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璎(一)

　　林璎MAYA YING LIN

　　【原声】

　　只有当你接受和承认痛苦的现实之后，才有机会去愈合那些伤口并走出它们的阴影，从而超越它们。就在你读到并触摸每个名字的瞬间，这种痛苦会立刻渗透出来。而我的确希 望人们会为之哭泣，然后从中找到生存下去的勇气，并从此主宰着自己回归光明与现实。假如你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就永远无法从中解脱出来。

　　---------林璎

　　字幕：这是一个关于艺术观和创造力的故事，也是她因越战纪念碑被载入美国历史的经历。这座纪念碑曾经帮助无数美国人平静地接受美国历史上的一些痛苦片段。本片记述了林璎，一位设计师、建筑师和雕塑家二十年中的设计成果及其所带来的影响。

　　今年43岁的林璎设计的空灵而富有东方艺术气息的纪念碑，每年吸引200多万美国人到华盛顿驻足、参观。这座带着体温的倒“V”字型纪念碑，墙壁是简洁深黑的“光可见人”的花岗岩，上面刻满了越战中阵亡的美国官兵姓名。哀拗逾恒的亲友来到纪念碑前，奉献鲜花和眼泪。

　　林璎：一开始我就问自己，到底建一座纪念碑的意义是什么，尤其是一座20世纪的纪念碑的意义是什么?当宝贵的生命首先成为了战争的代价时，这些“人”无疑是第一个应该被记住的。因而这项设计的主体肯定是“人”而不是政治。只有当你接受了这种痛苦，接受了这种死亡的现实之后，才可能走出它们的阴影，从而超越它们。就在你读到并触摸每个名字的瞬间，这种痛苦会立刻渗透出来。而我的确希望人们会为之哭泣，并从此主宰着自己回归光明与现实。假如你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就永远无法从中解脱出来。所以一座纪念碑应该是“真实”的写照。首先要接受和承认痛苦已经存在，然后才有机会去愈合那些伤口。

　　有人评价它是如此的与众不同，没有一点雷同的痕迹。它没有一个特别的形态，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你面前的只有战争、死亡和生存。难以置信这是出自一个20岁女孩的设计。

　　林璎：1980年秋，那年我和其它五名学生正打算做一个有关墓地建筑的作业，主要强调如何通过建筑形态来处理“死亡”这个主题。整个学期我们做了许多相关的设计，有一个同学，我忘了是谁，偶然发现了征集越战纪念碑设计方案的海报，于是我们想，何不把它作为毕业设计呢？

　　越战退伍军人(JAN SCRUGGS) A：1979年，我看了一部名叫“猎鹿人”的电影，从那晚开始我强烈地感到应该建一座越战纪念碑。而当时的美国政府显然没有这个打算，于是我知道自己注定应该完成这项使命。

　　越战退伍军人(ROBERT DOUBEK)B：我们组成了一个社团并积极说服国会批准在宪法公园修建一座纪念碑。1980年7月1日卡特总统终于签署了专项法案。然而当时的问题是如何确定纪念碑的形状以及如何得到设计方案。

　　建筑师JAN：我当时并没在意它应该有怎样的外观，我能想象到的就是那种方尖碑，巨大的，四面刻着许多名字。但细想之后发现这种方案很不切实际，因为方尖碑很高，所以最上端的名字永远也无法被读到。

　　当时有人建议请全国最好的建筑大师来设计。可到底谁是最好的建筑师和建筑公司，如何找出他们却成了问题。

　　林璎：我突然有一种用刀将地面切开的冲动。我们来到将要修建纪念碑的地点华盛顿。当我站在那里时，开始本能地想象着自己用小刀将地面立体切开并翻起成两翼，一边指向林肯纪念碑，另一边指向华盛顿，上面还按顺序刻着阵亡者的名字。这时有一位同学收到了纪念碑的设计手册，其中明确规定纪念碑上必须刻有全部57000多名阵亡者的名字。于是我说：“太妙了！”将名字逐一镌刻在黑色反光的地表上。正是这样的一座纪念碑！

　　我想象自己将刀刃切入地面，并将切口翻起；一种原初的暴力和痛苦就在那时被治愈了。草皮会慢慢生长起来将其覆盖，但那个切口将成为地面上一道平坦、光滑和明亮的表层，象在一个晶洞上切开的口子，然后将四边磨光。名字就是这座纪念碑的全部，无需再添加任何修饰。这些人和他们的名字会带给每一个人回味和记忆；然而，它又不仅仅是一长串死亡者的名单，它还给了人们机会看到其他一些名字和从那些名字上反射出来的自己的脸。

　　它将成为一道边界，隔离着我们的世界和另一个更详和更隐秘的遥远世界，所以我选择黑色花岗岩体现沉思与安宁。对我来说，它从来不是一堵墙或一个独立的物体；它在我眼里是大地的一角，是被掀开的一侧土地。反光的岩石表面使整个公园的空间比原来增长了一倍,并且呈现出两个世界，一个我们的世界和另一个我们无法介入的世界。两面墙翼分别指向林肯纪念碑和华盛顿纪念碑。我希望通过联接这两个美国的象征性建筑体现出过去与现在的统一。至于以破坏公园的天然景色为代价来纪念生命，在我看来本身就是伪善的做法，更不是我的本性。我始终希望我的设计能与大地合而为一，与修建地点相互融合，而不是去占据或独霸一方。我把我的作品当作一种为大自然添置的美景，而非一种好斗与炫耀的情绪。

　　在我们回耶鲁的路上我快速画下了草图，可它看起来几乎太简单，太渺小了。我试着在边上加了一些厚平板作为引向纪念碑的过渡，但它们显然不是一回事。它太简洁了，以至于任何添加的部分都会显得格格不入。

　　根据我的设计初衷绘制的草图给人一种逐渐延伸并消逝的视觉感受，所以他们戏称我是建筑系的莫内。当你把它当作一个作业来完成而非为了竞赛时，你是完全出于自己对越战的理解，用自己的方式在进行创作，我只须担心能否通过考试。

　　耶鲁大学教授：她是我课上的一名学生，是建筑理论课的学生。我们那时的接触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在她设计完图纸后，还想附一篇相关的文章。她遇到了困难，这是她告诉我的。当时我在课上提到关于洛钦为在一次战斗中失踪的士兵而建造的位于法国北部的墓地纪念碑。那一刻她似乎想到了什么，于是开始动笔写。

　　林璎：我知道，要想完美的表达出这个设计中所包含的思想就必须写一篇辅助性的说明。那篇短文花了我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它必须传达出我的意图，因为单从图纸上看，会让人感觉这个设计过于简单了。我等了十一个小时，终于拿到了用快件寄来的展示板，然而时间不多了，我只得用手抄写了那篇文章，因此还留下了一些涂改的痕迹。当我把作品寄出去参赛时，没有抱丝毫获胜的希望，因为它全然不是一种对政治斗争的颂扬，而是集中在体现个体以及失去的生命的主题上。

　　战争纪念碑的设计并非只是单纯地修改普通纪念碑的外在形式，更重要的是能给人以悸动，使人们在迂回之间得到一种感悟。当缓慢而凝重的通道把人带入战争的源头，其中真正的含意会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为人们所理解。在两面墙翼交界处的右侧顶端刻着第一位阵亡战士牺牲的日子，碑身上按阵亡时间顺序刻着在越战中死去人的名字。每一个参观者将在这里找到一种与死神之间的妥协，而死亡终究是一种属于个体的经历。环抱于纪念碑内的宁静空间则使人们能够更好地在这里细数和沉思，产生一种无言的回响。

　　一些人自信地认为不应该随便选择一个设计方案，而应该从退伍军人当中邀请一些公正的，能够平息争议的权威人士，选出一个最佳方案。问题是怎么样在越战退伍军人当中选出这样一些人，正如其它随意性较大的社会团体一样，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越南战争中有诸多错误。美国在不同的年代都发动过战争，而在这些不同年代参战的人也有各自复杂的经历。比如1965年时，许多人是为了约翰。肯尼迪总统的一句：“不要问国家为我做了什么，而要问我为国家做了什么。”而从此被卷入战争的。而到了1969年这种爱国热情正在演变为被征入伍者的抱怨和对人性道德的反思。显然没有战胜任何人，而且谁也不愿意成为最后一个死在越南战场上的人。

　　有人建议应该组成一个评审团。而事实上，当时这件事还未被引起足够的重视。由三个退伍军人，两位烈士母亲，和一个完全反战主义者组成了一个评审团。结果发现仍然缺乏懂设计的人。最后，在经过几番内部讨论之后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建立一个评审团。由两名建筑师，两名园林设计师，两个雕塑家和一个人类学家组成。

　　评审团主席Jury Chairman：他们说我们信任你们，你们的责任很重大，但我们信任你们。我们当然也认真地担负起了这项使命，以回报这种信赖。面对着这1441个参赛作品，我们非常仔细地审阅了每一种设计。他们中有近40英尺高的摇椅、有近两层楼高的军靴、有占地面积两英亩的巨型美国国旗，当然还有的看起来像个巨大的钢盔等等。就这样，第一天我们总共看了400个设计。在挑选出近200个作品之后，我们让所有评审排成一列，并在走动中依次浏览每一个作品。

　　第一次看到这个作品时，它并未引起我的注意。但是我错了，有好几位评审都对它印象颇深。的确，凝视它越久，你就越被它打动，就越看到其中蕴藏的惊人力量。于是每多看它一眼就使我更加确信，它毫无疑问就是我们要找的那唯一的一件。

　　这个结果的确有点出人意料，因为最后被选中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看似刻板而又平淡无奇的作品。评审团成员不止一个人有着这样的感受。直到杰克。威勒，几乎是伸长了脖子惊叹道：“这一定是一个天才的杰作！”时，评审团才不得不折服于慧眼独具的那个人。

　　评审团JAN：第一印象是让我联想到一张床，然后又有批评说它像澳洲土著民用的回飞镖，而回飞镖意味着灾难必将重演。另外还有人称这是地面上的一个黑洞，是麻烦的象征。总而言之，它与传统纪念碑的形式是背道而驰的。然而评审团却竭力推荐，因为是否采纳这个设计方案最终得由我们来决定。他们认为这不是一件普通的艺术品，它将会成为世界级的，能与罗马、东京和伦敦的一流建筑艺术品相媲美的作品。总之它是非同凡响的。虽然在我们做出最后决定之时就已经知道它将是一个引起争论的话题，但我们还是情愿一试。

　　我们从设计图背后抽出卡片，上面的位置是纽哈文。杰克。威勒曾经在耶鲁住过一段时间。他猜测这应该是一个学生公寓的位置。所以这位设计者，据我们所知是一位女性，显然还是一位学生，但是还不知道她的确切年纪，于是我们派了三个代表团的成员去那里找她。

　　林璎：我的同屋找到我，但只是说：“别太激动，有一个从华盛顿来的电话找你。”于是我赶快回到自己房间等他们再打来电话，他们说：“我们想跟你谈谈关于你的设计。”就这样，他们解释了一遍后，我没有明白，又说了一遍，我还是不明白。

　　当时在美国，为数不少的身价不菲的建筑大师参加了这次角逐，但都被淘汰了。

　　林璎：当我被选中时，我很清楚自己将要面临的是一次考验，一场让我用了几年时间才认识到其艰难程度的战斗。那是一段充满了压力的日子，没有人教你如何度过那段时光。

　　一些退伍军人和家属集会抗议，辱骂林璎的作品，只不过是一个“令人羞辱的阴沟”、“丢脸的破墙”；有一位退伍军人称它为“黑色的伤疤”。一些嫉妒她的建筑师讽刺她说“她真是幸运，只在纸上画一道黑线，就得到冠军”。甚至有人大叫“我们美国人的纪念碑，绝对不能让一条东方狗来设计”。

　　字幕：美国国家艺术委员会会议室

　　越战退伍军人TOM CARHART：1968年12月从越南战场回到芝加哥机场时，身穿制服的我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那种痛苦就像被人刺穿了身体，你所能听到的只是一句轻描淡写的“欢迎回家。”当我在机场看到这次设计选拔的规模时，觉得人们多少开始重视这件事了。可是最终胜出的结果简直让我惊呆了。我认为这个设计是对我们越战经历的一种贬低和侮辱。我不在乎什么艺术品味，我也不在乎它是否合理。任何人都能看出来，这个设计毫无疑问就是一个难看的黑色疤痕。黑色，一个众所周知的代表着悲伤、耻辱、低级的颜色，一个遮蔽耻辱的洞穴。没有哪一个必须在轮椅上度过余生的越战老兵会愿意去参观这样一座纪念碑。作为一名越南战争的退伍军人，我为胜出者的这个设计而蒙羞。并提请美国艺术委员会重新确定一个完全由退伍军人组成的评审团选出的设计方案。我们越战老兵是如此盲从，如此愚钝吗？！我们还会继续充满敌意吗？！我们能接受这个吗？能吗？！

　　一个没有越战军人参加的评审团、一个非常规的设计和设计者以及越战退伍军人提出的将所有阵亡者的名字包括在内的激进要求的事实都使这项设计不可避免地成为受众人争议的话题。而最终，那些负面的反应还是得回过头来面对究竟是掩盖还是承认一切不愉快的事实这个问题上来。越战军人们自己所提出的57000多名牺牲者的名单成了许多人都不情愿面对的现实。因为它是这个国家以生命为代价经历一场战争的标志。有人在试图说服退伍军人这不是一项合适的设计时质问林璎，是否我真的不知道比起一座纪念碑来，越战老兵们更愿意要的是一次游行，一些欢快和振奋的东西。林璎告诉他的是，一次游行远远不足以令他们克服那场长时间的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的政治创伤。

　　但是，在纪念碑建成之前，他们也许还不会明白这个设计所能带给他们的体验和荡气回肠的感觉；更重要的，它并不是为林璎自己设计的，而是为了他们设计的。他们没有看见这个按阵亡时间顺序排列的名单能让一位归来的老兵在墙上找到属于他自己的那段时间，并能立刻从心理上找到人性的共鸣与知觉。

　　林璎：有差不多几个月的时间我才突然明白过来，原来有不少的人都在反对。不仅因为这位越战纪念碑的创作者不是退伍军人，还因为她是一个亚裔。我曾问过一同工作的退伍军人有关那些批评信的情况，的确有人责问过他们，说怎么能让一个亚洲人设计纪念碑。

　　令我惊讶的是，他们又对曾经许诺过的名字的排列名单提出了质疑，而按人名排列的名单对我来说是这个设计的重要部分。我希望把所有叫史密斯的人都排列在一起。有人问：“你真的以为会有人愿意在500个叫一样名字的人中找自己的儿子吗？这太不现实了，而按时间顺序排列显得方便得多。”我知道人们得花一些时间查找他们要想找的那个名字。但我的理由是，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就不在乎花这两三分钟时间，因为这个寻觅并获得的过程恰恰会成为你与逝去者之间珍贵的情感记忆。

　　有部分华盛顿地区的退伍军人对这个设计极为不满，并开始以负面的政治言论加以攻击。他们从当时的内政部长沃特的角度出发对这个设计进行恶意中伤。11月，他们开始传播一份文件，声称评审团的成员中有一个共产党人，并另有4位曾是完全反战主义者。虽然有人曾努力回避媒体对这些背景的好奇，然而仍然没能逃过幕后阴谋的破坏。国会议员亨利。海德在读到这则报导后说，他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纪念碑。然后写了一封信给所有共和党议员，请他们联名写信给里根总统，并希望通过总统敦促内政部长沃特阻止这项设计的进行。

　　评审团主席Jury Chairman：他们的意思是，允许保留原来的设计，但要把颜色改为白色，使它高出地面，并在纪念碑的最高点插上国旗。他们还说，他们可以自己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而不影响原作的创作意图。他们甚至做了一个类似的模型以证明其建议的可行。就在此时，曾经指挥过柬埔寨入侵的麦克尔。戴维森将军对林璎的设计表示了支持，他建议说：“我们可不可以保留原来的设计，同时在边上加一座塑像呢？”他的这个建议最终成为了事情发展的关键环节。

　　后来我们收到来自内政部长沃特的一封信，说他将亲自重新审查这个设计。到了月底的时候，我们收到了最后通牒，意思是，除非我们能和那些诋毁者达成妥协，否则他将取消修建纪念碑的计划。

　　沃特部长:除非他们接受这三处改动才有可能在华盛顿建起越战纪念碑。

　　美国国家艺术委员会主席：J.卡特.布朗：沃特部长的信将我们置于两难的境地，显然，他在竭力使这个计划流产。我也完全不确定是不是某些人为破坏因素造成了今天的局面。但我认为，我们应该现实一些，不能因为某些问题影响了大局，从而使我们失去一座杰出的纪念碑。

　　那些企图阻止修建纪念碑的人，他们卑劣的行径，在我看来是很邪恶的。他们用尽一切手段破坏着修建计划。大多数越战退伍军人的团体是谨慎稳重的，他们并不会与纪念碑的设计作对。真正和我们作对的是一小部分与战争有关的，具有丰富政治经验和社会关系的游说团体。

　　ABC主持人：林小姐，你是否觉得这里面有太多沮丧、辛酸和刻薄的成分？林璎：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伴随着那些对越战的争论而来的。假如被选中的是另一个人的作品，同样会引起各种议论，正如斯克莱克先生所说的那样。而他选择修建纪念碑的决心恰恰延缓了那些沮丧和愤怒的到来，并已使它们成为了纪念碑的一部分。

　　ABC主持人：你认为那三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塑像会改变你的设计初衷吗？林璎：我想会的。

　　美国国家艺术委员会主席：J.卡特.布朗：1982年秋，使整个事件更为有趣的是，为了给大量想得到一线消息的媒体和大众提供场地，我们不得不借用财政部的会议大厅进行最后决议。最为受到关注的当然是关于是否在原设计旁加设国旗和塑像的问题。假如是的话，又应该把他们放在什么位置。

　　字幕：美国国家艺术委员会会议室

　　同期声：我们今天将在这里再次传达美国国家艺术委员会的会议结果。我们已经完成了基本议程，除其中一项重要事宜外。那就是有关在原越战纪念碑设计旁作一些附加设计的建议。

　　国家艺术委员会委员A：主席先生，委员会委员，我作为公众代表在此发言。越战中最令人难忘的场景是什么？一个游击队员在一阵疯狂的扫射中打中一名全身赤裸的小女孩，女孩在惊恐和尖叫声中倒在泥泞的路上。我认为林璎是对的。她使人们远离了这些景象，她的设计完美地解决了战争所带来的所有悲痛和冲突。正是她朴实无华的设计体现出了那种奉献精神和无声的英雄主义。

　　国家艺术委员会委员B：不，我仍然不喜欢那堵墙。但是妥协意味着，在增加国旗和塑像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勉强接受这个设计。这座塑像是对我们越战军人的一种肯定，我为它而感动。

　　国家艺术委员会委员C：主席，我是简.布洛克，我是反战军人协会的联络人。并非所有退伍军人都赞同添加的部分。这座纪念碑是如此...我为它所吸引，并深深地记住它，它是完美的。

　　林璎：主席先生，各位委员，这座纪念碑给了每个人以自由的空间去想象那些参加越战的人们所做出的牺牲和奉献。它不是献给政治、战争抑或辩论的，而是献给所有曾经为我们的国家服务过的男人和女人们的。它将人们带入一个静默与沉思的空间，使他们成为纪念碑的一部分，成为美国历史的一部分。那些附加的设计对于原作来说无异于一种造成缺陷的入侵行为，丝毫不顾作品的空间美感。而5英尺高的塑像也已经超过了纪念碑本身的高度。这些塑像凌驾于那些名字之上，已经破坏了原作的涵义。我不是对这些塑像表示赞同或反对，我只是不同意这种野蛮地将两种风格的纪念碑放在一起的做法。

　　纪念碑的碑文以及我除了名字以外未做其它任何修饰。纪念碑的顶点是整个作品的最高潮部分，我不能同意在那个地方强加一段充满了政治口吻的碑文而破坏了我们一直未曾放弃的非政治的设计初衷。显然，我在这段时间里关于政治信仰的谈论是谨小慎微的；除了天真地面对政治问题以外，我只是尽量使事情变得只和艺术有关。我觉得碑文可以存在，但是不能超过与它相邻的“1959”和“1975”的年代数字的高度，如此一来，碑文就成了简单的序言和尾声。

　　纪念碑从许多方面看都像一本书。首先，右侧碑身每一部分的右边都被做出磨损的痕迹，左侧碑身的则在左边，同时还在顶点处做了一个类似书脊形态的设计。再者是它的比例；它的碑文可以说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小的碑文，还不足半英尺高，这在建造纪念碑的历史上是从未听说过的。显然，这样的设计使得人们能在一个公众场合中感受到近距离阅读的亲和力，因为读一个公告牌和读一本书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剩下的最后一个就是关于黑色抛光的花岗岩及其细节的处理问题了。我记得和当时的另一些建筑师有过争论。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选择能反光的，高度磨光的黑色花岗岩。其中一位认为我在制造错误，并且磨光的表面会使纪念碑显得过于“女性化”。

　　华盛顿邮报上那篇“一座献给亚洲战争的亚洲纪念碑”的文章之后一场辩论在华盛顿爆发了。一些人对这个设计“太亚洲化”的说法持有异意；另一些人则认为它的保守与简陋并非出于想创造一种更加东方的、空冥的效果，而是出于一种被他们解释为对人性发展毫无价值且毫不相干的极其低调的创作态度。

　　这些言论使许多人想到这项设计是来源于一连串机械而智能化的美学判断，从而挑起了艺术家与退伍军人之间的矛盾。此外，我本身来自一所名牌院校的事实以及我长至膝盖的头发也引来了更多对这项设计的不信任以及对一个自由散漫的嬉皮士艺术青年欲将自己的理解强加于人的怀疑。

　　也许是由于对战争主题的自然反应使我本能地想要在地面上切开那道口子——在那种最初的痛楚得以愈合的同时，它也在记忆深处留下了一道疤痕。但是这个后来被一些恶意批评者描述成“众所周知的耻辱和蒙羞的颜色”的比喻实在是很难避免刻意的攻击。对这个设计的“误读”演变成了一种负面的政治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意味着越战军人的服役是由于对黑人种族文化的偏见引起的；又或者被另一些越战军人错误地理解成了类似壕沟或洞穴的设计。人们可以想象到一场充满争议的战争必然会带来一个充满争议的纪念碑。但那里面更多的是有关政治的而不是艺术的争议。对于那些对战争一直抱持肯定态度的人们来说，选择设计一座与政治无关的纪念碑的想法本身就与政治有关。谢谢。

　　国家艺术委员会主席：J.卡特.布朗：非常感谢，我想我们非常理解创伤的愈合对于这个国家和这些人来说有多重要。我们都希望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份力量，帮助伤口早日愈合。当然也希望尽最大努力来慰籍和肯定那些曾经为越战奉献过的人们。

　　国家艺术委员会最终通过林璎的设计。越战纪念碑开始动工后，林璎赴华盛顿监工。德州富商罗斯裴洛是当初为越战纪念碑设计提供奖金的人，此时怒火中烧，为气愤的退伍军人购买机票，催促他们到华盛顿示威抗议，要求政府拨款另外建造一座由白人雕塑家哈特设计的纪念碑，那是一座包括三位军人与一面美国国旗的特大铜像。支持哈特作品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一位曾是影星伊丽莎白泰勒前夫的参议员华纳，他说服国会通过特殊法案，将铜像建在林璎设计的纪念碑的正前方。林璎知道后伤心而无奈地说，他们仿佛是硬要在我画的人像上，涂抹两撇胡子一样。此时，一位黑人四星陆军准将，乔治.普莱丝将军在一次小组听政会上向大家证实并捍卫了林璎的设计方案，才使工程得以继续向前推进。

　　林璎：在纪念碑破土动工之前我离开了华盛顿。我必须这样做。因为我相信当你越近距离地看着某件事物的成长时就越难察觉到它的变化。再一次来到那里，碑身已被竖立起来，而且整个地方和我脑海中的想象相似得惊人。我简直有点害怕。那是种奇怪的感觉，当一个之前还完全属于你自己的想法被付诸实现并且公开出来时，它就再不是你思想中的一部分，再不是你私有的了。

　　1982年2月，美国政府宣布，哈特设计的铜像，将即可动工兴建。

　　9个月之后，也就是1982年11月13日，越战纪念碑在华盛顿正式揭幕，开放给大众参观。商贾政要云集的揭幕典礼上，没有任何人在致词时，提及林璎的名字。揭幕典礼的节目单上，只有哈特的铜像，印在封面上，全然不见林璎的作品。

　　林璎：我想，直到纪念碑落成和回归游行的那一刻我才充分意识到，原来这些越战军人们两者都需要。事实上，他们是为自己举行了一次回归游行。1982年的11月，我含着泪观看了这些人在自己对国家的贡献和牺牲长达十年得不到承认之后，为自己举行的欢迎回家仪式。

　　越战纪念碑引发的风波，使得美国艺术界与建筑界知名人士，基于好奇，也为了求得公平起见，决定将那次参赛的所有作品，再度重审一次。结果全体评审一致表决，认为林璎的作品确实是最好的。

　　林璎：你得和成见、旧传统和人们的旧观念作斗争。这在某种程度上不断的促进着我。在你试图突破思想的樊篱时，必然会引起许多人的反对，而这也许就是代价。

　　越战老兵A：对我来说，一个英雄应该是无私、忘我的，具有高尚灵魂的人。他也许要经历许多战斗和考验但他却甘愿为之而战。林璎为自己的国家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她公平诚实地赢得了这次设计竞赛，但却受着非常不公的待遇。一些反对者以她的出生背景为目标，做出许多丑陋和卑劣的事情。我为她必须忍受这些不公而感到抱歉。

　　林璎：对我而言，这座越战将士纪念碑并不是一个被人为安插到土壤里的建筑，它是在地表开辟的切口，然后经过磨砺，出落成了一个美丽的晶洞。对土地的热爱以及对人类无休止地污染地球的担忧使我渴望着回到地质时期去亲眼目睹人类出现之前地球形成的过程。”

　　我想最重要的一方面是我当时只把这座越战纪念碑的设计当成一个作业而不是一件参赛作品来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为自己做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根据我对它的理解而设计的。我从来没有去臆测过评审团喜欢什么样的纪念碑。而且直到整个设计完成后我才决定去参加比赛。

　　我研究了许多早期的纪念碑建筑，当我研究得越多就越发现它们中大多数对战争的颂扬要远远胜于对生命的惋惜。事实上，全国的纪念碑中很少有强调和关注个体的作品，除了那些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者的纪念碑。无数牺牲者的名字成为了那个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是出于实际的目的——在当时还没有使用“狗牌”作为身份证明的情况下，设计者采用这种方法来纪念那些无法辨认的阵亡者；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战争本身已经决定了许多牺牲者将无法被辨认。然而，这使我更加了解到设计者这番苦心安排的用意正是为了纪念无数逝去的生命。

　　那些纪念碑感人至深。它们准确地展现了我脑海中对纪念碑的感觉：诚实地面对战争的残酷，生命的丧失，尤其是要让人们记住那些曾经为了国家付出自己生命的名字。

　　我在心里作出决定，不对越南战争和围绕它所发生的社会混乱做任何研究。我感到政治的出现会使那些退伍军人，他们的付出和他们的生命黯然失色。我希望创造一座使每一个走近它的人都能忘记诸如“越战究竟是不是一个错误”这类问题的纪念碑。名字的力量此时占据了我，墙壁总是强烈地吸引着我去触摸那些陷进大理石里的名字。并且无论周围多么喧嚣和拥挤，总有一种详和与肃敬的气氛围绕着那些名字。名字是一种力量。

　　于是一种脱离政治的处理手段成为我对这项设计的基本目标。我不想用赞扬争斗或遗忘牺牲来突出战争这个主题，只希望人们能够清楚地记得我们为战争所付出的生命的代价。

　　什么东西最能勾起你对一个人的回忆呢？一件特殊物品或一张照片的力量都是有限的。一座现实主义的雕塑只是对一个时代的诠释。我希望创造一座能够触动到每一个人的情感深处的纪念碑。可即使到了这时，我仍然没有什么感觉，更没有一个具体的艺术形态。

　　名字的使用使人联想起关于某个人的一切。一个名字里所蕴藏的力量始终是令我感到奇妙的设计精髓；它所带回给你的关于某个人的一切细小回忆要比一张静态的照片来得现实、具体和全面得多。它能迅速抓住某个事件或一个大自的形象，而那些事件或形象是所有看似不相关的人们在某个特殊时期里的共同体验。

　　我记得一位退伍军人在纪念碑建成前问我，人们对它的反应会如何。我那时知道这些人们正在努力反对一个他们并不十分理解的设计，而我实在太害怕告诉他我的真实想法——那就是，一位归来的越战军人将会为之哭泣。

　　能够在这里和人谈论越战纪念碑的修建过程，对我来说是经过了几年时间才能够做到的。一方面是因为我本身需要时间远离那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当时的过程已经记忆不清了。

　　那个时候我只想继续我的学业，完成建筑系的课程，然后再考虑关于下一个设计的事。

　　当越战纪念碑揭幕时，林璎在耶鲁大学毕业并获准在哈佛大学建筑系研究所深造。可是，一切争论平息后，已使她身心疲惫，而无心念书，逐决定暂时休学。林璎到了波士顿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后来她放弃工作和在哈佛大学的学业，回到耶鲁大学继续念研究所。这个时候她拜名师开始学习雕塑。1986年林璎获得耶鲁大学缩士学位。