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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代的爱情内敛而不失疯狂
在汾阳县城，只有邮局有一辆送信的摩托，贾樟柯和邻居的几个孩子经常站在路边聊天，看邮递员呼啸来去，有个男孩子说要是我能买上个摩托就太满足了。话没说几年，他就有了一辆......
贾樟柯连连解释他的迟到，然后摸着有些憔悴的脸颊，说自己已经牙疼好几天了，还要为装修新的工作室劳神费力，这个33岁的男人一副生活担子很重的样子。
贾樟柯出生于1970年，双子座。星座书中这样评价双子座：“从容不迫，和蔼可亲。常给人以永远是局外人的印象。永无休止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敦促着他生活的脚步，激励他不断追求和探索。这是个迷人的和有些异想色彩的人……”我说双子座的人还比较花心，“可能有点吧。”他笑得挺开心，然后断然否定了某人是某个年代人的代表这个说法，“任何人都无法代表一个年代，而且每个年代有其延展性和包容性，很难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当然，为了阐明一种理论而非得制造出这么一个概念也未尝不可。”
有人说70年代人是空虚和迷惘的一代，在成长以后的某一天总是会突然发现前方不再有目标，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他们似乎总是活在夹缝里，经历过国家的物质匮乏时期和经济起步时期，思想的境界从禁锢走向相对自由，富于理想精神，有责任感。但论及崇高感、道德感和纪律性显然不及60年代人，思维的活跃度和心灵的自由度又不能和80年代人相提并论。在年龄层次上，70年代人涵括了从刚走出校门、羽翼未丰的年轻人到逐渐成长的个性成熟、经验丰富的中坚力量，是社会和家庭重要的载体。他们的爱情，内敛而不失疯狂，深沉而不失执著。
出生于70年代、成长于80年代、成就于90年代的贾樟柯，作品无一例外地带有深刻的年代烙印。
1990年，贾樟柯从家乡汾阳到了太原学画，离开原来安静封闭的县城生活，家乡的人和事在他内心深处反而变得比原来要清晰很多。80年代汾阳的生活在以后的十几年间一直萦绕于怀，1980到1990年，正好是他自己从10岁到20岁的过程，这个过程对每个人都是重要的：成长，开始懂事，开始观察，开始自己的生活和选择。同时，80年代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都是充满了变数的10年。
就像当年的汾阳县城里，只有邮局送信的有一辆摩托，贾樟柯和邻居几个孩子经常站在马路上聊天，看邮递员呼啸来去，有个男孩子羡慕地说要是我能买上个摩托就太满足了，话没说几年，他就自己拥有了一辆摩托。诸如此类的变化愈来愈多，人们在经历着日新月异的生活，而思想也慢慢在打开。
当生活的经历演变成经验以后，贾樟柯开始想到要去做一部电影。早期选择拍《小武》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内心有种不满、有种生命经验要表达，然而在当时的银幕上非常多的人的生活状况被遮蔽掉了，若干年后人们可能无法看到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而电影，贾樟柯执著地认为，是一个留驻记忆的很好的方法。
拍《小武》时，贾樟柯能找到的资金非常有限，只好用16毫米拍，规模小，成本低，却消耗了很长的时间。贾樟柯当时完全疯掉了，越拍越长，很多东西都在现场改、现场加。1999年冬天的拍摄对贾樟柯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痛苦得“不堪回首”，开始是因为沙尘暴，有一天取景的时候，风把电线吹到一起造成短路，一个火龙沿在电线飞窜，大家看得目瞪口呆，只好停机一个星期。工作人员全体呆在旅馆里头耗着，这对摄制组来说，简直是一个灾难。
沙尘暴过去以后，电影里头要求有一些雪景，大家开始老怕不下雪，因为1998年的时候汾阳一年没下雪，结果却是一场接一场连着下，除了雪景没别的可拍，只好把所有能改成雪景的镜头都拍了。然后大家继续坐等，等雪停了融化了再接着拍，这些困难让贾樟柯觉得拍摄漫长极了，60天的时间感觉像是过了半年一样，是一次心力交瘁的体验。
《小武》的成功使贾樟柯的制片环境、投资环境突然变得异常优越，他一直觉得自己在电影这个行业里很幸运，从拍短片到想拍长片，到拍了长片再到拍《站台》，基本上没有什么挫折。还有一个幸运就是他的两个制片人，香港“胡同”的李杰明和日本的矢川尚三，他们给了贾樟柯完全自由的创作，《站台》原来在合同里签的是2小时40分的电影，最后的导演版本是3小时10分，多了40分钟，日本制片说既然导演觉得有必要用3个多小时来展开他的故事，那么就尊重他吧。贾樟柯非常清楚，这样的长度等于说放弃了商业上成功的可能性，因为在这个长度里让一个普通观众坐在影院去看一个生命经验的过程、来了解一部电影，是一个难度很高的挑战。
在《站台》里面，贾樟柯着意制造了两个表现层面，一个是4个年轻人成长的过程，另一个就是文化的推进。这个片名来自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首流行歌曲《站台》。其中的“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几乎可以和“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有得一拼。和第五代导演的“文革情结”一样，被归类为“第六代”的贾樟柯(他对怎样划分并不在意，就暂且这样吧)有的是对80年代，改革开放的10年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动和对个人的强烈影响的深深思考。
每代人有每代人的活法，每代人有每代人不同的幸福和痛苦。贾樟柯似乎并不认同张艺谋陈凯歌所经历的上山下乡就叫痛苦，在他看来，经历了改革开放的10年，人也是可以成长许多的。那毕竟是翻天覆地的10年，从一个体制转向另一个体制，按历史上的说法，这样的转变是要有牺牲要流血的，而那些流血牺牲的就是《站台》里的那一代人。他们也是有理想的，也曾坚持过一段，最后还是放弃了。这是一个从起点还回到起点的故事，起点还是一样的起点，只是都已物是人非了。
《站台》讲述了两对文工团里恋爱中的青年男女，尹瑞娟和崔明亮，钟萍和张军。小日子一天天地过下去，直到有一天，广播里放了，我们要改革开放，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热血沸腾的青年们积极响应号召，承包了文工团，开始了他们的四处走穴。明智的尹退了出来，在演出途中，钟萍和张军的爱情也走向了终点。在外折腾了一段时间，男男女女还是回到了小县城，继续着他们一成不变的生活。《站台》是一代人理想的破灭，绕了世界一周，发现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于是还是在老地方安稳过日子好。
《站台》具有一种史诗的格局，跟80年代血脉相连。故事很明显地有着贾樟柯的生活经历。那个生他养他的小县城，有着他童年少年时的所有记忆。在《站台》里用了很多80年代流行的歌，如开场的歌《火车向着韶山跑》，那曾是他姐姐最擅长的一个节目。那个时候她是学校宣传队的宣传员，拉小提琴，贾樟柯第一次见姐姐演出，她一个人站在那儿很用心地拉琴，观众或者坐在木头板凳上，或者站着，那样一种原始朴素的表演状态曾经让贾樟柯十分着迷。
也许他拍片只是要把他的记忆电影化，用他所擅长的方式表现出来，导演其实也是最自私的，他只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任何人任何评论都不能左右他什么。贾樟柯说：“我们正经历一场劫难。并不能讲年轻的一代就比年长的一代幸福。谁都知道，幸福这种东西并不随着物质一起与日俱增。我并不认为守在电视边、被父母锁在屋里的孩子比阳光下挥汗收麦的知青幸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恼，没什么高低之分。对待‘苦难’也需要平等精神。”
曾有人对贾樟柯提出的业余电影时代即将到来欢呼，也有人认为他在否定电影学院的教学。对此，他的解释是做电影这一行总要保持一个理性，文化选择上的理性。包括看人看事，应尽量少地因为生命经验中的一些挫折，而对待事物失去一个比较客观比较公正的看法。这也是贾樟柯自己想坚持的一个方向，包括观察电影本身。
下一部片子贾樟柯想拍一部风光片，配乐全部采用摇滚，“这肯定很好玩”，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孩子式的淘气的向往。
文/杨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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