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教师爷”陈惠湘--企业的暮气与霸气

　　口述/陈惠湘 采访/本刊记者张小平

　　《联想为什么》让陈惠湘一夜之间名闻天下，并获得了“为什么先生”的称号；《中国企业批判》却招来了业内人士更多的批判及“中国企业教师爷”的讥讽；而他认为最具理性的《企业团队修炼》一书，出版时却显得相对的风平浪静、没有太大的起伏……

　　宠辱之后是平静，但不变的仍然是对中国企业文化问题的积极思索。2002年陈惠湘去了一趟北欧，考察了像爱立信、嘉士伯等国外一些企业，联想到5年里跑过的约300多家中国企业，不禁有很多的感触……

　　金碗讨饭

　　在嘉士伯办公本部的写字楼内，有一个微型的金属雕塑：一把立着的菜刀，刀刃寒光闪闪，上面趴着两个小人在“刀口舔血”……这无疑是在鼓励一种危机意识和竞争精神。创新其实源自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危机感。

　　现在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各种信息、词汇都层出不穷，到底哪一个概念出现的频率最高、最持久呢？还是创新这个概念，从90年代初到现在全世界一直经久不衰。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几乎都在谈这个问题。

　　但在积极创新、持续发展的背后，是对积累的极度重视。我在考察爱立信公司时，一方面随处可见它蓬勃的活力；另一方面能感受到它深厚的积累，比如它在19世纪末和清朝政府进行商务来往时的资料和照片，至今都保存完好……

　　中国企业在创新与积累上是怎么样一种情景呢？我考察过几百家中国企业，发现一个现象：凡是发展比较顺利，已达10年以上的企业，很多都出现了“两气”——暮气与霸气。在中国IT界有这样的戏言：30岁时你就该回家看《夕阳红》了……在国外又是怎样呢？爱立信公司有位副总裁，已经50多了，折腾起来比年轻人更显得虎虎有生气！也许越是历史悠久的民族，越不觉得珍重；越是欠缺历史的民族，越是因稀缺而感到宝贵。所以我们是抱着金碗讨饭，人家却是慢慢积累，一点一点攒。

　　秋后算账

　　当一个公司规模还很小的时候，它是怎么决策、怎么去定战略的呢？一般来说，通常是创业的领导人凭自己的经验，凭自己对市场的判断、感觉和智慧，去判断怎样做，然后一下令，大家就OK了并跟着做，也许失败了，也许就侥幸蒙成了……这个不仅是中国企业的特色，外国很多企业也是这样的。

　　走了多少路就有多少经验积累。经验有没有上升为可持续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和规律，这是很重要的。因为经验仅限于你脑子里面，你跟你的伙伴是很难互动的。人和人的经验是不一样的。一把手和副职之间由于角色的问题会存在一种差距，一个看的更远一点、更全局一点，一个却看得不那么远、可能是局部的。你的经验没有转化成为一种方法论的东西，那么在企业内部就无法共享。这种情况形成的“恶果”是：第一，在决策的过程中缺乏应有的约束，民主很难实现；第二，这个“独断”式的决策到了真正实行的环节时，会发生严重的信号衰减——别人很难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时你怎么能够保证它的执行效率呢？

　　有心的领导人会在这个过程中做反省，做一些梳理，做一些总结，为什么这些事情能做成而那些却失败了？现在来看当初决策的那些想法到底对不对……这叫“秋后算账”，自己跟自己算账，看能不能把这种经验转化成为一个科学的方法论层面的东西。它的好处在于，如果师傅做了30年，积累了30年经验以后，徒弟接着做5年、10年就会了。

　　柳传志在交接班之前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带领大家一起努力把联想从前获得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做了转化、总结，变成了一种方法论层面的东西。像郭为、杨元庆他们就可以在以后进行“拷贝”，不必要再枉花气力，走冤枉路了。在欧洲的这些企业里面，就是在历史的进程中，把他们这种制定战略、做管理的经验，转化成了一种方法论，然后不断的积累。

　　心灵契约

　　有人会问，价值观和文化的积累到底有什么用呢？我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企业在面临重大决策和重大变革时，这种积累下来的强势文化，会很快在内部形成一个团队的高度统一的意识，去支撑企业的改革。GE的总裁杰克•韦尔奇在进行再造GE的变革时有两条线，即战略的线和文化的线，这种文化的塑造是对企业变革的巨大支持。第二，是企业在遇到困难时会发挥巨大作用。联想曾在1995年底遭遇巨大挫折，香港的股票跌到了0.29，年亏损达1.9个亿。但它很快就在次年打了个翻身仗。这个翻身仗是靠什么打的呢？我觉得是柳传志在平时对联想员工文化的积累与价值观的打造。第三，体现在对企业持续的发展上。文化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它渗透到你的血液中、骨子里，形成一种良好的心灵契约，大家于是有了一个共同的愿望与目标，并达成一些共同的职业道德水准和评判事物的统一标准，在企业中薪火相传，为企业带来巨大的、持续的共性支持。

　　陈惠湘的人生拐点--联想的第287名员工

　　“我不写了，再写下去就把自己写死了！”1988年的某天，当时已是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的陈惠湘，在自己的“文学导师”韩少华面前大吐着“苦水”。

　　说起自己当初搞创作时的艰辛，陈惠湘站起身来用手做了个比划：“我写过的稿件摞在一块，比我这个人还要高！”虽然这些稿件90%都被退了回来，但因为量大，所以最后印成铅字的也有了三四十万字。作家刘绍棠、韩少华等文学前辈觉得于心不忍：“像陈惠湘这样勤奋的人，不进作协好像不太对吧？”于是就做了他加入北京市作协的介绍人。

　　与陈惠湘同一阶段进入北京作协的还有王朔、刘索拉、徐星等人。陈惠湘最“苦恼”的就是和他们一起参加作协的会议：“那时作家分为老、中、青三代，所以我见了老、中年作家都要叫老师。而在青年作家这个层次，他们凑在一块，不是这个出了什么新书，就是那个又得了什么大奖，即使小说被人骂得狗血淋头也照样兴高采烈——这说明你有轰动、有影响啊。但我参与其中却没有一点话语权，那几十万的铅字就像一粟投入了沧海，惊不起一点波澜。我感到特别压抑，于是就去跟我的老师们讲，我暂时不想写了，要认真地去生活。1989年我玩了整整一年，一个字也没有写……”

　　俗话说得好，什么样的虫爬什么样的树。陈惠湘不愿再做文学的“苦行僧”，便开始寻找新的机会。90年代末中关村名气还不太好，被人叫做“骗子一条街”，但陈去考察过后，感觉到那里的人都在拼命干活，不是在混日子。正好那时联想在报纸上招人，于是就去应聘公关部的职位。“笔试的卷子很长，记得中间还有一项是为联想设计一句广告词，因为我没学过公共关系学，所以就按照自己的理解作答。主持笔试的是郭为，他在我的卷子写的批语是‘一般’，然后又加了个括弧，注明‘较差’。后来面试时郭为却与我交流得很愉快，于是我成了联想的第287名员工。”

　　进入联想3个月后，郭为劝陈惠湘做公关部经理，但陈惠湘的文人情结仍在“作怪”，他对郭为直言道：“我的理想是当个优秀的作家，在企业只是暂时的过渡，如果我当了经理后不久又走了，这对企业的负面影响太大了。”郭为的回答很坚定：“联想会改变你的！你在企业里干和你当作家的理想并不矛盾，有一天联想做大了，联合国的世界笔会就会指定请你还不是张贤亮了！”

　　郭为说得不错，联想的确改变了陈惠湘。沉浸在联想的这几年，让他对企业管理与企业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与思考：“有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北京街头散步，看见一个妇女提着联想的手提袋，上面的广告词是‘联想与你一起共创明天’。这句话太没有想像力了！我顿时想起自己在笔试时没有做好的这道题，后来一直在脑袋里琢磨，终于有一天冒出了‘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这句话。后来柳传志肯定了它，作为联想新的广告语开始大肆宣传。”

　　1996年，陈惠湘又私自写了《联想为什么》这本书：“心中有了一些想法，憋不住，想把它写出来，当初没想过要发表，只是自娱自乐而已。但写到后来，感觉越来越好。书写完后打印了两本样稿，一本托朋友送给了北大出版社，一本送给了柳传志。当时北大出版社出了本很有名的书《未来之路》，光买版税就七八十万，我提的条件是稿费和版权收入不能低于这本书。书送去的第二天，北大出版社的一位副总编就约见我，答应出版此书，保底印数是20万，版税为10%。不久柳传志也跟我谈了对这本书的看法，第一，这是本好书；第二，作为联想的高级管理人员，不打一声招呼就写起书来，这不值得提倡；第三，如果书中没有明显伤害联想的地方，我不过多地做干涉……”

　　不久，《联想为什么》问世，仿佛一夜之间，陈惠湘随着此书红遍了大江南北，成了明星般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