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之仁

　　本刊记者 王艳/文

　　还会有多少个富豪倒掉？

　　最近，每个月似乎都会传来又一家大公司及其富豪CEO轰然倒下的消息。在中国，这个名单有刘晓庆、原健力宝集团董事长李经纬、原中国建行行长王雪冰、前光大集团(香港)董 事长朱小华、原华晨中国汽车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仰融、蓝田股份前董事长瞿兆玉。《华尔街日报》甚至专门搞了一个专题“美国企业丑闻完全指南”，有Adelphia的创始人约翰.里格斯、安达信前任首席执行长约瑟夫.巴拉迪诺、美林公司首席执行长大卫.可曼斯基、泰科公司原首席执行长丹尼斯.克茨洛斯基等。

　　贪婪的CEO、天文数字的假帐、胡吹乱捧的分析师，这些为富不仁的典型案例充斥着2002年，令人眼花缭乱。

　　但是，我们的社会也在开始重树企业伦理，鼓励那些有良心的富人。2003年1月8日，几家财经媒体联手打造的“中国十大民营企业家”分别授予了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等十位知名企业家。全部109位候选人，是根据全国工商联分别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质检局发布的民营企业“促进再就业50强”、“纳税54家民营企业”、“工商联质量先进企业”等多项政府权威指标确定。关于财富良心，刘永好、郭广昌不仅多有慷慨义举，而且都曾有过精辟的言语，刘永好说过：“我觉得财富带来了责任感、价值感、成就感。”郭广昌则认为：“要在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里找到企业家的责任”。

　　这种声音令人感动。

　　1989年，工业家安德鲁·卡内基撰写了《财富的福音》一书，呼吁富人在有生之年捐献财富。而卡内基最终几乎捐献了自己创造的所有财富，当时价值3.5亿美元，如今约合30亿美元。

　　而在中国，财富的崛起正爆发出最强的声音。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教授在新近完成的《中国财富报告》一书中认为：中国财富状况发生质变57%的资本被私人掌握。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人，最大程度地完成了对财富的再认识，截至2000年底，资产性财产总量已达到38万亿元，其中私有财产已成为中国财富结构主要组成部分”。

　　但是，来自财富的福音却是弱之又弱，特别是在公益事业的捐助上。富人总是更家小心翼翼。面对未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富人？

　　取之社会，回聩社会，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成功人士。责任感是中国企业伦理中最需打造的一环。中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到底在哪？与美国股东至上的股权主义、日韩银行政府至上的债权主义、欧洲“员工尊重”的福利社会等企业伦理相比，中国企业的社会伦理取向应该是什么？

　　这些方面，反倒是一些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做出过一些引人注目的表率，比如IBM的捐赠开始于1985年，到现在大概有近亿美元的投入，而安利(中国)自1995年开业以来，参与赞助捐赠的活动多达100多项，捐款金额超过4500万元。而公众回报给他们的是良好的形象口碑，相对而言，中国企业却更愿意把大把银子花在广告上。

　　做更慷慨的富人。这方面的典范当属香港富豪邵逸夫，截至2002年1月，邵逸夫仅向内地教育事业的捐款已近24亿港元。2002年11月，邵氏又推出了一石破天惊的举动，出资设立国际性年度奖项“邵逸夫奖”，每个奖项的获奖者将获得100万美元。如果我们列一个中国最慷慨富人榜，会发现上面汇集的多是来自港台地区的名字，如李嘉诚、霍英东等，而其他地区富人在慈善事业的捐助上似乎缺乏更宏伟的目标、更具战略性的筹划，更缺乏超人的远见。

　　做一个有良心的富人？象哈姆雷特那句经典而致命的疑问一样，每个富人也有两种选择：“to be”或者“not to be”。

　　有些人把它归结为互惠原理——我们应该尽量以相同的方式回报他人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在我们后面的文章里，我们没有肯定，没有否定，我们只是真实地记录我们对“to be”或者“not to be”这两种选择的发现。

　　《蜘蛛侠》有一句著名的台词：更大的力量也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富人也是这样一群人，20%的人却控制着80%的财富。但是，当看到朱镕基总理在国家会计学院成立时的严厉题词“不做假账”时，当看到上市公司董事长成为十几亿的造假大王时，我们不仅疑惑：中国富豪能否肩起那同等80%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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