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长霖(二)

　　小标题：矫正中国口音

　　(同期)：田长霖：这是我孙女凯莉。哥哥呢？凯莉不好意思了。

　　田长霖：在家里我们都讲普通话，所以我这一点是很重要，我不担忧我用普通话，中文讲的话好像怕不好。有一次，朱总理来访问白宫的时候，正好克林顿总统也邀请我去，吃 饭的时候，我坐在第一桌，跟克林顿总统坐在一起。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跟朱总统用中文讲话。但是用中文交谈了一下之后，转过头我发现克林顿在看着我们，我想，克林顿总统在旁边，这可能是件不礼貌的事情，我就跟克林顿讲，我说总统希望你了解我们，因为我们都是用普通话，交谈觉得更亲切，更深入，所以我就用普通话。

　　美联社发表的一篇特写中这样称田长霖——一个脸上总是挂着微笑的小个子。田长霖因为是个不害羞的Cal拥护者而在校园内名声显赫，他是拉拉队的头儿，在柏克利进行的比赛和集会中，总能听见他用带有中文口音的英语高喊“Go Bears”，虽然他已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但他的“独特”的口音却经常出现在各类会议和演讲中。

　　田长霖：我做校长的时候，大家已经就觉得我的中国口音太重，尤其是还有湖北口音，口音很重。当然他们不知道中国口音、湖北口音之间的区别，但是总觉得这个口音不好。但是我做了一年之后，一个很好的校友，很有钱的校长，他来跟我进，非常好意的跟我讲，他说田校长你实在做得太好了，我们都非常拥护、爱护你，但是你的中国口音实在是太重，而且这是你的一个缺点。他说我知道好莱坞有这些口音矫正专家，贵得不得了，都是电影明星，或者什么大的财阀要改正他们口音的时候就去找他们，他说我愿意出钱，虽然很贵，你不要花太多时间，最好地专家可以把你的口音改一改，把你的中国口音改掉。

　　然后他还跟我说，很滑稽，他说如果你要是希望的话，我还可以请那个人把欧洲口音加一点进去，这样你听起来不更好一点。我那个时候和他争执，我就说这个我知道，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非常支持我的，完全处于一个好心，但是是一个偏见，虽然我就说我到底是不是应该接受他呢，就果真去改我的口音呢，而且他说免费，他全部花很多钱为我做，但是或者我就维持我的口音。

　　后来过了一个月，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说你的好意我实在很接受，但是我很忙，也没有时间去改口音。第二方面，我说我觉得有一点点口音也不是很坏的事情，我很婉转地告诉他，结果他也就没有再继续下去讲。

　　过了五年之后，他又来跟我讲，他忘记他从前要改我口音，他说田校长，你这个口音真好啊，真漂亮，每次你老远讲话，我们就晓得一定是你，因为你有一个很奇特的口音，就像基辛格有德国口音是一样的，他说你实在太好了，口音是你的语音识别标识，每个人都说有你的口音是一个特色，这很奇怪。你看，现在我的中国口音变成我的一个优点了，变成我一个很重要的特色了。所以我又得到一个教训，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缺点不要把它认为就一定是缺点，缺点可能是有一定偏见的看法，有一些人和社会的共同的这种看法，你要把它怎么样一下转换，可能你的缺点就变成你的优点了。

　　小标题：教育与为人最为重要

　　1935年7月24日，田长霖出生于中国的武汉，原籍为湖北省黄陂县人。父亲田永谦给这个在家里排行第六的男孩，取名田长霖，喻意为天降甘霖。然而，战乱加上逃难成了田长霖难以摆脱的童年噩梦。

　　田长霖：我武汉的时候，我记得我上幼稚园，4岁的时候上幼稚园。第一个我有生以来第一个唱歌是唱日本歌。所以我现在只记得那个日本歌记得很熟。因为那个时候日本已经侵略中国，1930年代末期，所以就占据了武汉，武汉之后，就每一个学校，每天开始上课之前都要唱日本歌，都要聚会在一起，所以我现在印象很深，但是我那个时候父亲家里面一定要逃，要离开这种环境。

　　1938年夏天，日本军队攻打武汉，田家被迫舍丢弃家产，举家逃难。一年后，一家人在上海团聚，艰难度日。抗战胜利后第二年，田永谦出任上海财政局局长并兼市银行行长。

　　田长霖；我父亲在上海掌管财政金融，所以他有汽车，他有好几部汽车，所以我们上学都是汽车。我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不要特殊化，所以我有时候我就跟驾驶的先跟他说，我说你把它停得远一点，不要停在学校门口，你停到学校还有二三条街的地方，然后我们自己再走到学校去，所以我希望尽可能不要坐着汽车上学。

　　结果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的英文老师他突然说，你们知不知道上海的整个财政金融负责人是谁，就是田长霖的爸爸，我在班上听着老师说，我无地自容，因为我很希望能够像每一个同学一样，不要把自己变成特殊化，所以这个对我印象也很深。

　　田长霖就读的学校是位于上海襄阳南路的位育学校，这是一所不挂校牌、不公开招生的学校。在一九四零年代，就是在这个学校里，却悄悄地展开了一场中国教育史上独领风骚的改革。中国的初级教育自一九二二年起，采用初中、高中各三年的学制。语文、数学和外语采用的都是循序渐进的直线编排，而物理、化学、历史和地理等学科则按圆周编排。由于教学内容重复，浪费了老师和学生的不少时间。位育学校决定施行五年一贯制，在选聘优秀教师的同时，不仅传授知识，更教会学生掌握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学习方法。

　　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校长的陈佳洱，是田长霖这个时候的同班同学。这位长期从事粒子加速器研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到现在还记得，田长霖调皮捣蛋，在课堂里用铅笔戳他的经历。还记得他数学成绩特别好。

　　后来田长霖全家迁往台湾，原本生活富裕的田家，开始陷入窘境，一家十几口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睡觉都需要轮换。

　　田长霖；所以有晚上我半夜里醒来，看到我父亲坐在那里，我说父亲你为什么坐在那里，不睡觉，你累得不得了是应该睡觉。他就说我睡不着。我说怎么会睡不着呢，我那个时候我们都已经十几岁了，我说我哥哥，我弟弟我们都年纪这么大，我们都可以卖包子或者是卖菜做苦力，我说你不要担心，我们的生活都是没有问题的，结果父亲就跟我讲，他说他不是担心我们没有菜吃，没有菜吃这个问题不是太重要的，他说最重要的我担心的是你们的教育，我怎么办，我怎么送你们每个人去大学、中学小学，而且要最好的大学、中学、小学，如果我不能够使你们得到最好的教育，我一生就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

　　在田长霖十七岁的时候，父亲因操劳过度心脏病突发逝世，家里的生活雪上加霜。母亲李润棣终日操持家务，田长霖和三个兄弟在课余兼任家庭教师来补贴家用。终生清廉自守的田永谦没有给子女留下遗产，但一句“教育与为人最为重要”的嘱咐却让他们终身受用无穷。

　　一九五六年九月，就是这个后来被人说成是集能力、精力、魅力与一身的田长霖，，口袋里揣着借来的300百块钱，买了一张单程机票来到美国求学。

　　田长霖：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到美国的第一站是在西雅图，就是在美国的西北角。结果我的同班同学好多都在一家飞机上包机，那时候我们做了30几个钟点的飞机，而且沿途停了好多站。下了飞机之后，我的同学坐飞机转往别的地方，但是我没有钱，用生硬的英语打听灰狗巴士站的地点。我就坐巴士，从西雅图一直坐到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要坐70几个钟点。等到到了路易斯维的时候，可以想象得到，路几乎都不能走了。

　　七十多个小时的路途让田长霖感到的只有漫长，当时他并没有想到，这趟漫长的求学之路将会耗去自己半个世纪的的生命。

　　田长霖：我下巴士的时候，又发现路易斯维黑白分明，我正好那个时候想去厕所，但一看上面写着“只准白人进去”，我开头进去要去一个厕所，就是“只准白人进去”结果看旁边还有一个很破破烂烂的角落上面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是有色人种多那边去，我那个时候就是不知道是到有色人种呢，还是去这个白人，只有白人可以去的，我就站在那儿一直等。

　　但后来实在等不及了，就是说一定要去厕所了。我才问一个人，我说到底我应该去那边，那个人还很好，他说你是来访问了，刚刚第一天到美国，你可以到那个白人的。但虽然我是去那个白人的地方，但是我心里面很难过。我是黄人，我是有色人种，我为什么要遭到不同的待遇，所以这些都是给我后来有很多的印象。

　　34年前，没有人会想到那位曾经在公共厕所外面徘徊的年轻人，后来会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那时候田长霖靠几十块钱的奖学金，维持全部的生活和学习所需，他用了短短20个月的时间，得到了路易斯维大学的工程硕士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另一个硕士和博士学位，创造的这个记录，至今无人能破

　　田长霖：其实第一年开始的时候，连80块都没有，只有55块，第二年我拿了80块。55块钱的美金，要包括你的住房，包括你的吃饭，所以我们吃饭都要到最最便宜的地方吃饭，住房一定要到最最便宜的住房。所以我第一年吃饭的地方，连学校的公共食堂我都不能去，还是太贵，我每次都要走半个钟点，到黑人区，到最贫困的贫民区，因为它那个饭比较便宜，所以我每天都是这样去省钱。住的地方，我记得，第二年我找到一个残废人，和他住在一起，因为和残废人住在一起的话，租金很低。很多人不愿意跟残废人住在一起，尤其是跟残废人共一个厨房，但是对我来讲这个最好，我只要钱少。因为我那时候还要付一部分钱回家里面给我的母亲，而且还要做很多其它的工作。所以那时候真正领略到怎么样能够节约，怎么样能够节省才行。

　　身高一米六四的田长霖曾梦想成为一名职业篮球选手，为此他经常拿自己的身高来开玩笑。他说他无法实现的梦想就是打NBA，因为，我真的非常努力，只是我的个子却从来不曾向上发展过。

　　田长霖：第一年到美国来的时候，1956年到美国来的时候，我的教授叫我小个子中国佬，这是非常侮辱性的一个名词，天天他都这样叫我，从来不叫我的名字，每天都叫我中国佬，一个非常侮辱性的名字，但是我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是侮辱性的名词，我以为这还是因为我从中国来，所以他叫我中国佬，好像还蛮亲热的。结果过了两个月之后，有朋友告诉我说，说这是一个非常侮辱性的很大的一个名词，你绝对不能接受，这是对你的人格、尊严都有所损害。那个时候我听了以后，我就有很多心理的挣扎。这是我可以说第一次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我那个时候想，如果我跟我的教授去争辩的时候，他可以把我的奖学金就取消掉了，因为我是跟那个教授做工作的。他如果取消掉的话，那个时候我可能在美国被驱逐出境，我可能一生都完了，整个的想法都没有了。但是我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这个人的人性的基本的尊严，也不能够好像就这样随便的就让它过去。

　　这件事儿田长霖至今都很少向人提起，他当时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一种痛，他依旧白天上课，而晚上则整宿整宿地徘徊在闪烁的系霓虹灯下，他无法平静，一个21岁的年轻人第一次失眠了，在接下来的二十八个小时里他没有办法让自己睡觉。

　　田长霖：因为没有睡觉那个时候就有一种勇气，我就去跟他讲了，我说绝对不能再叫我中国佬，它很有侮辱性，他说那我应该叫你什么，我说你可以叫我长，叫我霖，或者叫长霖都可以。他说我怎么可以记住你们中国人这么怪异的名字，他的那个表情都是很侮辱性的，但我那时候也很气，这是一个美国老教授，我说不管你记不记得我的名字，不管你怎么叫，但是你惟一的一点我要坚持的，就是你不能再叫我中国佬，这是一个侮辱性的名字。

　　21岁的田长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在接下来10个多月的相处中，那位教授再也没有叫过中国佬，但也没有叫过田长霖的名字。

　　田长霖：因为他也好有一个基本的立场，他觉得他不愿意撤退到叫一个华裔人的名字，所以他名词都叫我come on、年轻人，或者是怎么样，就用其他的呼唤我，这个时候我就得到一个很大的教训，我就发现，有时候我们不要担忧你的这个好像是不是因为维持一个很重要的尊严，或者很重要的一个立场，而担忧你整个的事件，好像会产生对你不良的影响，结果那个教授以后对我反而很尊敬。

　　一九五九年，博士毕业后，田长霖来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工程学系任教，后来当了这个系研究所的副所长。一九八八年，他成为欧文加州大学副校长，两年后，回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当了校长。

　　一九九四年六月八日，田长霖当选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田长霖博士曾获30多项重要奖励，其中有传热界最高荣誉AIChE-ASME MAX JAKOB纪念奖(1981)，ASME传热学科学奖(1974)，AIAA热物理奖(1977)，美国国家科学院金质奖(1991)，以及德国、日本有关学会的多项大奖。他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1976)，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香港科学家学会授予他最优秀的中国学者(1989)。

　　田长霖教授是国际传热学界权威学者，长期以来在热辐射、热传导、低温技术、热管理论、两相流及反应堆传热、多孔介质热交换、太阳能利用、航天热控制、光电器传热等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许多创新的成就，对美国航天飞机表面隔热层作出了极大贡献，解决了航天飞机的防热技术，他在反应堆热工技术方面也是行家里手。发表了约300篇论文著作，培养了60多名博士研究生。

　　在待人处世方面，田长霖兼具东方人的温文敦厚与西方人的风趣干练。他相信成功必须耐心等候机缘，但也强调什么事只要你看准了，就要全力以赴，不计后果。做学问你要创新，你要走极端，走最新的领域，克服最高的高峰，这个是做学，但是做人你要中庸，要能够想到别人的环境，不要走极端。

　　字幕：2000年9月，田长霖被诊断出脑肿瘤，手术后中风瘫痪，身体衰弱。

　　2002年10月29日，田长霖在美国加州红杉城去世，终年67岁。

　　伯克利加州大学现任校长罗伯特.M.伯塔尔在田长霖去世的当天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田长霖的乐观精神、他的为自己所秉持的原则而奋斗的积极态度、他的忠诚和热爱，已使学校变得更为强大。

　　为表彰田长霖对教育的贡献，柏克利加州大学决定把即将兴建的“东亚图书馆与研究中心”，命名为“田长霖大楼”，以完成田长霖期望在柏克利校园内兴建东亚研究中心的心愿。

　　简历：1935年7月24日，田长霖出生于中国的武汉，原籍为湖北省黄陂县人。后在上海和台湾读书，1956年只身赴美求学。22岁取得路易斯维尔大学硕士学位，24岁时在普林斯顿大学仅用了20个月就攻下博士学位，25岁任伯克利加大助理教授，33岁任柏克利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至今，34岁任系主任，41岁当选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48岁任伯克利加大研究副校长，53岁任尔湾加大执行副校长，55岁到62岁任伯克利加大校长，58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他还曾当过柏克利足球队拉拉队长、乐团指挥、铜管乐队成员。辞去校长职务以后，他开始担任伯克利加大NEC荣誉讲座教授，在全美各知名大学巡回演讲；1998年，他担任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委员会主席，经克林顿提名任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委员，1999年担任美国亚洲基金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