攒多少年的工资(一分不花)才能享受标准的middle class的生活方式这一点来看，中国的working class要花的年头肯定远远超过美国的working class。

　　文/许晖张典典

　　在崇尚先安居后乐业的中国，被看做“中产”重要衡量之一的住房，是商家的第一目标在中国，用于住宅的投入，远高于同项支出占个人收入的比例公寓，在众多人的概念里，是西方穷人的家园房地产炒作”中产阶级“的概念，本来就是一个伪问题不问价钱就说别墅好，这是一个误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消费群体在购房中将占重要位置庞大、全新的“中产阶级“是财富的创造者，也是市场的主力消费者中国人现在竖着住还得摞起来北京房价与个人收入比高达11:1,房价仍居高不下“500米以外就是欧洲，300米以外就是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