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潘祎依然困惑从无选择到选择太多(多图)

　　

60年代的追求为了忘却的困惑

　　1960s: Caring Little Gain and Loss他连续烧了4天，滴水未进，到了第5天稍微好点，才扶着墙，慢慢地拖到洗手间里喝了两口凉水……

　　喝下浓缩来苏水刚刚被抢救脱险的潘祎，硬生生对医生抛出一句话：“我不感谢你们，因为你们又把我送回到这悲惨的世界上来了。”

　　那是在1979年5月31日。一年后，这个“问题学生”被推入由《中国青年》杂志社发起的那场人生观大讨论。

　　“这场讨论确确实实改变了我的人生。我现在走了一条跟正常人不太一样的路。”不过，潘祎认为自己“原来可能也不算一个正常的人”。

　　这组原计划以60年代出生的人为起点的报道，确定1959年10月4日出生的潘祎开端，是因为被称为“新时期的思想启蒙”人生观大讨论，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价值观走向多元化和宽容性的标识。潘祎本人也认为，对人的评价，按年代划分太过机械。

　　听说他去了北欧，以为找他是件极复杂的事。不料，根据朋友提供的在京办公室电话，拨通第一个电话便是潘祎接的。

　　他直言确实不记得我了，毫无闪烁和遮掩——毕竟，只是三年多以前的一面之交。之后再令我惊异的是：他那时的呼机竟还没有废弃，而且，没有手机。第二次见到潘祎，是联系上他的第二天。

　　一眼便在饭桌上的诸多人中挑出了潘祎。三年前的夏天见到的潘，着短袖短裤，并未留意他1.87米的身高，只觉分外地瘦；现在，许是冬天穿着较多的缘故，胖些，站起来，格外显高。

　　“我从不迟到，虽然总是被人晾，但仍坚持。”虽然潘祎并不指责旁人的偏差，但他一板一眼的行事方式却常令旁人不由得不如法而行。他最满意的事，就是朋友们都认为他是个守信可靠的人。他的曲折人生也许与执拗个性一致；而接近古板的严谨，又似乎与他非常规的路迹背离。

　　不管人生的路宽与窄，活着，这是一个基本命题

　　潘祎至今确切地知道每一个特别的日子，记得每个关键人物的姓名。

　　潘祎生于北京，祖籍江苏宜兴。父亲是原国家航空部机关干部，母亲是医务工作者，他是老大，有个弟弟。全家在支援三线建设过程中迁往青海，潘祎在北京寄居亲戚家，性格也因之而变得孤僻乖张。1978年，潘祎考上北京经济学院数学系计算机程序设计专业。之后，他把户口迁到学校，彻底离开了亲戚家。

　　1979年5月31日晚，大学二年级的潘祎，操场上喝下了浓缩的来苏水。被送到医院，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四百多块零一毛钱找回了一条命”。

　　据潘祎自己说，上大学之初，他的人生态度还是积极的，还拿过学校越野赛的亚军奖牌，任校篮球队中锋，乐队领奏。1979年春节，他没有回青海父母家，因为不喜欢寄人篱下的感觉，也没有去北京的亲戚家，而是在学校的孤单冷落中度过。那个节日带来的孤独感和灰暗情绪，在开学后演变为“冷眼看人生”的消极心态，更多看到的是社会的阴暗面，而且更少与同学交流。这种灰暗心理到自杀时发展到极致，并且“没有什么特殊原因”。

他说他自己对成功或者失败或者困惑并不很在乎

　　1980年4月7日午休后，辅导员到宿舍找到潘祎，让他参加《中国青年》杂志社来校了解青年思想状况的座谈会。这个在座谈会上一言未发的学生，会后被特别叮嘱“不要走”，“要找你单独谈”。后来据潘祎本人回忆，“我被叫到另一间小屋，回答问题近四个小时”。

　　潘祎与《中国青年》思想教育部的编辑马丽珍的单独谈话，及后来应邀写的关于人生观转变过程的文章，与名叫黄晓菊的女青年的文章被综合起来，以《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为题，署名“潘晓”，发表在《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从而引发一场人生观讨论，持续了6个月。

　　学校反感《中国青年》杂志竟然把潘祎这个思想有问题的学生树成了“典型”。1980年7月，校方把潘祎带到北京一家医院检查。听完校方的叙述和潘祎本人的辩解后，一个实习大夫给他下了诊断：重型精神病。后来潘祎多次找到医院，医生把诊断结果修改为精神忧郁症。

　　1981年2月2日，校方党组给潘祎父母致信，要求潘祎自动退学。潘祎的家长签了字。

　　“就这样，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学校推荐到了那场讨论中，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学校轰出校门。”

　　由于不满父母代为作出的“同意自动退学”的决定，潘祎退学后即割断了家庭的经济来源。所在街道也将他视为劳改释放人员同类，这使他无法找到工作。从1981年到1983年，他流浪、乞讨、睡火车站、睡桥洞，在前门卖过大碗茶，在北京站当过搬运工。有时每天的生活费只有6分钱。那段生活里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自己独自在火车站候车室苦捱高烧的经历，“连续烧了四天，滴水未进，烧得实在没办法就起来坐坐，饭也没得吃，到了第五天稍微好点儿，才扶着墙，慢慢地拖到洗手间里喝了两口凉水……”

　　就像浮云，潘祎停不下飘游。但是，云没有能力把握永远留存在宽阔天空的权利，时而会幻化为雨或雪坠落，但又会升腾，回到自由自在的空中，永远兴致盎然地注视并思考着世界。

　　潘祎认为，现在再发起这么一场人生观讨论，肯定没人理睬。因为现在的媒体和诉诸于媒体选宣泄自己的渠道多了，比如网络，要通过一个话题引起共鸣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现在的人生问题是不是就比那时少了呢？“不会的”——潘祎确信。“不管人生的路宽与窄，毕竟活着，这是一个基本命题。”

　　对成功或者失败或者困惑并不很在乎

　　“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是当年潘应《中国青年》之约写的文章题目，后来被部分并入那篇引发讨论的稿件。20多年过去，他领会到：“只要人活着时，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那你的人生，对他人对自己，都是有意义的。”

　　潘祎认为，这场人生观讨论中，造就了他一系列戏剧化的人生旅程。在不得已被架在了那个位置之后，才在这个位子开始了真正人生的思索。“我在非常不现实的情况下提出了一个理想的命题。这个命题放在今天算不了什么，可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我没有审时度势。所以，尽管有人说这场讨论影响了一代人，我却将为此承受了一生的代价。”

　　在困苦中，潘祎曾被扯进一起盗窃案而入狱。他解释，一些媒体的报道是不负责任的。从潘祎口中了解到的经过是这样的：做装卸工时，一次与司机同去取货后，司机绕道在一个朋友处卸下了一块钢锭，说是装货时顺手“捡”的，要潘祎别声张，事后给了他150元。1984年“严打”，有人捅出这事，司机问他怎么办，他说两人扛着比一人强。于是有了三年半的铁窗生涯(1983年10月至1987年4月)。

　　潘祎不喜欢被人看到落魄的样子，不愿人来探监，对家人也有意断绝联系。严格的封闭生活使他由对外界的无知发展到恐惧，临出狱前夕，他甚至想过申请加刑，原因是监狱里零星耳闻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深恐出狱后无法面对。服刑期间，潘祎的家人回到北京。出狱时他没有通知家人，一个比他先获释的狱友来接他。他们照着家里寄来的一张图找到潘祎的家。他说后来与这位狱友也见过几面，但终因难以交流而不再刻意往来。

　　但事实上，他适应得挺快。

　　在人生观讨论前与潘祎长谈的《中国青年》编辑马丽珍介绍他给社科院的金观涛做助理，抄稿，送稿，来往穿梭做些杂事。抄稿间隙，他会细读那些文字，甚至会禁不住用铅笔在旁边作些改动。一些琐事的处理使金认为他“是一个十分认真，办事让人放心的人”。

　　潘祎自此开始与一些学术机构建立了联系，虽然多是打杂，但他的生活和交往开始逐渐体面起来：有可能从事一些编务、出版、策划工作。至90年代初，他已经开始专职或兼职任诸多机构的职务，并担任一些机构的顾问，参与创意和策划了一些社会活动，为电台、电视台撰写项目计划书，接受报刊约稿，并为一些产品和服务撰写广告。后来他扎进人力资源圈内，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产生不少作品。

　　他还参与编写了《走向未来丛书》、《二十世纪文库》、《现代文化丛书》、《企业家丛书》、《中国劳动人事百科全书》、《行政管理学大词典》、《诺贝尔经济学奖者著作丛书》、《最新全真托福详解》、《开国第一刀》、《边缘丛书》等等。

　　2000年1月21日，中华英才网在国内首推在线职业咨询，通过电子邮件和在线论坛为答疑解惑，这就是潘祎主持的“老潘信箱”。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只持续了三个多月，但据说当时的日的访问量超过10万人次。

　　潘祎说：“没有监狱的生活，我只能算是活了一半。监狱里可以说是生活的最底线了。在这里确定了我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的人生原则。”

　　潘祎从不掩藏自己的经历。出狱不久，人家给他介绍女朋友，他把自己的经历和盘托出，吓跑了好几个女孩。

　　1995年10月，潘祎与一个小他10岁的女孩结了婚。她了解潘祎的全部历史，仍然嫁给了他，即使在一些问题上并不赞同和支持他，但也不阻挠，算是尊重他的选择。现在，儿子已有6岁。妻子与潘祎有约在先，不愿自己被媒体关注，不要扯进自己和孩子。

　　2000年夫人出国留学，2001年10月他带孩子前往北欧探亲。2002年2月，潘祎独自回国。在一家电视台的经济节目担任策划。

　　多年来，潘祎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但他努力地干着，他想着自己是个男人，得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

　　潘祎认为，一般来讲，50年代出生的人责任感强，甚至从法律上讲，可能不主张自己的权利也会承担义务；60年代的人学习能力强，但会稍稍追求一些权利义务上的对等；70年代的人，物欲更明显，甚至可能为短期的利益放弃一段经久的友谊，但他们学习能力更强，也更现实。因为成长过程中已经接受到信息技术，信息污染也增加。尤其70年代后期出生的，大多是独生子女，没有责任感，没有合作感，没有精神，没有归属感。80年代出生的人今年最大的才22岁，只有个大概印象，就是：意气风发，还不知天高地厚。

　　二十出头就成为全国注目的人物，潘祎清醒地知道：“出名并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辉煌的业绩，完全是被人包装出来的。但当时我并没有清醒认识到这点。便觉得自己真是个人物了，很难再回到现实。另一方面，因为有了这个虚晃的身份，又造成某些经历，这种经历在客观上也使得我很难再恢复到原来了。说白了，我是个被舆论害了的悲剧人物。”

　　潘祎极少与同学往来。许多同学已经位高权重，但他认为那与他无关，“就是要饭也要不到他门上”。

　　潘祎说他对成功或者失败或者困惑并不很在乎。

　　不设计未来，永远生活在边缘

　　1998年末，潘祎向母校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贸大学)提交了一份《学历、学籍、学位申请书》。他认为学校要求他自动退学，实际上把他推到了一个异常艰难的处境之中，至今他仍背着当时的处理所带来的沉重的包袱，在生存、发展等方面，他失去了正常人的资格。

　　申请的过程繁杂而艰难，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潘放得下。他说这是他总结自己的一个环节。

　　在《申请书》中，潘祎对自己的描述是：经历了诸多困苦，我尚未消沉，依然积极地在人生之路上奔波。

　　潘祎自称是“五无”人员：没有职业，没有房子，没有固定的收入，没有固定的地址，没有医疗保险。

　　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边缘人，应该是跨年代的或者是跨观念的人。现在做的节目，各种流派的专家他都要接触、交流，要去理解他们不同的观点。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要有知识积累，另一方面要有观念上的宽容性，各种观念要能接纳、融合。

　　边缘人的另一个标志，就是永远不可能进入主流。潘祎的工作永远是兼职，这与他入狱经历有关。“除非朋友，才能先干起来。凭我的为人和能力，才带来另外一个层面的身份变化。”潘祎开始感到危机：“以前我曾说除了离婚和长期的病痛之外，该经历的我都经历过了。但现在不行了，1997年犯心脏病差一点死去，腰疼得有一段时间走不了路，再加上透支体力和掠夺性的资源开发，我真怕承受不住。”

　　几年来，潘祎在不下20家企事业单位工作过。他依然有挫折和困惑，这是选择太多的困惑，而20年前是无从选择的困惑。他说：“这是进步的一个明显标志。”

　　关于未来，潘祎说他没有设计。“人生的困惑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我不想再为这个困惑而困惑了。对于自己该承受什么就承受什么。这不是消极。也没有做未来的设计，给自己今后20年做一个规定，我认为是超载，也太形式化了。我现在惟求，再回头看过去的时候，不说有什么丰功伟绩，但至少我能说我是按我自己的原则生活着，这就行了。”

　　他把现代社会定义为“浮躁、功利而短视的时代”，并且认为，在他所能预见的未来，不仅改变不了，而且会越来越甚。

　　人到中年的潘祎把自己归类为行动主义者。遇到失败，他不考虑该怨谁，而是考虑该做什么。

　　“祎”，字义为“美好”。潘祎说，以此为名，是父母希望他的生活美好。“实际上，美好只是种愿望，是个理想。现在，理想继承了，美好却没有。时代开了个玩笑。”

　　名字意为美好，而本人却是个失败主义者。潘祎说，“很讽刺”。

　　新年刚刚过去，得到潘又要失业的消息：“那个节目马上就要停播了。而新的节目中没有我的位置，只好打道回府。”

　　文／许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