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璎(二)

　　字幕：宾西法尼亚州，汉丁顿，朱尼塔学院

　　同期声：1987年林璎女士获得耶鲁大学美学博士学位，贝利特多和林璎是耶鲁大学有史以来获得此学位的两位最年轻的学生。今天，林博士将就艺术与社会的密切关系为题为我们作演讲。欢迎林博士。

　　林璎：谢谢校长，朱尼塔学院的各位老师和同学。我的作品来源于一种使人们能够认识他们所生存的环境的单纯愿望。这种环境既包括他们物质上的，也包括他们心理上的生存环境。正是这种愿望一度使我参与到了一些与政治有关的，集中体现我们这个时代中一些发人深省的事实的创作当中。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努力维护作品的完整性，不使他们原本的感染力受到丝毫减损。艺术应该是一种活跃的载体，永远向世人展示着新颖的，不为人熟知的主题。正是由于那些跨越时代的，充满了个性与奇思的想象的付诸实现使今天的我们清楚地认识着自己。它们不仅是同时代人之间的一种对话，更将成为不同时代人们之间的一种对话。也许我们每个人只能被定义为现实的存在，但我们完全可以使这种空间上的存在得到时间上的衍生。我们每个人都是整体意识的一部分，通过我们的作品、形象、思想，写作等等而彼此关联。我们将在这些沟通中告诉未来的一代，我们是谁，曾经做过什么，可能的话，还包括我们将对他们产生什么样的正面影响。

　　校长：本地越战退伍军人代表想借此机会表达他们对林博士的谢意。

　　越战老兵：早上好，我们是本地23位在越战中牺牲的军人的代表，我是罗伯。史密斯，我左边是麦克劳、雷恩和塞斯。玛亚，代表所有的越战退伍军人，我想感谢你为设计越战纪念碑所付出的一切努力。没有任何其它的设计更能安慰我们死去的战友了。数字只能是数字。而那些密布在纪念碑上的名字将不断地提醒我们自由的可贵。我们对亲密战友的记忆将透过你美丽的设计而得以长存。我们感谢你，并愿上帝时时保佑你。非常感谢。

　　1988年的春天，林璎从耶鲁大学建筑系博士毕业，并开始在纽约的一家建筑公司实习。这个时候林璎接到来自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南部贫困法律中心的埃迪.阿什沃斯打来的电话。他希望林璎能够为民权运动中的牺牲者设计一座纪念碑。

　　林璎：起初我很犹豫，因为越战纪念碑所引起的轰动还历历在目，而且我也不愿意被禁锢在纪念碑的领域里。我已经婉言拒绝了许多这类的设计请求，然而当阿什沃斯先生告诉我美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民权运动纪念碑时，我开始对它产生了兴趣，并且很愿意与中心的人员进行接触，从而更多地了解他们对这座纪念碑的想法。

　　我对民权运动的历史知之甚少。只知道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当我看到“只有当公平与正义如水流般直下时，才能真正使我们感到满足。”这一句时，我知道水的使用将成为这个设计的核心，她会将所有元素完美地结合起来，其中包括对种种历史事件的陈列和对那句原文的引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发现在我童年时期的记忆里，媒体对于越战的关心程度远远高于对这场发生在国内的维护种族平等的战斗。我觉得，那段时期的特殊性是我接受这项设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那是一段我不曾知道却又应该知道的历史。

　　我在去蒙哥马利之前，仔细研究与阅读了许多中心寄来的史料。我还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研究电影、文学和有关那段时期的新闻剪报，以获得当时运动背景的感性认识。在惊诧于所获知的事实的同时，我更加不理解，这些发生在我成长时期的史实竟然从未在学校的课堂上出现过。许多当时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如今都已经被淡忘了，人们所知道的只有马丁.路德金，罗莎.帕克斯等一些人。不仅如此，这一运动中发生的事件则在以更快的速度被人们所遗忘，而对于那些牺牲者则更少有公平可言。

　　法律中心的大楼已建成多年，同时并没有太多空间留给一个生态建筑。他们原本想在入口处摆放一座石碑，石碑上刻有民权运动中几位比较突出的牺牲者的名字，从而保留下大楼的入口。而我的第一反应是几个名字远不能说明问题，同时，使修建地点保持原状也是不可行的。要在这里建一座纪念碑就必须重新翻修大楼的入口。我及时地向中心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与在华盛顿的经历截然不同的是他们对我的设计表现出了全然开放与合作的态度，允许我按自己的构思完成这座纪念碑。我知道自己首先得静下来，在我的形象概念生成之前，找到一个能够说服自己的，可以用文字表达的，关于这个设计的定义。最重要的是要找出这个设计的本质，然后才是察看建筑地点。因为我对设计的构图总是从看到场地的第一眼就开始了。

　　在经过了三个月的研究和阅读后，我意识到，任何运动的诞生必定有其独特的精神本质。假如能找到这种本质，就会解决许多问题。

　　对于这个作品中水的控制是十分细致的工作；人们几乎感觉不出水在经过圆桌表面时的流动。当你在轻触水面的过程中与纪念碑进行着交流时，或是当水流遇到阻绝时，看似静止的水流会奇妙地显现出回流状，直至其流向纪念碑的基座。我努力发掘着水所蕴藏的全部力量---——它在轻缓的流淌中释放着从黑色花岗岩上汲取的能量。

　　是什么造成这些水的散落呢？看这边，从两条槽流下来的水汇聚到一点上，所以会有多余的水。而这边的水是沿直线下来的，所以少一些。你看这些小的截面...(你觉得要怎么处理呢？)我们用一些材料将他们填平，但是得确保这些材料不会泛黄。

　　我喜欢想象把它翻过来以后的样子。因为它独特的由大渐小的锥形设计会使迎面而来的参观者感觉它似乎是悬空的。你只看见一个表面光滑平坦的大圆盘，上面流动着文字。

　　水的使用在这个设计里是关键。水可以用来增加冷静的感受，我们想让静静的水流看起来像在推动圆盘旋转。你可以一边阅读着这些历史，一边触摸并随意改变水流的方向。从心理上说，我由衷地希望人们认识到自己是使这件作品复活的一部分。

　　字幕：民权运动纪念碑BARRE VERMONT

　　六千人多人参加了1989年11月的纪念碑捐献仪式。许多民权运动的参加者及在运动中牺牲者的家人都前来参加了仪试，其中包括1955年因拒绝给一位公共汽车上的白人男性让座而被捕，并从此引燃了民权运动导火线的黑人女性罗莎.帕克斯。

　　字幕：朱尼塔露天和平祈祷台JUNIATA PEACE CHAPEL

　　在完成了民权运动纪念碑后，林璎做了这个小型的雕塑。一个位于宾西法尼亚州以西400英亩的鸟类栖息地上的露天祈祷台。林璎把这个设计分为了私人和公共两处供人冥想祈祷的部分。置身私人祈祷台上能够看到下面露天祈祷台的全景。

　　林璎：你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由石头围成的环形雕塑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在那个隐蔽的山脊上有另一部分。这个圆的直径是40英尺，而那个的直径是4英尺，由坚硬的花岗岩制成，平坦而光滑，紧贴于地面。这是一个生长着大量藓类的山脊，用不了多久，石头就会被覆盖上苔藓。等草长出来以后，就看不出来那是石头了，如果不是仔细看或是坐在上面的话。

　　这就是这个设计。非常简单。这些石头都不是被齐整切割下来的，我们选择了一些天然的石块，并且不希望他们看起来像经过了修饰。草地被包围在一个高低不平的石头围成的圈中。当你进入那个圆圈时会感到它像一个盘子，往里凹陷着。圈内的草地则很好地衔接着它和周围的地貌，使天然的地形不受影响，如同一个被人为小心安插的分界带。

　　字幕：阿拉巴马，蒙哥马利MONTGOMERY, ALABAMA

　　同期声：女士，先生们，我的名字是朱丽安。邦德，我很荣幸地向各位介绍我们亚拉巴马州的巨大财富，乔治。小华莱士。

　　乔治.小华莱士：那些在民权运动中被害人们的家属们，此刻我的心与你们同在。在我深知你们今晚难以言喻的怀念之情的同时，请记住有无数阿拉巴马人民和美国人民正与你们心心相印。我本人的家庭遭受过许多痛苦，而从那些痛苦中走出来的我的父亲却成为了一个更富有激情，更善解人意的坚定的宗教信仰者。我欢迎你们利用这个周末来到阿拉巴马参加这次具有特殊意义的活动。希望你们能感受到来自这座纪念碑的力量，来自一座朴实的建筑的无法抗拒的力量，它将为你们所爱的人而长存。

　　林璎：这是属于他们的时刻，属于他们的地方，我已经完成了我所能做的，剩下的就得由他们来做了。

　　字幕：19**年民权纪念碑启用

　　同期：欢迎EMMETT TILL埃米特。迪尔的母亲罗莎。帕克斯女士

　　罗莎。帕克斯：当无数个被黑暗笼罩的午夜充满了我的生活，当我的眼睛成了涌泪的喷泉时，我意识到我儿子的死不只是我个人在痛苦中哭泣的经历，而是一种全世界人们的觉醒。

　　安德路。古德曼的母亲ANDREW GOODMAN：当安德鲁的尸体被找到时，她的父亲，现在已经去世了，说：“我将视这种个人的悲痛为对我们国家的悲痛。”这个悲剧不是个人的，它是整个国家意识的一部分。现在，一座非凡的纪念碑将一切记录了下来，它将始终提醒着一代又一代人们勇气与责任的意义。

　　现场主持人：为此我们今天聚集在这个联盟诞生的地方，为逝去的人们献上这座纪念碑，同时也为更多伤痛的心带来宽慰。这里曾孕育了反对者的暴行，今天它被从纪念碑流淌出的涓涓细流抚慰着。一座如它所彰显的伟大运动一样，质朴而神奇，充满震撼与力量的纪念碑。

　　林璎：令我着迷的是那些数不清的，愈合着人们伤口的，没有缺陷的圆环。吸引我完成这项设计的原因之一正是这个环形结构的神奇力量。当许许多多家庭来到这里环绕着它的时候，圆周就被合拢了。当它周围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圆环就变得更紧密，直到这些人和他们的手填满了整个环而让人觉得他们似乎在与指间的这些“历史”进行着超越时空的对话。这是真正令我感到很特别的地方。

　　我感到，从越战纪念碑到民权运动纪念碑，自己仿佛穿越了整整十年的美国历史。它们真的是从内在改变着我对自己的认识。

　　字幕：耶鲁女性纪念雕塑

　　这是一个难以抗拒的机会，因为我终于可以实现一个长久以来的梦想了：

　　我必须问自己，一座置身耶鲁的献给女性的雕塑意味着什么？起初他们希望我做一个纪念耶鲁录取本科女生二十周年的雕塑。但我认为女性在教师队伍和学院中的出现远远早于那个时期。我发现从建校初期耶鲁就开始有了女性的踪影。事实上，在她们被允许公开录取之前，就有女生在耶鲁的课堂里听讲了。那时她们被叫做“静听生”。

　　我很想让人们看到和听到这些。

　　我的第一幅草图是一个圆桌和一串螺旋形的文字。但是在阅读了几个月有关耶鲁的资料后，一天早上我突然惊醒，然后迅速画下一个椭圆形桌面和长方形的基座。

　　字幕：耶鲁大学校园女性纪念雕塑启用仪式

　　耶鲁大学的那个设计从原则上讲是比较难的。最开始，我对用一座纪念碑来纪念耶鲁女性的这个设想没有任何主意。我知道走在耶鲁的校园里，到处都充满着男性气息，从长椅到其它一切建筑都是男性化的。你不由自主地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闯入了一个男人的世界。

　　我想，作为一座由女性设计的用来纪念女性的纪念碑首先应该能使自己信服。我思考着它的形态，并且决定采用圆桌形喷泉的方案。我的确希望能在耶鲁建一个喷泉，起码还没有一个地方能给学生提供聚集的场所。耶鲁其实是一个较城市化的校园，这座纪念碑的修建将开辟一个步行区。

　　我特别想要使用一个螺旋形。我想到越战纪念碑和民权纪念碑都是循着一种时间周期来设计的，也就是说，他们既有开始的时间又有结束的时间。而对耶鲁来说，他只有开始的时间，而没有终止的时间，所以我马上想到了螺旋形，一个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螺旋形。

　　1969年时，女性申请就读耶鲁大学的人数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理由是他们认为女性无法取代男性的地位。这种制度花了七年时间才被取缔，然后越来越多女性来到这里就读。所以数字显然成了这里关键的因素。

　　我决定要做的螺旋形不是以1969年耶鲁毕业第一位女生为起始，而是包括在耶鲁还没有女生以前的所有毕业生，所以它必然是从零开始的。我有意将时间拉回到1701到1702年耶鲁刚成立的时候。这样，从水流出的地方开始就出现数字“零”，在第二个数字出现之前有170个数字“零”，然后是一位数，再是两位数，三位数，四位数等等。你能看到这串数字在逐渐变宽，如此便直观地体现出女生就读耶鲁大学的比例在逐年增加。

　　耶鲁大学女生代表：当我看着这个喷泉，看着这些代表了所有曾经生活在耶鲁的女性的数字，想到她们为我们今天的一切所建立的基础时，我同时想到了耶鲁未来的女性，她们将行走在前人的足迹上，同时创造着耶鲁新的历史。

　　林璎：我觉得我的一生是因为热爱自然而存在的。能够做些事情改善人们与生存环境间的关系将是我的一个长远目标。我现在是要塞委员会的顾问之一，并正在协调一个将原旧金山金门军事基地移交给国家公园管理处的项目。

　　耶鲁大学校长：吸引我成为这个委员会顾问的原因之一是我的确把这个要塞看作一个带领环境工程进入21世纪的重要过渡。这里会成为一处国际化的环境治理的典范。

　　我想我对这个看法的提出是出于一种对军事力量、机器、军队，武器等的防护意识，对我们的生存环境的保护意识。而“防护”这个概念在21世纪应该是有所不同的。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近，人们会相处得越来越融洽，是时候该更多地考虑一下如何保护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了。

　　林璎：这座女性纪念碑也是我所知的唯一一座带有注脚的雕塑。注脚上写着1969年耶鲁录取第一位女性进入本科学院。

　　字幕：纽约NEW YORK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纽约是一个很理想的工作地点，一座不夜城。自称为艺术家和笨蛋的人都在这里。这里有最好的也有最坏的东西，这里汇聚了各种思想，同时还有一种特殊的气氛不断促进着人们在快节奏中的工作热情。

　　我选择建筑专业的原因是因为我对艺术的热爱同时伴随着一种对数学和科学的巨大兴趣。而建筑正是这两种兴趣最有力的结合。这是许多女性难以涉足的领域中的一个，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女性在这一领域才刚开始崭露头角，但愿在21世纪能看到更多女性加入这个行业。应该说一个女性立足于社会的过程是十分不同于男性的。至于人们对性别差异的看法是否会得到改变，我自己虽然没有亲身经历，但我确信目前还是存在区别的。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我对一个设计的形态构思是一种快速直觉的过程。这种直觉往往会成为我设计中最有力的部分，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这里的区别在于，有的人是先设计出雏形，然后一遍一遍修改，直到满意为止。而我则是从开始就认准一个想法，并一直做下去。因为我相信最原初的灵感一定是最贴切的，修改它只会使它逐渐丢失原始的魅力。因此我始终忠于最初得到的灵感。

　　在艺术与建筑之间

　　我的作品总是介于艺术与建筑之间。我从不有意区分两者。然而，我所创造的每一个艺术或是建筑作品却又是不尽相同的。而且我发现每一件作品的创作过程都有着看似雷同的不同。

　　对艺术来说，瞬间闪现的意念或灵思是整个作品的灵魂。我会尽量不使细节干涉主题或凌驾于主题之上。

　　而对于建筑来说，你必须在实用功能和艺术追求之间小心地找到一个平衡点。虽然我的建筑中总是有一个主题——就像小说里的情节——贯穿着整个设计，但同时我也要密切注意每一个构成部分的美学表达。你必须解决从设计规划，机械装置的选择到所有硬件和组件的挑选等问题。还要使它们各得其所且相得益彰。正如每一篇小说虽然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但每一章节，每行句子甚至每个文字也都必须为主线服务。

　　可有时你会很容易在建筑过程中忽视了这个潜在的主题；因为你把许多精力都投入到了细节的决策上。或者因为你太注重或太轻视主题的表达，就会使它过分突兀于一个建筑的实用功能；从而使居住者感到异常而单调。一座建筑的修建过程是耗费人工并强调细节的。对整个建筑过程应该有全面细致的设想，通过一个预先计划好的安排会把随意性和自发性减小到最低程度。可是想象一下为一幅画作设计一个蓝图，然后按预先设计好的方案完成它。这和依葫芦画瓢有什么区别呢？而建筑则需要紧密依照设计好的图纸和方案来搭建；任何改造和变更只能出现在设计的早期阶段——图纸和模型上。尽管在建筑过程中会留有更改余地，但我认为这已经不是修修改改的合适时机了。

　　我发现在保持两种媒介的平衡的过程中，最难的就是，假如我把建造一个建筑的过程应用到艺术创作中，将会扼杀了一件艺术品。

　　所以我决不会去“设计”一件艺术品。

　　在我的艺术作品中，许多细节是被做出来的。更有意思的是，它们的建造过程有时会类似于建筑。尽管如此，那些作品还是能够保持其灵感的表达。比如“Wave Field”来自一种对波浪的简单的影像概念，“Groundswell”只是把许多玻璃碎末撒到了地上，越战纪念碑的灵感则是由一种将地面切开的本能冲动导致的。

　　一件艺术品的主题可以由我决定，它可以独立于外在的需求及功能而存在。一座建筑的需求和条件则是多重的。对我，艺术是特殊的自画像——它们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是谁，因此要比建筑来得个人化。事实上，一座建筑倒更像是它未来的使用者的自画像。

　　然而有时在追求艺术与建筑的道路上，我觉得自己哪边都不属于。长久以来，艺术界总是把我看作建筑家而建筑界又把我当作艺术家。一位教授曾经告诉我，你应该在两者之间做一个选择。而我担心的是这会导致我精神分裂，从而使我的作品也变得脱节而混乱。

　　过去的十年里，正是在形成这样一个艺术与建筑的综合体的过程中，我创作了一些介于这两种媒质之间的作品。

　　字幕：越战将士纪念日1992年

　　VETERAN’S DAY 1992

　　(同期)主持人：作为一座纪念碑，有关它的无数文章和评论是近十年来任何其它纪念碑所不及的。它成为了纪念碑设计的国际化标准。十年来我一直希望有一天它的设计者能够同我们一起参加纪念仪式。今天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她当时只有21岁，一位耶鲁大学建筑系的学生，参加了国内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纪念碑设计竞赛。她创造了一个时空，一个生者与死者相聚的的时空。能够邀请到她是我们的荣幸。女士们先生们，越战将士纪念碑的设计者，林璎。

　　林璎：谢谢。我真的没有做什么准备，对演讲之类的事情也不太在行。多数时候我都是让我的作品去说话，然而我的确很想回到这里来参加十周年纪念活动。能够帮助这么多的人对我来说有非同寻常的含义。也许我是它的作者，但我希望你们知道，它是为你们而存在的，是为每一个带着情感而来的人存在的。是你们赋予了它生命，我想感谢你们所有人为这个国家所做的一切，谢谢你们。(林与满怀感激的参观者的接触，流泪，拥抱)

　　老师：她总是想要创造，就像一片锋利的刀刃，义无反顾的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着。这也是为什么她总是能够创造出那么令人感动而好奇却又貌不惊人的完美作品的原因。她的每一件作品都充满了那种浑然天成的感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她总是一个人决定，一个人完成，没有任何事能够阻挡的了她。想象一下在调查过程中抵制住所有反对声浪所需要的勇气，而她当时只有21岁，却能承受住这一切，这种非凡的品格...她的世界就是一个充满勇气的世界。

　　今年43岁的林璎1959年10月5日出身在美国俄亥俄州雅典城，是家里两个孩子中的老二，上有一位哥哥。她来自一个充满创造力的家庭。哥哥是一位才气纵横的诗人。

　　其母是文学教授，外祖父是一位医生。父亲是声名卓著的制陶艺术家，也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艺术院院长。父母1940年移民到了美国。

　　林璎的父亲认为，她遗传了姑姑林徽音的蓬勃野心和独立自主的个性，其建筑方面的才华，亦来自这位姑姑。他曾说：“林家的女人，每一位都个性倔犟、果敢独断，才华洋溢而心想事成。

　　(书侧面用：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园，父母，全家的照片，小学照片)

　　林璎：关于我在俄亥俄州的成长过程，其实是比较特殊的。虽然作为那里唯一的非白人居民，我们的生活并没受到什么影响,但我的父母还是喜欢过一种远离尘嚣的生活。因此，我们几乎是在一种四口之家的单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都是大学教师，我母亲是一位英文教授，所以我从小就接触到相当学术化的环境。我父母亲都来自中国，40年代中后期移民至美国。我父亲读的是制陶专业，后来成了俄州大学艺术系的主任，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去他学校玩。我觉得我从父母那里学到很多，他们批判的眼光对我们的成长产生了许多影响。后来到年龄上学了，我非常喜欢学校的生活，也很爱学习。真是那种每天回家就做作业，然后看电视的小孩。

　　林璎觉得自己虽然生长在一个几乎遗忘了中国传统的环境里，但她却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到自己作品中混合着的东西方文化中含蓄内敛的遗迹。她视自己的作品为两种文化共同的声音，它们深深地依存于她的华裔本质。

　　林璎：父母从不直接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总是让我们自己选择。为了使自己没有强加的嫌疑而是通过呈现事实使我得出自己的结论，他们说的东西我虽然有时侯不理解，但却传达着一种静默的教导的微妙空间，并且确认亚洲文化带给我的影响。这种影响力造就了一些具有实验主义色彩和教育意义的作品；它们是通往一种自我意识的途径，这种途径被母亲描述为道教中的“道”。而“道”正是一种反闻闻自性和自我觉醒的过程。这些就是我在成长过程中得到的反思。

　　这种东方的审美意识同样也通过我的许多设计在形式被表达出来。然而，对我影响最大的，我想，莫过于家庭所带给我的一个安定和清怡的环境。似乎总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力量推动着你去做一些事……从来都没有这种概念，觉得人应该为了金钱才去努力奋斗。我们虽然从小就被鼓励要取得好的成绩，但并非出于任何利益的目的。相反，这种想法会被认为是很错误的。你之所以做某件事是因为它对你来说很重要，既使它无法使你变得富有。因此我们从小就受到这样一种注重创造力的思想的感染。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作为子女，你会在不经意间继承着父母的言传身教，假如你非常尊敬和爱戴你的父母，你会把他们当作一种榜样。

　　我的童年是在一片林子的环抱中渡过的。那是我真正怀念的一种隐谧与美景。我们家的后院是一大片山林，或者说是由几片林子组成的一大片山林。那些地面在每个山脊之间起起伏伏，是孩子们的天堂，其中有一个山脊，我们叫它“巫师的后山”。

　　从学生时代起，我对东方建筑的兴致就远胜于对欧洲建筑，比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法国的对称式花园或那些经典的建筑语言的好奇。我曾经非常惊讶于自己与中国建筑之间的微妙联系。直到在一次与家人回中国福建的经历中看到了父亲度过童年的老房子，我发现简单的庭院，精雕细琢的木头，可随意撷取的湖畔小景环绕着整个院子。显然，在这座房子和祖父收藏的中国字画中间成长起来的父亲也深受着他们的影响。父亲的那些作品已经说明了一切。

　　从小到大，我总是被父亲制作的各种艺术品和家具摆设包围着，从我吃饭用的瓷质盘碗到桌椅屏风。而且正如他从小受到熏陶的情况一样，我也深受着他的影响。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的哥哥现在是一位诗人，而我则介于建筑和艺术之间。

　　我父母从事的都是艺术；父亲是陶艺家，母亲是诗人，两人都选择了艺术教育事业。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每开始一个新项目时总喜欢从研究和学习入手的原因。无论是对美国的航空工程、飞行历史、民权运动还是慈善事业的研究，每一个作品都成了我探知一个新领域的途径。也许我不会成为专家，但每当我潜心于某个项目时，便会完全沉浸在那个地方的历史或它的文化氛围之中。

　　虽然我越来越意识到两种文化在自己作品中的融会，却也时常能感到一种游离于任何一边的情愫。这种孤立与幽远同样在影响着我的创作。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些作品，特别是一些比较情绪化的作品是另一个人创造的。那个人总是在远远地注视着我。

　　我一直都知道对于父母来说我们生活的地方并不是家，而他们真正的家——中国，却已经成为了过去。他们很少谈及过去，而且总是与现实生活保持着一定的疏离。

　　几年前我问妈妈，为什么她从不提及她的过去，她说，这是因为我从来没有问过她。

　　我不认为这是她的错，的确我也从未想起过问她。因为那些已经不再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了——离开中国来到美国使他们从此被隔离，不仅仅从物理距离上，也是从文化和情感上——他们曾经是那个政治动荡下的中国的一部分，而那个时代已不可逆转了。

　　这使童年的我形成了一种意识，那就是时间是属于现在的，是俄亥俄州，是我眼前的这个四口之家——父亲，母亲还有哥哥。我从没见过我的祖父母、叔伯或是姑姨。我也从不问别人的家庭、父母、他们的过去和历史。

　　我想，父亲最早一次跟我提及家族中的历史是在我21岁生日的时候。我们当时在华盛顿，他当时提到他的姐姐林徽因，我的姑姑，一个建筑家。

　　我被她的那些故事所深深吸引。她和她的丈夫梁思成一起参与设计了天安门广场并整理了许多中国古代建筑的文献史料。当她来到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就读建筑系时，学校因为她是女生而拒绝接收，于是她只能先在教职组中呆了一年。

　　父亲尊敬他的这位姐姐。我想正是出于这种钦慕才使他一直希望有一个女儿。

　　因为我的母亲，我的姑姑——当然还有一直起到很好的衔接作用的父亲，我从没觉得自己和哥哥之间有什么性别上的差异。

　　回首我的童年，那是一段非常与世隔绝的时光。多数时间我都喜欢呆在家里专注于学习，干自己的事情，或者索性一动不动地坐在院子里训练我的小兔子、小松鼠、花栗鼠和浣熊。小动物们在房子里玩耍的时候，我则专心于制作各种流苏花边、蜡模铸银等等。每天放学以后去父亲的陶艺工作室或他所在大学的艺术学院成了我生活中最熟悉的部分。这也使我在某种程度上与俄亥俄直至整个世界所发生着的一切形成了隔离。越南战争，民权运动对我来说似乎是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的事。

　　也许是出于厌倦，也许我更愿意把这当作是一种自我回归的方式。如今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我不容易和伙伴们一起相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从来没想过。

　　对自己的华裔血统我一直抱着天真的态度。

　　在我赢得越战纪念碑的设计竞赛之前，我从来都认为人的种族不是个问题。记得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一位记者问：“你不觉得这很可笑吗？越战发生在亚洲而你正好是个亚裔？”我当时觉得这完全是个种族主义的问题而且和我的设计毫不相关。在后六个月中，那些越战退伍军人竭力控制着局面，直到华盛顿邮报上出现了一篇题为“一座献给亚洲战争的亚洲纪念碑”的文章时，我才开始意识到我们要有麻烦了。无论那位记者对纪念碑的“禅”或“道”的背景说得多么言之有理，它也始终不是一件亚洲化的作品。据我看来，那位记者更感兴趣的是佛教而不是我的设计。终于，我还是忍不住想从一起工作的那些退伍军人那里知道他们真实的想法，然而他们显得有些不知所措……那个时候，我终于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人们不能接受一个“亚洲人”设计了这座纪念碑的事实。

　　我觉得自己第一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

　　有时一个陌生人，比如一个出租车司机会问我是从哪里来的。而我常常会本能地在心里想：“看，又来了。”或者说：“从俄亥俄州来。”然后那个人会说：“不不不，我是问你究竟从哪里来？”……我的确不喜欢总被看作是“外来的”——不是属于这里的，不是美国的，那又能是哪里的呢？于是很自然的，我会为了这个问题和对方争执起来，坚持自己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就这点来说，这些争执只会使我越来越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血统。现在，出于避免冲突的经验，我会说：“我从俄亥俄州来，不过我母亲来自上海，我父亲来自北京”。

　　这样，提问者就感到比较满足了。

　　可是这个无心的问题却透露了一种真实的态度。它使我真切地认识到对一些人来说，我的确不应该“来自这里”，不应该是“美国人”。

　　也许正是这样一种被视为他族的经历不断的影响着我世界观的形成，成为一种远远的观察，一个旁观者。

　　直到父亲去世以后我才开始意识到他对我事业的影响之巨大。他对美的敏感充满了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从我们使用的家具到喝水吃饭用的陶罐；从我们修建房子的地点——离群索居的树林深处，虽然身在城市，却又与之隔离，总是离不开自然的环抱——直至他使用的那些和土地一样颜色的粗陶彩釉。

　　然而最普通的事实往往最容易被忽视。当我凝视着逝去的父亲时，我发现一件事，是他那双手。他有一双精巧而美丽的手，而他给了我一双同样的手。这双手带给他用黏土工作的技巧，他可以用它们拉出一个个像他的手臂一样修长的陶罐。或许我永远也无法知道为什么他作为一个制陶人会带给我事业如此深刻的影响，因为我从未成功地做出过一个象样的陶罐；不管我如何努力，都无法控制好那个粘土做的球。

　　每天放学，弟弟和我都会去父亲的工作室。不知有多少个小时我们就这样静静地看着父亲揉捏着那些黏土，捶砸它，拉拽它，然后用钢丝切割它们；黏土在他手里好像液体和塑料一样顺从。他总是随意地拉出一个形状，然后轻轻一碰就恰到好处地结束或开始了一个造形。

　　没有想到我在耶鲁大学的教授会觉得用橡皮泥做一个建筑并把它漆成闪亮的黑色是一种古怪的行为。又或者越战纪念碑的最初形态正是来自饭桌上的土豆泥……谁知道呢。我的许多作品都是从橡皮泥开始的，而橡皮泥正是一种用油来保持柔软的黏土。它就像土壤一样；一股塑造土地的激情似乎永远挥之不去，它就在我的心里，是我全部作品的生命。

　　【脸谱】

　　林璎，祖籍福建省闽侯县，1959年10月5日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雅典城。她的家族堪称书香门第，林璎的曾祖父林孝恂，是光绪己丑科(1889年)进士，历任浙江海宁、石门、仁和各州县。他资助青年赴日留学的学生，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林璎的祖父林长民曾赴日留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善诗文、工书法，回国后与同学刘崇佑创办福州私立法政学堂，并任校长。林璎的父亲林桓精于陶瓷，曾任美国俄亥俄美术学院任院长。母亲是一位诗人，曾任俄亥俄大学亚洲和英语文学教授。中国著名的建筑大师梁思成和林徽因是林璎的姑父和姑母。脍炙人口的《与妻书》作者林觉民，亦是该家族中人。

　　林璎小时候就展现出数学和艺术方面的天赋。她中学时期就是班上的尖子生。毕业后，即被耶鲁大学录取，成为该校建筑学院学生，1981年获学士学位，1986年获硕士学位。1987年，林璎被耶鲁大学授予美术荣誉博士学位。

　　在耶鲁大学上学时，教授们告诉林璎，你要么到建筑学院学建筑，要么到艺术学院学雕塑，但不能两者都学。林璎后来承认，她是建筑学院正式学生，但经常偷跑到艺术学院听雕塑课。由于同时受两个领域的训练，这无疑为林璎后来的成功打下了基础。她说：“雕塑是诗，而建筑是散文。”

　　在耶鲁大学建筑学院读书的时候，林璎就喜欢到附近的“林阴墓园”去走走，观看那里形形色色的墓碑和雕刻。她说：“那儿有一个渡船船长的墓，墓碑上刻着一条渡船，线条简单又优美，我就喜欢简单而不复杂的东西。”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林璎曾到欧洲考察，走访了许多墓园，她觉得墓园设计也是一项专门的学问，所以在四年级的时候将坟墓建筑列为自己的选修课。

　　今天，由林璎设计的作品遍布美国各地，有在耶鲁大学的“妇女桌”、在田纳西州克林顿区的儿童保护基金会礼堂、纽约的非洲艺术博物馆、纽约大学的亚太美国人中心和为洛克菲勒基金设计的艺术品等。其中最出名的要数她的成名作“越南战争纪念碑”的设计。那时她才21岁，上大学三年级。一天，林璎在系里的告示牌上看到了征集越南战争纪念碑的通告，立刻跃跃欲试，不久就和同学一起开车到华盛顿做实地考察。她研究了各个领域艺术和文化，了解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纪念物是如何纪念死者。她还阅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关于战士的杂志。两个星期以后，她做出了模型。林璎的老师将她的设计评为B，却仍然鼓励林璎将设计寄走。

　　她被美国《生活》杂志评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百位美国人”与“五十位美国未来的领袖”。1999年，美国《亚裔杂志》(A.Magazine)评选出过去十年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百名亚裔人士，入选的华裔人士包括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崔琦与朱棣文，华盛顿州长骆家辉。爱滋病防治研究专家何大一等。林璎也名列其中。

　　2002年5月30日，在获知自己当选耶鲁大学校董后，林璎说：“我的父母亲移民来到这个国家时一无所有，但作为教育家，他们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我知道，如果我的父亲在世，他一定会同我的母亲一样为我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